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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同样中国史研究也会面对“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的问题。近日，一篇有关古代黄河流域特大洪水的论文因为作者将其与夏朝建立联系起来而引起了学界热议——南京师范大学地质学家吴庆龙领导的团队在文章中指出公元前1920年爆发的大洪水（由青海积石峡发端）为中国传说中的夏朝和大禹治水提供依据。了解过这篇文章的内容后，小编认为来自黄河上游的大洪水的确会冲击下游人类的社会秩序并带来变化，但仅凭这一点就想要证实“夏朝”的存在和大禹治水的确切性未免太过于武断了。借此机会，小编想给大家梳理一下有关“早期国家”的历史。 从“信古”到“疑古”——“夏朝”的真实性从小便接受过历史教育的我们知道上古时代有三个重要的朝代——夏、商、周，这一认识主要源自《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的记载。这一历史认知几千年来都未曾被人质疑过，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这一观点的提出在中国古代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浪潮，许多被我们当作“信史”的记载都被拿出来重新审视一遍。从现代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顾先生在疑古过程中虽然得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但是他所传递的对传世文献的怀疑态度是值得高度赞扬的。我们以《史记》为例，司马迁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距离他所生活的时代都相当遥远，尤其是夏商两代已经有上千年的距离，因而他撰写《夏本纪》和《殷本纪》所能依靠的资料只有少量的当时保存文献和大量的远古传说。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怀疑其记载有多少真实性，有多少是难以证实的神话传说，夏商两代真的存在过吗？ “夏朝”之前——“龙山时代”的“群雄争霸”与终结“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朝”的始年定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仅供参考），从考古学角度看，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中国处于“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晚期。“龙山时代”晚期和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很相似，那时候在广阔的中原大地上存在着许多个聚落群，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表明这些聚落群之间关系紧张、冲突频发可以说是一个“邦国林立”、“群雄逐鹿”的时代。既然是“群雄逐鹿”的时代就必定有“鹿死谁手”的终结，正如秦终结了“春秋战国时代”一样，有一个城邑成为了“龙山时代”的最终胜者，它就是“新砦”大邑(在今郑州新密附近)。“新砦”初兴于群雄竟起的“龙山时代”末期（约公元前2050年-前1900年），这个时候曾经光灿一时的各聚落群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只有“新砦”继续向前发展。终于，当“新砦”大邑进入全盛期时（约公元前1850年-前1750年）其他龙山城邑中心聚落已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新砦”集团终结了风云激荡的“龙山时代”开始傲视中原大地。上文提到的地质学家吴庆龙带领的团队所发现的约公元前1920年左右发端于青海省积石峡的黄河特大洪水可能对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的人类活动产生影响。结合“新砦”全盛期的时间，我们无法否认洪水可能在某方面促进了“新砦”集团的崛起，但是我们同样无法证明被吴先生赋予重要意义的洪水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会是“夏朝”吗？——从“新砦集团”到“二里头国家” 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一个超大型聚落遗址，这座遗址的现存规模为300万平方米（推测至少还有100万平方米的遗址因被河流切割破坏而消失）远远超过“龙山时代”的任何一个城邑（最大的“新砦”也只有100万平方米左右）。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二里头遗址”（约公元前1750年-前1500年），其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正是后世所说的“伊洛王里”之处。据考古学家分析，“二里头”集团不是由洛阳盆地的原住民聚落发展来的，而是由其他地方人类移居至此形成的，换句话说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这里突然热闹起来，大量人口涌入使得它在极短时间内膨胀为一个超大型聚落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联想到之前的“新砦集团”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可能是“新砦”人的一次迁都行动！（“新砦类遗存”的晚段与“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早段可能同时并存，在此指明以供参考）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面部）考古发现也证实“新砦”集团跟“二里头”集团有着密切的关联，“新砦”遗址曾经出土了一块陶器残片，上面刻画着一个兽面纹样，这个兽面纹与“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的面部惊人的相似。再者比照两者出土的墨玉璋，可以发现其性质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些都只是两者文化相似的众多例子中的代表，据考古学家的考察在“二里头”所继承的“龙山文化”中以“新砦”为代表的“煤山类型”显然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新砦”陶器盖上的龙纹）总体上看“二里头”一期遗存分布西至崤山，北至黄河，东未及新郑一线，南不过伏牛山。但到了一期的晚段以及二期早段，“二里头”文化开始了急剧扩张的进程，北抵沁河，西北包含了晋西南一带，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向东至少分布到开封一带。同时考古学家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象征身份地位的陶礼器，这些陶礼器应当是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二里头”所制造并以赐予形式扩散开来的，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二里头”开始建立起来以礼器为标志的王朝秩序成为第一个突破地理单元限制的“广域王权国家”。回到我们的问题，“二里头国家”到底是不是文献记载中的“夏朝”呢？从时间上看，“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期与我们一般认知中夏代中后期的时间基本吻合（学界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夏”商分界有不同观点，遗址共分四期，有持三、四分界，有持四期早、晚分界）。如果“二里头国家”真的是“夏朝”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修正文献记载了，夏朝并不是一开始就在中原大地建立了王朝秩序，“新砦”很可能是“夏朝”早期的都城，而“夏朝”作为一个与后世商代类似的“广域王权国家”要到中期才实现。但是，以上这些都只能是猜想，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二里头国家”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朝”。 结语——从文化记忆与认同谈“夏朝”的存在对于“夏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本人是偏向于相信的，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原因以供大家参考。我们翻阅先秦古籍可以发现古人在谈及身份认同时会称自己为“夏”、“诸夏”，“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纵观中国历史，能够将自己的名号烙印在民族身份中的朝代屈指可数，最著名的当属“汉”其名号成为一个族群共同的标识，尽管秦是中国第一个帝制王朝但存在时间太短而且留下的文化记忆不算良好，而其后的汉代因享国长久积累了深厚的底蕴等原因成为人们文化记忆中的第一个一统的帝制王朝。同样的让我们想象一下自己生活在东周时代，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前代的“殷商”，不是天命所在的“周”，而是一个“存在”于一千年前的朝代“夏”。这说明“夏”这个朝代其影响力及在我们（先秦时代的人）历史记忆中的地位与汉代的影响力及其在两汉以后的人们的历史记忆中的地位可以相提并论甚至更高。其次在先秦时代，人们在身份认同中使用的“夷夏”不是基于种族和地域划分的，而是基于文化认同而划分的，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于从“夏代”所奠基的礼治文化（前文说到“二里头国家”非常重视礼的秩序，且可证实“二里头国家”是一个具有强大文化影响力的国家）的认同并选择用“夏”的名号来彰显自己与那些文化相异不守“礼”（“夷狄”也是有“礼治”的，这里指的是“诸夏”的“礼”）的族群的区别。从文化记忆与认同角度看“夏朝”应当是存在的，但是这样还是不能直接有力地证明“夏朝”存在的真实性，也许我们还需要考古学家的继续努力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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