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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影 01 “革命不是历史的断裂，而是孕育而生的” 1.知识界的革命立场两极分化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里为我们指出了当时知识界存在着两种状况。一边是保守派在激烈的反对革命，他们将大革命看成是人间的恐怖幽灵，像鼓吹君主制和教皇权力的政治家德·梅斯特尔就认为“法国革命具有恶魔的特点”，保守政治思想家伯克也惊呼“法兰西岂止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兽。”[1]而与此相反，自由民主派从大革命身上发现的是上帝带来的福利，大革命不但更新了法兰西的容貌，还让世界焕然一新。虽然当时两种派别直接的立场截然相反，然而对革命的认识却很相似：两者都认为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断裂，它的价值是善恶是非的颠倒（区别只在于革命前后孰善孰恶），这种价值取向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2.托克维尔：“考察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托克维尔一开始就极力避免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政治思潮的左右，而是用研究的态度对待大革命。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到“过去与现在之间并非存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旧制度从未彻底死亡过，人们反而从中继承了大部分的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托克维尔撰写此书，意在通过阐述历史来揭示大革命是如何从旧制度中诞生的。所以他重新研究大革命的过去和现在，从连续的历史中思考革命。在此之前，在大革命的研究实践中，革命前的社会背景和真实情况往往被人忽略，鲜有问津。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的研究必须基于对旧制度社会的真实情况下考察。对于只在意革命本身的人来说，必须从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和阶段去寻找历史的线索，才能真正理解法国革命。 02 革命之源：历史的悖论 对于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托克维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探索大革命起因的过程中发现了历史中存在的一种奇怪现象，“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并不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原因，有时候生存条件的改善也催生了革命的降临”。条件的改善往往会刺激人强大的欲望，让人的期望值不断提升，人们对现实的压迫因此而更加敏感，革命便在此孕育而生。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这一历史的悖论得到了充分的阐释。托克维尔首先考察了革命前法国社会的情况。“太阳王”路易十四曾称霸欧洲，但在其执政晚期，看似风光无限的法国国力已经是夕阳西下。反法同盟对法国的排斥，对外战争消耗的巨大财富、健全财政体系的缺乏、国内的宗教矛盾和阶级矛盾……法国的发展举步维艰。但是在大革命爆发前的路易十六统治时代，托克维尔发现：与人们惯常所想象的不同，法兰西民族这个时期似乎苏醒了一般，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荣发展起来。法国的人口在增加，经济财富在增长，即使经历了北美战争，经济发展依然迅猛。[2]托克维尔认为，和路易十四时代做对比，革命前的法国经济的整体情况的确有明显的改观。  1763年巴黎庆典活动的繁华景象 “战争导致国家负债累累，但是个人财富却不受影响，个人财富持续增长，人们变得更加勤奋，就更富有事业心了，也就更有创造性了。如果人们有关注每个时期的差异，就会确信，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的任一时期都没有大革命前发展的那样迅速。” 革命首先发生的巴黎，正处于这样欣欣向荣的状态之中。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当时法国的中心，是法国经济最繁荣，平均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但革命恰恰首先在这里爆发。可见，革命未必源于恒久的压迫：人民对自由发展的愿望受到阻碍时的反抗，远比受惯了压迫时的麻木不仁更加激烈。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法国农民对革命的态度。18世纪前期，农业经济在欧洲大陆依然占主导地位。法国的农民此时已渐渐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在临近的德意志，农奴制依然盛行，农民受到的压迫要比法国严酷的多。但正是由于私有制的确立，使得“土地”真正成为了农民自己的财产，任何剥削对他们而言都会是切肤之痛。而对于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而言，土地是“主子”的，对领主与其说是痛恨，不如说是害怕。在农奴的意识中，革命是“造反”，是万万不敢的。  18世纪法国乡村生活图景 托克维尔意识到，经济的发展不一定会带来社会的安定。在经济欣欣向荣的形势下，整个社会都处于向上的热情之中，对压迫自然也更加敏感，而革命就在其中酝酿、激化并爆发。他敏锐地觉察到，路易十六时期，人们的精神状况对比以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人们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法国，不同于经济的繁荣发展，法国人的精神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的不满情绪，对一切的旧规章制度的仇恨与日俱增。整个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其次，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值在不断增加。对既有体制的憎恨和对新世界的向往，成为法兰西民族革命的火种。 “人们能够不断的完善理论，促成先进理论的产生。刚开始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沉浸在即将到来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03 自由、平等、民主 在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前的20多年，托克维尔去考察美国的民主之时，就己对自由钟爱有加。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则随处可看到托克维尔对于自由的酷爱：“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在关注什么自由。”但他并没有因为被横加指责或漠不关心而放弃对于自由的热爱与追求。 通常而言，托克维尔所说的自由指政治自由，具体而言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参政议政的权利，以及思想、言论、结社等自由。在这一部分，托克维尔探讨了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的关系，展示了他的独到见解。 1.自由之于平等 关于平等及平等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在论及这一话题时说：“平等使人喜欢享受安乐而无进取心，使人产生追求享乐的观念，但是却没有满足这种享乐欲望的方法；而自由给予人们更多的空间，使人们追求财富，使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追求新的成功。”可以看出，在平等与自由的价值衡量之间，托克维尔更倾向于自由。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自由才能使人追求幸福，过度限制自由会压制人们的追求，导致专制。同时托克维尔也认为自由也有一定的限度，过度的自由会使人利欲熏心，损害他人的利益。  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擎旗者为克拉拉·莱辛，象征着自由女神 托克维尔对于人们追求民主进程中对平等而非自由的极力争取甚是担忧，尽管他承认平等是十分重要的，但人们相较于自由显然更热爱平等。在他看来，平等，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因为在平等的前提下，人们能够感受到彼此是相同的，身份平等，地位平等，没有等级的界限，没有压迫的存在，在人们的内心不会产生不平衡感。平等与自由并非是完全对立，在民主的社会中，平等是自由的基础，且自由并不一定是以特权和不平等为代价的。然而，平等推向极致往往会威胁自由的根基——如何让平等与自由共存于民主杜会之中，这也是托克维尔深思的问题。 2.自由之于民主 关于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托克维尔看来，保障自由是通向民主的必由之路。同时，民主的维持又以平等为基础，只有将自由与平等有机地统一起来，民主才有达成与维持的可能。 自由是良好的民主社会的应有之义，在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民主实践进行深入的考察之后，认为只有自由与平等和谐统一，民主原则逐渐发展，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才能实现民主国家的理想境界。就民主而言，托克维尔指出民主不能与自由相悖。 民主的本质是多数人的统治，是一种以公众的投票做出决定的政治形式，但这种情形只是保证了形式上的平等，并不能保障实质性的平等，它很容易成为极权主义利用的对象，或者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认为，民主不能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只有自由才能与民主社会中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并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这些观点对民主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与指导意义，富于理性与智慧。 二、《论美国的民主》 
01 民主的双重维度：政治制度与社会状态  与其他从理论思辨角度推演民主结局的思想家不同，托克维尔把民主的胜利看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公理，“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附带着隐喻的理论前置，《论美国的民主》中的一系列论证和推演由此发源。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何书中很难找到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明确定义。1835年在托克维尔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道：“所谓民主政治，我并不指涉共和国，而是指一种社会状态，置身其中每个人都将或多或少地参与公共事务。” 由此可见，在托克维尔眼中，民主不仅仅是指代民主政体或民治政府的“政治民主”，同时更是一种社会状态。尽管在政治方面它可以表现为以扩大的公民权为基础的代议制政府形式。托克维尔考察的美国民主是一种建立于自然权利基础上的现代民主，人民主权一开始就是美洲的绝大多数英裔殖民地所认可的基本原则”，在那里，社会是自己管理，并为自己而管理，所有的权力都归社会所有。“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这种超脱神学-形而上学的框架，解决了政府权力的最终源于人民，民主获得价值层面的可欲性。但是这仅能被相对抽象地理解成用于解释政府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依据，而不是实施国家权力配置的一种具体规划。 在托克维尔那里，社会状况层面的民主主要是指平等被广泛接受为根本价值后而形成的民主的社会秩序。平等即身份平等，表现政治权力、教育机会、财产水平，甚至是欲望需求和习惯爱好等方面一种日益趋同化的事实。平等社会下，财产水平代替家庭出身成为新的社会等级评定标准，往日以血缘为基础的阶级差别淡化，围绕贵族特权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不复存在，人们之间日产关系简单化，享有的是民主自由的宽容社会风气。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 02 民主的悖论 1.民主国家对平等的偏好 托克维尔承认平等的自然性和正义性，平等原则在进入社会生活后不可避免地会进入政治生活领域，然而并不能就藉此认为社会及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和民主也势必如期而至。在此，平等是个中性词，既可以得出开明民主的正面结果，同时潜藏着导致奴役与专制的危险。正如托克维尔分析道的，“人们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敢于补充一句：在民主国家，他们还是两种不调和的事情。”[4] 在民主国家人民爱平等比爱自由更为热烈和持久。自由带来的好处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显现，而且这种好处的原因难以辨别，而平等带来的好处却是立竿见影，无时无刻不在为每个人提供慰藉。民主社会中，平等造成的激情是强烈普遍的，反之，因平等的流弊而引发的对自由的威胁也更加令人担忧。 2.对平等的审慎 民主时代以原子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因身份平等得以流行，社会义务的观念被淡化从而引发了社会公德流失。平等时代个体习惯于独立思考，一切与个人判断相悖的义务和信仰都遭到拒斥。 此外，个人主义和身份平等在稀释人际情谊，松弛社会联系的同时也使个体愈加流于平庸且孤立无援，对政府的依赖心理导致中央集权的出现。社会是如此的平等而一致，以至于除了政府之外的任何伟大权力和特殊的地位都难以接受；同时，彼此之间的独立和冷漠又使他们无比软弱无力，以至于不得不将政府作为唯一而必要的靠山。 最后，也是最为可怕的是，平等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平等的民主之下，个体为顺利实现自己的财富目标，在知识追求上相较于真理探索他们重实际运用，身份及才智（知识）上的同质性使他们既反对个人的自命不凡，同时认为多数智力的联合总是优于个体，因此多数在智力水平上获得无限道义；民主的本性中所带有的非政治力量又不断侵蚀公共生活所需要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致使人在彼此孤立的状态下再次陷入多数暴政的奴役之中，这就是民主的自由悖论。 3.对自由“本能”的热爱 作为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贵族，托克维尔对于自由始终存有一种本能的热爱与坚持。他在回忆录中表白说：在思想上其倾向于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因此，裹挟于民主的时代激流，自由与平等之间紧张关系无疑成了托克维尔必须予以审慎面对的现世问题。托克维尔透过描述民主社会特性，反思民主自由悖论，并毫不留情地揭露个人主义、中央集权及多数暴政等平等民主所潜在的危险本性，并非对民主或平等的彻底否定，而是“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之本能”，从而寻求自由与民主的平衡。 三、《托克维尔回忆录》
 《托克维尔回忆录》董国良译 01 “贵族制是自由主义的助力” 托克维尔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是近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师级人物。对于他的身份定位,人们经常看到的说法是：他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却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或直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对于托克维尔来说，这二者之间毫不矛盾。贵族制并不妨碍自由，相反却是对自由的助力。“古往今来,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5] 1.资产阶级：“贪婪和忙于榨取财富的阶级” 在《回忆录》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真正贵族制的偏好和留恋。他认为贵族是个温和的、有荣誉感的、以国家事务为己任的责任感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存在，无论是在旧制度下，还是在1814年后的王朝中，都构成了对公民政治自由的基础。 对比下，他对主导着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的批评完全不留情面，认为“一切政治权力、一切豁免好处、一切特权、政府的一切管理权，统统落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狭小的圈子里。他们受利己心的驱使，对政府进行私人企业式的管理；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把国事按照私事处理”。[6]托氏总结道：“这是一个贪婪、低俗、没有远见的阶级，18年来只是忙于榨取法国的财富。” 2.托氏之自由主义观 按照个人的观点看来，托克维尔心目中的法国在当时并不一定处于黄金时代，但至少处于一个小康阶段，也刚好存在于1824年查理十世上台前的复辟王朝时期。所以，我们根本没必要因托克维尔鼓吹自由的观点将他定义为背叛了他的贵族阶级，其实他才是真正把贵族精神与自由主义自然结合，他认为不论是专制君主、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如贵族精神那样与自由主义结合得更加自然与和谐。  法国贵族生活 02 民主与社会主义 从严格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自由主义者重视权利，特别强调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社会主义者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坚持公有制。自由主义者要求弱化国家权力，更加注重公共权力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但是社会主义者会希望国家担负起自己的社会—经济职能。他们两者之间的重视点不一样，自由主义重视的是自由；社会主义重视的是平等。所以，作为贵族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可以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同民主制度，但却无法在《回忆录》中容忍社会主义思想。 法国是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复辟王朝时期，社会主义学家圣西门、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就已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七月王朝时，伴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强大，工人阶级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1831年、1834年的两次里昂工人起义就足以证明。路易·勃朗的国家工场设想、布朗基的武装密谋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尝试都在法国政治史上留下了历史的痕迹。1840年蒲鲁东在他的著作中《什么是财产权》公开提出了“财产权就是盗窃”的命题,成为了当时对社会不满者的口号。 1848年革命，特别是六月事件，相对于大革命来讲是一场新型革命：后者是针对政治的，前者则是针对社会的；后者主要第三等级资产阶级领导的，前者由工人阶级主导。 睿智博识的托克维尔比当时的许多政治家更敏锐地认识到这次革命的不同。 他看到，无论是二月革命（注：1848年推翻七月王朝、建立二共的革命，不是俄国二月革命）还是六月事件，都“不是以改变政府的体制为目的，而是以变更社会的秩序为目的。事实上，这不是场政治斗争，它是场阶级之间的战斗，是奴隶反抗的战斗”，[7]是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产物。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 意识到这次革命的特殊性之后，在1848年1月27日，面对当政者的麻木不仁，他已在众议院中大声疾呼：“难道大家没有看到他们的政治激情已经是社会性的了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正逐渐在他们的观点和思想中扩散，他们不但要推翻现行的统治、内阁和政府，还要推翻社会，使社会今天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发生动摇吗？你们没有听到他们每天所说的一切吗？你们没有听到人们正在反复论证骑在他们头上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和资格统治他们，他们的财富分配是现今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财产所有权是建立在最不公正的基础上的吗？”“诸位先生，现在把我坚信不疑的事实告诉你们：我们正睡在活火山上。” 毫无疑问，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好感，不管是从他的思想还是行动上来看。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基于贪婪和嫉妒。他指出：“贪婪的欲望和错误的理论两者结合，导致这场动乱变得如此可怕。有些人在引导蛊惑穷人去相信富人们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是偷窃的产物。他们还蛊惑穷人去相信，财产的不平等不但违反了自然，而且还同道德和社会相违背。在贫困和激情的推动下，许多穷人相信了这些宣传。”他甚至为此隐约地表示了自己对于民主制的不满：“正是因为民主思想在政治上鼓吹强调的平等，导致人民将平等的理念扩大到经济领域。”当然，1848年9月12日在制宪会议的一次演讲中，托克维尔还是强调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民主扩展了个人自由的范围，但是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在最大程度上赋予了每一个人价值，但是社会主义却把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四、总结 总体而言，托克维尔可以称得上是世纪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这种评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托克维尔拥有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信念。他不像同时代的研究者“情绪化”地沉浸在对大革命腥风血雨的描述上，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大革命的研究和解释上，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大革命史观。他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对自由寄予了无限的崇拜和希望，并且坚信民主与平等将在世界内范围实现。 第二，托克维尔紧紧把握住了重大的时代主题。法国是这个时代革命的中心，身处法国政坛的托克维尔充分发挥了他的观察力和历史写作的才能，将法国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成功地通过旧制度探讨了大革命的起源问题。18、19世纪是民主与平等狂飙疾进的时代，在美国的考察经历使托克维尔加深了对这一历史潮流的认识，进而形成了一套关于民主和平等的独特学说。 第三，托克维尔能够辩证地看待历史的问题。当世人断言大革命是历史的断裂之际，托克维尔却能看到旧制度在大革命历史中的合理延续；当资产阶级自由派对民主制度毫无保留地赞美之际，托克维尔却能发现民主有导致多数暴政的倾向，并且会进一步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威胁。托克维尔在论及历史一般原因和偶然原因的时候，也能够辩证地看待两者在历史过程中分别所起到的作用。 19世纪法国社会图景 如果要准确的把握托克维尔的民主学说思想，就必须要解读《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和《回忆录》主旨所在。面对平等、自由、民主的时代命题，这位深受近代民主浪潮洗礼的诺曼贵族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性的自觉，对大革命中倡导的自由平等的极度热情和对旧制度下的优良贵族传统都有所保留，这些品格共同成就了他温和又不乏穿透力的民主观点。 他始终坚信，民主运动的趋势势不可挡。身份平等，人人平等的理念发展是大势所趋，是普遍并将持久下去的。人们对身份平等的诉求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就像托克维尔在序言中开门见山的指出：这是他一如既往，始终不移专注的一个思想理念。他认为民主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的宣传开来，它的来临无可避免，势在必行。但最可贵的是，他并不纯粹的沉溺在开明民主所呈现的高尚、繁荣的社会愿景中，而是依然对此谨慎惶恐，对民主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他始终围绕着在人类迈入民主社会的过程中维系平等与自由的平衡关系这一核心目标，居安思危，践行着清醒而务实的理想主义信念。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3页。 [2]《旧制度与大革命》，207-208页。 [3]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洪润等译：《政治哲学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64页。 [4]《论美国的民主》，第621页。 [5]《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4页。 [6]托克维尔：董果良译,《托克维尔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9-30页。 [7]《回忆录》，第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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