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不是士大夫

潇潇雨ekg9m5f4 2019-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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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

汪曾祺不是士大夫。“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帽子要从他头上去掉。我认为汪曾祺是现代的，不是现代派什么的，而是现代的——他的思想、情感、表达方式，都是现代的。

岁末年初，在北京参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汪曾祺全集》首发式，著名学者孙郁先生的一番话，让我深受启发。他说，鲁迅之后，一个作家的作品可以反复阅读的并不多，但是汪先生几乎所有文字都值得反复阅读。孙先生还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汪曾祺是从沈从文来的，但是汪曾祺更朗然，更大气，又很自信。他在世俗社会中发现美，在常人忽略之处发现意味，且又超越世俗，使我们感到生活如此美好。面对黑暗，他用一种美的东西去克服黑暗。

这真是见道之言，也道出了汪曾祺去世二十年后，读者依然如此喜爱他，以至产生一大批“汪迷”“汪粉”的重要原因。

回来翻看《汪曾祺全集》，在“杂著”卷中看到一篇访谈：1995年，汪曾祺家乡高邮的电视台专门赴京给汪老做了一场访谈。汪曾祺在访谈中透露，最早用“风俗画”来表示他的小说创作方法的是老作家严文井。严文井说：“你这种写法是风俗画的写法，这种写法很难，因为几乎全都是白描。”

白描的写法难吗？当然难。就像画画，八大山人的画最难画，它是最简单的，又是最难的；徐渭、齐白石的画最难画，那么几笔，枯藤下来，枯荷下来，绝不简单。

首发式结束回来，坐在车上前排的汪先生大女儿汪明，忽然模仿汪老头的口吻，来了一句：

“他们说得真好啊！”

大家都笑了。汪明的这一番幽默，真是恰到好处。

这句话典出汪曾祺的散文《名优逸事》，先生写到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担任北京戏校校长期间，一次讲话，念由秘书代拟的稿子，念到高兴处，忽然指着稿子说：“同学们啊，他说得真对呀！”

到饭店坐下吃饭，大家说汪老去世后二十年，出了多少书？无法统计。他在世时，有时酒后狂言：“你们可得对我好点，我将来可是要进文学史的。”他的三个子女，要么不搭理他，要么齐声说：“老头？就你？别臭美了吧？”

汪曾祺早年写诗。他在文章中说过，因为爱写诗，他在学校还小有名气。一次，在路上听见两个女生聊天，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回答：“就是写那种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

那些诗后来被研究者发现，当然都是在汪先生去世后的事了。有一首诗给我的印象极深：年青人有年老人/卡在网孔上的咳嗽/如鱼，跃起，又落到/印花布上看淡了的/油污。磁质的月光/摇落窗外盛开的/玫瑰深黑的瓣子，你的心/是空了旅客的海船。

这大约是一种青春的、落寞的情绪表达吧。

喜欢汪曾祺的读者都知道，汪曾祺就读于西南联大。他在《汪曾祺自选集》的自序中，曾说：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

其实他是受到过现代主义影响的。他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弗·沃尔夫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断。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

所以汪曾祺决不是士大夫。《辞海》关于士大夫的定义是这样的：

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考工记·序》：“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郑玄注：“享受其职，居其官也。”旧时也指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

汪曾祺一辈子没当过官。读书人他倒是，他真是读了一辈子的书。可是他到六十岁之后才成名，真是大器晚成。在思想观念上，他并不像传统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他自己说过接受儒家思想多一点，但他接受的，并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思想，而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式的。他喜欢《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其实更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他最在乎、最欣赏的，是生活中的美。他总是用一种美的眼光，审视生活，发现生活。

如果说汪曾祺是“名士”“才子”，是可以的。他身上的确有名士气，也有“捷才”。在他的新版全集中，有一卷名为“杂录”，是他的应酬、贺赠以及信函之类。“杂录”卷里面的“七零八碎”，你要认真去读，真是非常有趣，而且文字极好，又富有才气。

汪曾祺的文字中，大多充满一种内在的快乐，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