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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五日深夜，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八月初六日清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戊戌政变发生。 康有为嗅觉灵敏，行动迅速，在政变发生的头一天他逃离了京城，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位君子没有苟且逃亡，于八月初十三日被斩杀于京城菜市口。 八月初八日，慈禧太后举行临朝训政礼，光绪帝从此被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 光绪帝是一位命运凄苦的帝王。自打被囚禁于瀛台，他就成了无人问津的孤家寡人，皇后那拉氏原本就和光绪感情不和，遇此非难则干脆与他断绝了联系，彻底投入了慈禧的怀抱。与那拉氏同日册封的瑾妃因素来嫉恨光绪独宠珍妃，此时也是幸灾乐祸地避而远之，与皇后一同站在慈禧身边看起了笑话。珍妃是愿意陪光绪一同受难的，怎奈慈禧对她厌恶异常，这回更是以干预朝政的罪名把她彻底打入了冷宫。 整日被困在孤岛上，身边仅有三两个宫女太监，说是服侍，其实是监视，光绪的精神状态一天糟过一天。慈禧对这位儿皇帝的性情是了如指掌的，她知道他的软弱和易折，为了彻底击垮他仅存的生机，也为了粉饰太平，慈禧规定，每月朔望之日，儿皇帝必须乘舟渡水，进宫向太后请安，完了再乘舟自困而去。遇到召见外国使节时，儿皇帝必须侍立在旁，不能说，不能言，只能做木讷的傀儡木偶。 这是慈禧对光绪的摧残，她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眼前的这个儿皇帝已经彻底成了废人。 将光绪摧残成看上去神志不清的废人后，慈禧仍没有罢手，很快，她又从紫禁城散布出了一条别有用心的重大消息。 光绪病重，恐将不久于人世。 慈禧为何要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慈禧自知年事已高，她担心光绪熬过她，待她死后和她秋后算账，所以她要趁着活着废掉光绪，改立他人，亲手扼杀这种可能。 这一次，慈禧意属的傀儡接班人是谁呢？ 端郡王载漪的次子，溥儁。 说起端郡王载漪这一支，还是颇有来头的。载漪原是道光第五子惇亲王奕誴之子，后过继给瑞郡王为嗣，按理他应该袭封瑞郡王，因为下旨册封时将“瑞”字误写成了“端”字，于是将错就错便成了端郡王。 慈禧选傀儡，一向看重三点，一是不能坏她垂帘听政，二是血缘上与她有渊源，三是所选之人易操控。载漪当初进入慈禧视野，乃是因为他不像一般的皇族亲贵一身的纨绔娇贵气，此人十分勇武，慈禧觉得由他来率领京城神机营，也算是培植了一个能领兵的皇族心腹。 至于选立载漪之子溥儁，有一个重要原因，溥儁生母是慈禧二弟叶赫那拉·桂祥的三女，也就是慈禧的内侄女。 然而这一次，年迈的慈禧似乎看走了眼，她想把载漪一支弄成新的傀儡，载漪却想借此野心弄权。 种种迹象表明，庚子之乱的核心罪魁便是载漪。因为其子溥儁遭到洋人一直抵制，最终未能顺利登基，在仇恨不甘心的驱使下，他便退而求此次，怂恿诓骗慈禧对十一国宣战，以求达到曲线掌权的目的。 但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若不是慈禧欲废光绪，改立溥儁这一举动让自己龇出了权欲的獠牙，让载漪龇出了野心的獠牙，不久之后的庚子之乱至少不会来的那么疯狂，那么失控。 遗憾的是，在那个时刻，一生嗜权如命的慈禧忘记了草率废立必致大乱的千古铁律。 更可悲的还有当时朝中的那些重臣。 因为始终霸道地掌控着朝局，当慈禧露出废立之意时，军机处的荣禄、刚毅、启秀、裕禄四大实力派无一不选择站队慈禧，大学士徐桐因观念上不认同光绪，亦选择支持慈禧的废立之举。 但也有例外。 关键时刻，如此难得之人是谁呢？ 一位是被闲置多年的军机大臣世铎，他不赞同废立之事，一是出于对光绪的同情，二是出于微妙的官场心理。官场之中，无足轻重之人总会用泼冷水的方式来加重自己的分量。 另一位是正当红的庆亲王奕劻。奕劻虽然贪婪，但常贪无事说明此人很会审时度势，在他看来，废光绪必招中外反对，实属不智之举，再者立溥儁，载漪一支势必崛起，而他在朝中的权势将由此受损。 但慑于慈禧无人敢疑的权威，这两位各怀心计的重臣虽反对，却也没胆量、没心思说出有益江山社稷的真道理、心里话。 那怎么才能阻止慈禧呢？ 最终，老奸巨猾的奕劻来了个曲线阻挠，他语重心长地对慈禧说，废立之事事关重大，有必要听取京外督抚的意见。 听到这个建议，再想到内外交困的现实，慈禧觉得确有这个必要，于是依影响力圈出了三个人选。 第一个是前直隶总督李鸿章，经历甲午惨败，李鸿章虽有些身败名裂，但影响力毋庸置疑；第二个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此人非湘非淮，非台非阁，受天下督抚推崇，眼界开阔，谋国忠诚；第三个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此人是眼下湘淮两军硕果仅存者，且久为总督，老成持重，一言九鼎。 毫无疑问，如何答复这一桩敏感大事，对这三位晚清显赫人物而言是一次大考。 是忠是奸？是正是邪？是纯是滑？ 一目了然。 先来看李鸿章的表现。 接到军机处发来的密函时，李鸿章刚从欧美五国回来。李鸿章原以为代表清廷走完这一遭，回来后能再获重用，不料最终还是被闲置在了京城贤良寺，除了文华殿大学士这个虚衔，没有一点实权。 除了心境郁闷，对光绪、康有为发起的戊戌变法，李鸿章的看法也颇为复杂。在内心深处，李鸿章是赞同新政的，因为新政在有些方面践行了他主张的洋务事业，所以对光绪，他内心有欣赏，也有同情。 但维新派在甲午惨败后对他的攻击和辱骂，很大程度上又消弱了他对戊戌变法的欣赏和同情。 综合起来，这时候让李鸿章秉忠直言，既不符合他的内心，也不符合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敢任事是公认的，但他的敢任事的下面还藏着一层，任事为做官。倘若拿掉他的官字，让他大义凛然地去做君子、纯臣，他是不会干的。 反之，如果给他加上一个官字，他比谁都有智谋，比谁都敢任事。 接下来李鸿章的表现即鲜明地呈现了这一点。 用几十年的官场权谋将军机处的密函咀嚼完之后，李鸿章找到了庆亲王奕劻。 李鸿章对奕劻说，处眼下局势，此等废立大事，一要看太后圣心裁夺，二要探得列强的态度。 奕劻跟各国列强走的近，李鸿章的说法他自然听的进去。于是，奕劻问他，中堂与各国公使馆交往颇深，可否去探听一二？ 李鸿章等的就是这个，他说，老朽当然愿意，只是洋人向来势利，如今我闲人一个，即便去，恐怕他们也不会对老朽讲真话。 奕劻问，如何才能探得真话？ 李鸿章说，主意倒有一个，如果太后能让老朽暂代一省督抚之职，各国洋人必定前来祝贺，那时顺势一问，必能探得虚实。 奕劻是聪明人，与李鸿章在某种意义上又属同道，既然能借洋人之口阻扰慈禧废立之事，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两人达成了无言的默契。 带着这个目的，奕劻到慈禧那里一说，加之两广总督谭钟麟不善跟洋人打交道，慈禧思虑一番后，也就索性同意了下来。 瞧李鸿章多高明，硬是能从烫手山芋中攫出重获封疆大位的机会。 如此官字加身后，李鸿章跟着就拿出了敢任事的一贯作风，很快他便给慈禧做了正式回复，各国洋人只认光绪，言下之意，废立之事不可行。 借洋人之口，李鸿章说出了自己的主张。 不是官场权谋高人，此事办不到这个地步。 说完李鸿章，接着说张之洞。 与李鸿章不同，此时的张之洞在湖广总督的大位上正如日中天。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不像李鸿章那样置身事外。 论做官的技术，张之洞一点不比李鸿章差，在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方面，甚至胜李鸿章一筹。简单说，每逢大事，有好处他必贴身紧靠，有风险他必油滑避开，具体到戊戌变法上，起初一段时间，对新政他是积极支持的，这既跟他认同“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有关，也跟他两头押宝，不愿得罪光绪的微妙心态有关。 为此，他不光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曾积极互动，更支持其弟子杨锐在京城深度卷入了百日维新。 然而，当慈禧翻脸发动戊戌政变后，虽然对光绪有同情心理，对慈禧一味扑杀的做法深感不满，但他还是选择在第一时间跟维新派划清了界限。 但跟维新派划清界限并不代表张之洞会站出来公开支持慈禧，反对光绪。 这正是张之洞极油滑的地方，在他看来，光绪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此时冒然反对将不利于他来日的权势。 所以，当他接到军机处的密函时，感觉很烫手。 怎么办才是既不得罪现在，又为来日留下余地的高明做法呢？ 据说，张之洞心中有了主意后，还专门找来世外高人给自己把关，最后才拿出了这样一个说法——废立乃皇上家事，当由太后圣心明断，外臣不宜亦不应置评。 左右两难时，最高明的表态便是说了等于没说。表面上没说，其实左右逢源把各种内涵都包括了。就说张之洞这个表态吧，一来他表明了严守君臣之分的立场，不插手太后家事，这是向慈禧献媚；二来，他表示尊重太后的决定，无论废不废，他都没异议，这是紧贴慈禧；三来，这个没异议归根结底又是没明确表态，万一哪天光绪重新掌权了，此话又可以理解成不表态即是反对，即便光绪是聪明人一眼能看穿其中的猫腻，但至少没有落下公开得罪的把柄。 所以说，张之洞看似贤达，其实绝非纯臣，其官场圆滑造诣实乃登峰造极。 最后来说刘坤一。 真正的正直有担当之人，往往是非黑即白的”恶人“。 关键时刻，往往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到一是一，二是二。 刘坤一对光绪推行的新政，其实是始终排斥的，为此光绪曾发明诏痛斥——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列，一电塞责。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惩处。 可就是这个光绪要严加惩办的”恶人“，在接到军机处的密函后，却拿出了维护光绪的一言九鼎之词——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 如此坚守臣节，如此审时度势，难怪当时有人为刘坤一记下了浓重一笔：坤一之有守，无愧纯臣风节，非之洞所及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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