——音韵学（三之二）(2012-06-05 00:46:07)三、上古音系的研究与应用 2）上古音的声类考求：考求上古音声类不能用韵文，因而比韵部考求更难。研究上古声类，要用历时音变和地域音异的眼光来看问题；要有精深的考古功力，发现并正确利用古文献中大量的异文、异读、谐声、声训等材料；要有较好的等韵学功底和审音能力，能发掘并论证材料中所含的古今声类演变规律；有很强的引证比较和归纳推理能力，能搜集并运用方音材料、译音材料乃至近现代所用的亲属语言材料来佐证所得出的结论。 明季陈第已注意唇音声母古今有异的问题，如《毛诗古音考》卷四：“匐音必，'葡匐救之’《礼记》作'扶服救之’。……畐古读必，故福、楅、幅、偪、葡之类悉从此音。”方以智《切韵声原》有“论古皆音和说”一篇，认为古人唇音不分轻重而可通转、古音舌头舌上互切也属音和。清初顾炎武《音学五书》多有轻唇注为重唇、舌上注为舌头以及章组、喻四、邪纽等注为舌头音的用例，如《唐韵正》“知古无轻唇”的考证既是。柴绍炳《柴氏古韵通》也明确认为古人轻重唇不分、舌头舌上不分，无所谓“类隔”或“交互”，而只有音和。之后，黄生在其《义府》、《字诂》中列举了很多轻唇古读重唇的例子，并提出“某与某一声之转”之说；熊士伯《等切元音》提出“娘母同泥说”；徐用锡、仇廷模、王霖苍等都引证或论述过轻唇重唇、舌头舌上等古声纽问题；李光地论舌头舌上音最为明确，如《音韵阐微·凡例》云“知彻澄三母，古音与端透定相近，今音与照穿床相近”。再后有邹汉勋《五均论》列举“论照穿床审析为照穿神审甾初床所”、“论照之照属古读同端知本钱（晓徵）说”、“论泥娘日一声”、“论喻当并匣”、“论神本在禅顾陆诸人析出从影”、“论字纽犹韵类有古本音有流变”等数条上古声类讨论条目，惜原书已佚，条目仅存，内容未明。戴震《转语二十章》对古声纽亦多所涉及，分古声母为二十类，再求其音义的通转。钱大昕是清儒研究上古声类最用力且成果最为突出者，《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处引用详博的例证进行扎实的考据，得出“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等结论。近代章太炎提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曾运乾提出“喻四古读如定、喻三古读如匣”说。黄侃总结诸家成果，拟上古声纽为十九声类，颇具系统性。今人王力、周祖漠、李方桂、李荣、裴学海、严学窘、李新魁等在上古声母研究上各有创获。总括古今学者的上古声母研究成果，主要的可归纳为下列数条： 古无轻唇音：明末清初以来的学者对此多所涉及，钱大昕在其“古无轻唇音”条中作了总结性的论证说：“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也就是说上古没有“非敷奉微”一组轻唇音声母，轻唇音后从古重唇音“帮滂並明”中分化出来的，他举证百十条以证实。 古无舌上音：钱大昕在“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中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是说上古没有舌上音“知、彻、澄”，它们是从古舌头音“端、透、定”三母中分化出来的。他引证多而实。 古无正齿音：钱大昕论及古无正齿音时说：“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是说中古三十六字母中的正齿音“照三、穿三、床三”（章组声母）上古也读舌头音“端、透、定”，可称“章组古归舌头音”或“照三归端”。该论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娘日归泥：清人熊士伯、邹汉勋曾提出古“娘日泥”三纽合一，但论证不够。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正式提出并充分论证“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认为“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支别，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是说中古的“娘、日”两母字上古都读“泥母”。他多用谐声、声训、异文等材料来详加论证，但研究者一般认为日母和泥母在上古是两个读音相近的声母，还不能将它们合为同一个音位。 喻三归匣、喻四归定：清人邹汉勋《五均论》曾将中古喻母整个合并于上古匣母，失之粗略。近人曾运乾在其《喻母古读考》一文中离析喻母，提出“喻三归匣、喻四归定”之说，认为：“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为于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音匣母，喻母古隶舌音定母，部仵秩然，不相凌犯。”是说中古的喻母三等（喻三，亦称于母或云母）字在上古属匣母、中古的喻母四等（喻四，亦称以母）字上古属定母。举证多而所论确切。 照系二组归精组：邹汉勋《五均论》分正齿音“照穿床审”为“照二、照三”两组，把照二组合并于古“精清从心”，把照三组合并于古“端透定”。黄侃承用并发展邹氏的观点，在《音略》、《与友人论小学书》中申述古无照系二组声母，中古正齿音照系二组的“庄、初、崇、生”四母，在上古读齿头音“精、清、从、心”，即庄组（照二）与精组上古原是同一组声母而中古才一分为二。他主要用谐声字来证明，如“斩（庄母）－渐（精母）；察（初母）－祭（精母）；霜（生母）－相（心母）”等。此说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黄侃先生在《与友人论小学书》中还提出“古群归溪”和“古邪归心”之说，即上古牙音有“见、溪”而无“群母”，齿头音有“心母”而无“邪母”。至此，他总结前人古声纽的研究成果，并对《广韵》的声类和韵类进行了综合考求，得出著名的古韵二十八部，称为“古本韵”。考定上古十九声纽为“古本纽”与“古本韵”相配合。其“古音十九纽”为： 一喉音：影喻 晓 匣（为） 见 溪群 疑 二舌音：端知照 透彻穿审 定澄（神）禅 泥娘日 来 三齿音：精（庄） 清（初） 从床 心邪（疏） 四唇音：帮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写在“古音十九纽”旁边的小字，表明是“今声”，也就是从上古声纽中分化出来的中古声母，其中加括号的，表明是从中古“三十六字母”中再分出的声母。为补这类归纳法的不足，现代音韵学者又运用了演绎法：如果认为某两个中古声类在上古属同一个声类，就必须找出它们在中古之所以分化的不同条件；如果找不出，就只能认为这两个中古声纽在上古并非同一声类，而只是两个上古读音相近的声类，不能归并为一个音位。据此王力《汉语史稿》提出了上古三十二声母系统，并拟其读音： 唇 音：帮非［p］滂敷［p'］並奉［b］ 明微［m］ 舌 音：端知［t］透彻［t'］ 定澄［d］ 喻四［d '］泥娘［n］来［l］ 章［ȶ］ 昌［ȶ '］ 船［ȡ］ 书［ɕ］ 禅［ʑ］ 日［ȵ］ 齿 音：精［ts］ 清［ts'］ 从［dz］ 心［s］ 邪［z］ 庄［tʃ］ 初［tʃ'］ 崇［dʒ］ 生［ʃ］ 牙喉音：见［k］ 溪［k'］ 群［g］ 疑［ŋ ］ 影［Ø］ 晓［x］ 匣喻三［ɣ］ 时至今日，各家对上古声母系统还没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王力的三十二声母系统虽多被采用，但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此外，有人认为上古有诸如［kl］、［pl］、［sm］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存在，也有人不同意，也有待深入研究。 3）上古音声调的探求：明清以来，不少音韵学者涉足了上古声调的研究，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结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 “古无四声”说：宋代的吴棫在《韵补》中认为平上去入四声在上古可以“通转”，即四声之韵可以通押；程迥《古韵通式》认为上古“四声互用，切响通用”。通用则无界限，实质上就是上古无四声之分。明季陈第在《读诗拙言》中说“四声之辨，古人未有”。顾炎武《音论》说“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亦有不尽然者，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若依其“四声一贯”说，易得出上古无四声的结论，故多不取。 “古有四声”说：江永认为古有四声，不赞同“四声一贯”说，不承认声调可以随意通转，认为古代押韵不严才出现四声杂用现象。《古韵标准·例言》说“四声虽起于江左，案之实有其声，不容增减，此后人补前人未备之一端。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戴震、钱大昕观点均似江永。江有诰、王念孙认为古有四声而不同于今四声，有些韵四声俱备，有些韵并不全备。江有诰《再寄王石臞书》谓：“至今反复紬绎，始知古人实有四声。”王念孙书云：“谓古人实有四声，特与后人不同，陆氏依当时之声误为分析，特撰《唐韵四声正》一书，与鄙见几如桴鼓相应，益不觉狂喜。顾氏四声一贯之说，念孙向不以为然。” 古四声不齐之说：段玉裁持“古无去声”说，他在《六书音均表》中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孔广森持“古无入声”说，认为除闭口韵外上古无入声，入声是由去声中的“短言之”演变而来的。作为口语中已无入声的山东人，他认为入声是后代南方的产物，其古韵分部只有阴声韵和阳声韵而无入声韵。黄侃持“古有平入二声”说，认为古无上去二声，《音略》谓“古无去声，段君所说。今更知古无上声，惟平入而已”；《声韵略说》谓“古声但有阴声、阳声、入声三类，阴阳声皆平也。其后入声少变而为去，平声少变而为上，故成四声（四声成就甚迟，晋宋间人诗尚去入通押）。近世段君始明古无去声……，《切韵》之后，去入始有严界”。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八“五声说”云：“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声是也。说以世俗之语，则平声有二（实则阳类自为一声，谓之平声，语不甚切），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自《三百篇》以至汉初，此五声者大抵自相通叶，罕有出入。”所说颇为新颖。 王力承段玉裁之说，主张上古声调有两种平声和入声，即长平和短平、长入和短入：长平到中古仍是平声，短平到中古则变成了上声；长入到中古变成了去声，短入到中古仍是入声。周祖谟《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继承和完善王念孙等古有四声之说，论述《诗经》中去声独用而不混的事实，证明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具备。此外，陆志韦认为上古有长去、短去两个去声，故有五声。李荣认为上古有二声三调。李新魁认为上古声调共五类，调值有三种。总之，上古音的声调是需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各家分歧颇大，难以定论。然从各家的意见中看出一些共同性的倾向：一是上古汉语有声调之分，与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大略相当，只是各家标名各不相同。二是上古调类可与中古四声相应，说明中古四声都有上古来源，但又不是完全照搬，整体系统在规律性演变中，也有一些字会发生隶属关系上的不规则变化。三是调类变化有规律可寻，调值变化很大很快而难于考定，如上古平声与中古平声同属于平声调类而实际调值不同，这就像现代汉语不同方言的同一调类往往有不同的实际调值一样。 3、上古音知识的运用 汉字是记录汉语词的，语言中的词是音、义结合体，义是词的内容，音是义的表现形式，欲求词的意义，必先知其读音，“义存乎声”是汉语词义的基本特征。词义古今的变迁，给后人阅读古文献带来许多困难，认字、知音、明义是读懂古书的基础，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清儒善于将古音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文字训诂，才取得了乾嘉之学“因声求义”的巨大成就。段玉裁先著《六书音均表》，之后才可能有《说文解字注》的高度；王念孙正是因为精通古音，才有《广雅疏证》的博大与精深。戴震撰《转语二十章》，是要“各从其声，以原其义”，主要方法是“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其方法启迪后人甚多。上古音知识应用范围很广，“因声求义”是其中最为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因声求义”的训诂，主要有辩明字用的“明假借”和推求语源的“声训”。运用上古音研究成果来认识和辨析汉语音变构词的“破读”，也是常见的音义探求方法。 “因声求义”必涉及“古音通转”，前人对此争议颇多。从戴震、孔广森的“阴阳对转”到章太炎的“成均图”，从戴震《转语二十章》、程瑶田《果臝转语记》到章太炎的《文始》，理论、方法和实践都有相当的分量。太炎“成均图”对韵转条例的解释过于疏略，遭后人误解及批评。为便利应用起见，今引述邹晓丽据太炎“成均图”结合王力上古三十韵部制作的韵转表及其解释条例，适当加以缩略： 对转、旁转、通转、旁对转规律表
使用说明：1）同韵部者为叠韵；2）同类同直行者为对转：主元音相同，韵尾发音部位也相同。即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之间的对应转换，如“之、职、蒸”相互对转、“歌、月、元”相互对转、“盍、谈”对转等；3）同类同横行者为旁转：韵尾相同，主元音相近。即相邻韵部的旁近通转，如“侯、幽”旁转、“职、屋”旁转、“耕、阳”旁转等；4）非同类同直行者为通转：主元音相同，韵尾发音部位不同。即非同类但主元音相同的韵部之间的变通转换，如“鱼、歌”通转，“阳、元”通转、“铎、元”通转、“阳、月”通转等；5）旁转而后对转者为旁对转：先旁转再对转。此类较少，尽量少用。如“幽、屋”旁对转、“侯、觉”旁对转、“微、元”旁对转、“月、真”旁对转等。 1）运用上古音知识来识别通假字：通假又叫通借，习惯称为“假借”，但与六书中本无其字的假借不同，是字用层面的同音借用，指上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不用本字而借用一个音同或音近字来代替本字的现象。通假现象在上古文献中很普遍，《经义述闻·经文假借》录有257条之多。辨明通假须从上古读音入手。如“归”字的本义是女子出嫁，而《诗·邶风·静女》“自牧归荑”、《论语·阳货》“归孔子豚”中的“归”都是赠送义，“归荑”是赠送嫩草芽，“归豚”是赠送小猪，借“归”代替音近字“馈”，“归”上古韵属微部，“馈”属物部，“微—物”两部阴入对转，两字声母属牙音见母、群母，属发音部位相同的双声，声、韵都相近，故可近音借用。通假的类型较多，有同音通假：如《诗·豳风·东山》“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通“事”，此处当“从事”讲，二字上古同属崇母之部；有双声通假：如《列子·汤问》“汝之不惠”，“惠”通“慧”，惠、慧上古同属匣母，韵部质、月旁转；有叠韵通假：如《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拂”通“弼”，辅佐义，拂、弼上古同属物韵，声母滂、並旁纽双声；有些通假字很难直接看出所借本字之所在，需要寻找相关线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论证。如《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雉”字从矢从隹，由杀伤之义转指“野鸡”，如何变成表示城墙面积的量词？注疏谓一雉之墙的面积为长三丈高三丈，与“野鸡”无关。查《周礼·地官·封人》“设其楅，置其絼”郑玄注引郑司农曰：“絼，著牛鼻绳，所以牵牛者，今时谓之雉，与古者名同”，陆德明释文：“絼，本又作纼，持忍反。”《说文·糸部》“纼，牛系也，从糸引声，读若矤”。可知“絼、纼”是异体字，“雉”借作“絼”，即借作“纼”，“纼”由系牛鼻子的长绳子转用作丈量工具，有“丈量”之义，再引申作长度、面积单位，就很自然了。“纼”古读定母真韵，“雉”读定母脂韵，脂、真阴阳对转，音义都相通。辨别古音通假，除运用上古音知识确定音同、音近外，还须重视文意的准确性，考虑上下文的语义关系，力戒穿凿附会，要有文献佐证，防止主观臆断。 2）运用上古音知识来推求同源词：汉语词汇的积累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原生阶段、派生阶段、合成阶段，“上古音”主要处于周秦时代汉语词汇派生的高峰期。因此，利用上古音知识来分析汉语词汇的派生关系，从而推求词源并系联同源词族，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黄侃称推求语源为“推因”，认为《说文》训释多为推因，如七篇上“黍，禾属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则“暑”是“黍”的源词，音近而义通，因音而求其得义之原。《论语》“政者，正也”、《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等上古文献的“声训”就已经在做推求语源的工作，汉末刘熙撰《释名》，企图运用普遍推求语源的方法来解释字义，如《释名·释山》“山顶曰冢，冢，肿也，言肿起也”等，影响深远。词的产生远早于用来记录词的文字，也就是说词的音义关系确定总是早于字形的出现，因此同源词的认定是以音同音近、义同义近为条件的，一般来说是不拘字形的，如“空、孔、洞”的字形无关而音义同源，是同源词。清代古音学家的谐声字系统研究得出了“同谐声必同韵部”的结论，说明古代造形声字时字形与语音有紧密的关系。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构成同源词的形声字往往都是由一个表示语源义的声符加上义类区别性形符构成的，这类声符就有源词所指称的语义或隐性语义，这类同源的形声字必然是形声兼会意的，如从“小、少”得声的形声字“沙、纱、秒、眇、渺、肖、稍”等都有小义，是音近义通的同源词。通假字有时也可能是同源词，但有些通假字很难考得其语源来历，如“女、汝、尔、而、若、乃、戎”7个主要的第二人称代词，上古音依声母可分二组：1）女（泥母鱼部）、乃（泥母之部）；2）汝（日母鱼部）、尔（日母支部）、若（日母铎部）、而（日母之部）、戎（日母东部）。声母一组为泥另一组为日，娘日归泥，古实双声；韵部上鱼、铎对转，鱼、之、支旁转，说明这7个字非双声即叠韵，上古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都借来表示第二人称，但找不到各自发展成为人称代词的词义来源，可能是代词意义较虚，且相对后出，只是借同音字来代替罢了，故只能把看成“通假”而不能看成“同源通假”。又如古汉语有“谁、孰、何、胡、奚、曷、安、恶、焉”九个疑问代词，依上古声母可分三组：1）谁（禅母微部）、孰（禅母物部）；2）何（匣母歌部）、曷（匣母月部）、胡（匣母鱼部）、奚（匣母支部）；3）安（影母元部）、恶（影母鱼部）、焉（影母元部）。三组声母各自相同，影、匣旁纽双声；韵部上微、物对转，歌、月对转，鱼、支旁转，鱼、元旁转，上古读音都相同或相近，情形与上例第二人称代词相同。再如古汉语有“不、弗、勿、毋、无、亡、未、莫、微、靡、否、非、匪”12个主要的否定副词，依上古声母可分二组：1）不（帮母之部）、否（帮母之部）、非（帮母微部）、匪（帮母微部）、弗（帮母物部）；2）无（明母鱼部）、毋（明母鱼部）、莫（明母铎部）、亡（明母阳部）、微（明母微部）、勿（明母物部）、未（明母物部）、靡（明母歌部）。一组声母为帮另一组为明，属发音部位相同的旁纽双声；韵部上之、微旁转，之、歌旁转，鱼、铎、阳对转，微、物对转，上古读音都相同或相近，情形与上两类相同，都不是“同源通假”。为了解决传统语言学“假借”与“同源”交叉的易混情况，可以把通假字分为“同源通用字”和“同音借用字”两类。同源通用字：即同源分化出来的新字与原字混用，也就是同源词共用同一个字形，音同而义相关联，既是假借字又是同源字的应归入同源通用字中；同音借用字：是同音词共用一个字形，音同而义不通，只是音同而词义来源不同的应归入同音借用字中。 3）运用上古音知识来识别古代汉语的音变构词法 汉语的“音变构词”，是通过改变同一个汉字音节中一个或几个语音要素（声、韵、调）来构造音义相关的新词。上古后期至中古前期，音变构词是汉语常用的构词法。周秦以来的上古音时期是音变构词最为突出的时期。如《诗·周颂·载芟》“其耕泽泽”郑玄笺“则泽泽然解散于是”，陆德明释文“解散，音蟹”，“解”作动词《广韵》读见母、蟹韵、上声，作形容词破读为匣母、蟹韵、上声，即“松懈”义，这是“清－浊”声母转换的变声构词。《仪礼·大射》“卒错获者适右个”，陆德明释文“右个：刘音幹”，“个”作量词同“個、箇”时读见母、箇韵、去声，作“箭靶伸出部分”时“音幹”读见母、翰韵、去声，这是“箇－翰”韵母转换的变韵构词。《左传·宣公三年》“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陆德明释文“从晋：如字，又才用反”，“从”的“服从、听从”义“如字”读平声，“跟随”义破读去声，这是“平－去”声调转换的变调构词。上古的这种单字音变构词法，虽然在中古以后逐渐被双音合成构词法所取代，但还是有少数留存到现代汉语之中了，如“长：长短－生长”、“为：为人－为了”、“行：行列－行动”、“藏：隐藏－宝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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