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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诫子书》 （薛瑄 明朝）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为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为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 盖禽兽所知者，不过渴饮饥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伦理，则愚然无知也。故其于饮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则飞鸣踯躅，群游旅宿，一无所为。若人但知饮食男女之欲，而不能尽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理，即暖衣饱食，终日嬉戏游荡，与禽兽无别矣！ 圣贤忧人之婚姻于禽兽也如此，其得位者，则修道立教，使天下后世之人，皆尽此伦理；其不得位者，则著书垂训，亦欲天下后世之人，皆尽此伦理。是则圣贤穷达虽异，而君师万世之心则一而已。 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气凝合，祖父之一气流传，生而为人矣，其可不思所以尽其人道乎！欲尽人道，必当于圣贤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学，若四书，若六经之类，诵读之，讲习之，思索之，体认之，反求诸日用人伦之间。圣贤所谓父子当亲，吾则于父子求所以尽其亲；圣贤所谓君臣当义，吾则于君臣求所以尽其义；圣贤所谓夫妇有别，吾则于夫妇思所以有其别；圣贤所谓长幼有序，吾则于长幼思所以有其序；圣贤所谓朋友有信，吾则于朋友思所以有其信。于此五者，无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详，则日用身心，自不外乎伦理，庶几称其人之名，得免流于禽兽之域矣！ 其或饱暖终日，无所用心，纵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体百骸之安，耽嗜于非礼之声色臭味，沦溺于非礼之私欲宴安。身虽有人之形，行实禽兽之行。仰贻天地凝形赋理之羞，俯为父母流传一气之玷。将何以自立于世哉！汝曹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伦理，乃吾之至望也。 白话文： 人和禽兽不同之处，只有人伦道德之理而已。什么是伦？就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人伦次序啊！什么是理？就是父子之间有亲爱的感情，君臣之间有相敬的礼义，夫妇之间有内外的分别，长幼之间有尊卑的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的友谊，这五种是天理啊！能够明白伦理而且完全做到了，才可称为人。如果行为丧失伦理，纵然具有人的形体，事实上，和禽兽有什么不同呢？ 大抵禽兽所知道的，只是渴了要喝，饿了要吃，以及雌雄阴阳本性上的色欲罢了，对于伦理，则愚昧不知。所以它们在饮食、色欲满足之后，就飞翔、鸣叫、踱步俳徊，成群结伴游驱栖息，一点事也不做。而如果身为人只知道饮食及男女的欲望，却不能做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道德之理，在穿暖吃饱之后，就整日玩乐游逛，那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分别人。 圣贤忧虑人们会陷溺如禽兽那样，于是当政在位的凡修习学艺道术，以施行教化，使天下后代的人，都做到伦理；那些没有当政在位的，就著述立言，垂教于世，以希望后世的为人，都做到伦理。因此圣贤际遇上虽然有穷困或显达的不同，但是他们教化抚育万世万代人民的心，则是一样的。 你们既然得到天地理气的凝聚，以及父、祖一脉血气、形体的遣传，而生为人了，能不想想如何实践做人的道理吗？想要实践做人的道理，就一定要对圣贤修道教化的典范，和留传后代的典籍－像研究文字形、音、义的学问，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类的典籍，诵读它、研究它、思索它、体认它，并且要求实践在日常生活及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之间。 圣贤所说父子之间应当亲爱，我就在父子之间，力求做到亲爱；圣贤所说君臣之间应当有礼义，我就在君臣之间力求做到礼义；圣贤所说夫妇之间应有内外的分别，我就在夫妇间尽力做到内外有别；圣贤所说长幼间应有尊卑的次序，我就在长幼间力求做到有尊卑大小的次序；圣贤所说朋友要有诚信的交谊，我就在朋友间的交往上力求做到有诚信。对于这五种，没有一样不竭尽心力要做到妥帖精当，于是日常生活、身心内外，自然就不离人伦道德之理，这样或许可称为人，至少能够免于沦为禽兽的境地了。 至于有些人每日吃饱穿暖了，却不用心思索，只是放纵耳目口鼻的欲望，尽量追求身体的安逸享乐，沉迷于不合礼义的声色气味，陷溺于不合礼义的私欲之中。他们身体虽然具有人的外形，行为实际是禽兽的表现。向上愧对天地造化你，使天地羞辱，向下使父母为生育你而蒙耻。将用什么来安身立足于世上呢？你们要勉励谨慎呀！要竭尽心力，来做到人伦道德之理，这是我最深切的期望哪！ 《薛瑄诫子书》 作者介绍 薛瑄，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卒于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运城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 薛瑄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1464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1571年），从祀孔庙。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3] 其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 薛瑄出身教育世家，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做官，大半生均在家乡教书。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中举后，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三十余年。 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学环境，再加上生性聪颖，在六、七岁时便能对《小学》、四书熟习背诵，十一、二岁就会写诗作赋。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薛瑄的父亲在任荥阳县教谕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在船上偶有感触，随口吟出“绿水无忧风皱面”，但一时想不出对句，便求教于在场官吏，结果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得知后，颇感惊奇，便亲临学舍看望，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称他才学出众，长大一定能成大器。 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薛瑄的父亲改任鄢陵县教谕，年近三十岁的他仍然随父亲求学，不过这时他已将主要精力用于研读程朱理学，并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而对科举的学问并不感兴趣。 出于无奈，薛瑄于次年八月参加了河南全省乡试，考中了庚子头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师参加了全国会试，登甲榜赐进士及第。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薛瑄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开始，到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陆续居官二十四年，大多执掌法纪，如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 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 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 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 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 薛瑄蒙冤，震动朝野，就连王振的老仆人也为之痛哭不已。王振见众怒难犯，只好作出退让。后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 期间，薛瑄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割剥、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薛瑄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不生变故。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一气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 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 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却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春，年已六十九岁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对朝臣乱政束手无策，置正确意见于不顾，屈杀忠臣于谦，并令从南国购买狮子，玩物丧志。 从此，薛瑄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于是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获得允准后，第四天便离开京师，踏上归程。 薛瑄在致仕还乡以后的日子里，一面聚众讲学，一面进一步深钻细研正心复性理论，并进行更加严格的自我修养，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六月十五日，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薛瑄便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 薛瑄逝世后，朝廷遣使谕祭，并命有司为其办理丧事。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监丞李绅首请薛瑄从祀孔庙，其后请求薛瑄从祀孔庙的人也不少，但刘定之认为薛瑄虽为一代名臣，但他尚未达到从祀资格。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称其为“先儒薛子” 。 薛瑄是明代有名的理学大师，推崇程朱理学，在思想上总的是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 难能可贵的是，薛瑄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明中叶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 薛瑄一贯倡导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他不但明确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薛瑄的“复性”说，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 薛瑄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不难看出，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薛瑄通过长期聚徒讲学，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创立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河东学派不断壮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他们在弘扬薛瑄思想学说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 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 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 薛瑄的文学作品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成就颇大。 对于诗文写作，薛瑄曾讲道，凡是发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要条理明白，要注重修辞，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他还强调，有了高深的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写出好的文章。 薛瑄的散文、杂文大体可分为游记、随感、对友人题赠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写作上大都结构严整，行文流畅，格调清新，寓意深刻。 薛瑄凡行旅、登临、居住、怀古、读书、会友、赠别等，多有诗歌问世。对薛瑄的诗，清人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给予了很高评价。 薛瑄的诗意境优美，形象生动，爱民之心，辞官之愿，跃然纸上，备受赞赏。 薛瑄主要著有《薛瑄文集》、《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并同其年谱、诸儒论赞等，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总四十六卷。《皇明经世文编》录有《薛文清公集》一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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