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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江千户苗寨”，我的目光被苗族妇女的银饰所吸引。近距离观看，更惊叹于它的精美、灵动。让我尤为诧异的是，它虽经数代相传，却依然银光闪闪，历久弥新，竟然没有包浆。请不要讪笑我，作为一个银元玩家，我对“银子”有着近乎病态的痴迷。 苗族的银饰可谓是举世闻名。他们世代传承着一种习俗，将家中所有的财产都换成白银，投入熔炉，锻造成丝，编制成花，錾刻成衣。 其实苗族聚集的贵州地区并非白银产区，那么银料是从何而来？真相让现在的“银元爱好者”难以淡定，他们银饰的加工原料竟主要来源于银元、银锭。 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西江千户苗寨”所在的黔东南境内，以雷山为界，北边苗族银饰的纯度明显高于南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细究原因，让人“痛心不已”。这是因为北边银料主要出自于银元“大洋”，纯度较高；南边则是来自银币“贰毫”，所以银饰成色较差。苗族银饰的银质纯度，竟因当地流通的银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苗族的这一习俗，还直接导致了银币收藏界的一桩“疑案”。 在清光绪年间，贵州曾出产了一种奇特的银饼——“黔宝”。该银饼颇具特色，正面中央珠圈内为竖写的“黔宝”二字，银币外缘另环刻有珠圈，两个同心圆之间是盘根的花藤图案，造型生动别致。 背面则干脆钤了三个伴有珠圈的同心圆，中心圆内镌刻网形纹饰；中心圆外的环形空间中，盘根的花朵纹饰环绕其间；外侧的圆环空间内，镌刻的是逆时针旋读的“光绪十四年贵州官炉造”，注明了铸造年份和铸造机构。但实际上各枚“黔宝”并不尽相同。 由于无官方资料，贵州地方文献中也未见记载。致使该币身世扑朔迷离，来龙去脉不详，众说纷纭。 因存世不过数枚，且图案并不规范，所以美国权威的《世界钱币目录》一书中，直接将“黔宝”银饼认定为臆造币。 但中国的钱币专家考证后认为，“黔宝”银饼是贵州巡抚潘蔚，以土法制造。钱币大家孙浩先生更大胆推测，潘蔚开办的青溪炼铁厂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安装完毕，其制造“黔宝”的目的，可能是纪念新式铁厂开炉的“吉祥钱”···。 这牵出了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往事。说来你或许不信，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制铁厂并不是诞生在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而是出现在贫穷的西南山区——贵州。 光绪十一年（1885年）时任贵州巡抚的潘蔚，向朝廷上奏折，提出：“黔省矿产甚多，煤矿尤甚。如能开采合法，运销各省，可免购自外洋。”并认为黔省“跬步皆山，处处产铁”， “货弃于地，殊为可惜也”。 当时“洋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潘蔚受“洋务派”影响较深，见事较快，行动力也很强。其在青溪开办铁厂的要求，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在随后的铁厂主办人选上，他“举贤不避亲”，任人唯贤地举荐了自己的胞弟潘露。潘露曾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之职，两江总督左宗棠称赞其“天赋异能”。他熟悉洋务，通晓企业运作事宜，具有开办工厂的经验和能力，确实是最佳人选。 但青溪铁厂在建造的过程中却历尽了艰辛。“单凭机器运输一项，就非常人所能承受”。潘蔚在1889年的奏折写道：“一切机器设备都是从英国购买，···共重两万九千九百余担到沪，由沪雇船装运前往，均须立架按件起重。由湖南常德而上，滩高水浅，又须按件起驳。迄今二年之久，始行运到，可见创始之难矣。” 光绪十四年（1888年），费尽周折青溪铁厂主体终于建成。中国第一座设备和技术都处于领先地位的近代钢铁厂，竟然出现在贵州青溪。潘蔚为此感叹：“大利将兴，民生在望。”为民造福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1890年6月1日，伴随着红色的铁流，青溪制铁厂浇铸的“天字一号”熟铁正式出炉。它比汉阳铁厂整整早了4年，比日本最早的八幡制铁所也早了一年。当时青溪铁厂各种设备已相当齐全，不仅能炼铁，还能炼轧钢。 然而，就在青溪铁厂诞生不久，它的主心骨潘露，却因操劳过度，卒于任上。随后该厂更是厄运不断。先是因矿石原料供给不上，使生产不能正常运转；随后又多次发生锅炉爆炸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致使大量冶炼工人因害怕而离去。 确实是运气欠佳，该厂开采的铁矿属鸡窝矿，并无开采量，矿石供应难以保障。而所用燃煤更因不符合新式高炉冶炼的要求，造成出铁口和炉渣出口的阻塞，导致铁水不能正常流出，而引发爆炸。 当时厂里的骨干徐庆沅等人利用从英国学来的宝贵经验，通过采取技术革新，添置设备等措施，使生产状况已有所改善。但潘露的继任者曾彦铨、陈明远却又先后因贪污被清廷查办，致使青溪制铁厂终于在1893年完全停产。羞愧难当的潘蔚，吞金自杀。 结局令人扼腕，但让人略有欣慰的是青溪铁厂倒闭之后，大部分完好的设备，陆续被运往汉阳钢铁厂。徐庆沅等人也被聘到汉阳钢铁厂任职，成为了该厂的骨干。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也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将中国钢铁事业薪火传承并发扬光大的也是贵州人。 光绪十五年（1889年）冬，贵州义府出生的张之洞赴任湖广总督，他马上就开始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的炼钢经历其实也是失误连连、困难重重，但其结局却与潘蔚有天壤之别。 因不懂技术，又盲目自信。张之洞开办的铁厂甚至出现了机炉设备在汉阳，铁矿石在大冶，煤却在马鞍山，难以顺畅生产的尴尬局面。而马鞍山的煤因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能从德国再进口焦炭数千顿。却又因购买的机炉设施是采用酸性配置，而不能去磷。致使历时六年，已耗资560万两白银，也没能炼出钢来。 好在他权高位重，顶住了压力。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改机炉为碱性配置，终于制出了优质的马丁钢。 其实就如同传说中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青溪制铁厂的涅槃，成就了汉阳铁厂的重生。青溪制铁厂的停业倒闭，不仅让汉阳铁厂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而它的设备、人员对汉阳铁厂的充实，更是让当时已是困难重重的汉阳铁厂受益良多。 汉阳铁厂也由此成为近代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更是给张之洞的“洋务生涯”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在创新的领域中，有时领先一步是先驱，提前两步可能就是先烈了。潘蔚的遭遇，确实让人感叹开创者的艰辛与悲情。在银圆的铸造上，表现的也依然如此。张之洞铸造了“广东光绪元宝”流传于世，他也以中国近代机制币的开创者而彪炳史册。而潘蔚铸造的“黔宝”银饼却命途多舛，踪迹难寻。 实际上，潘蔚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铸造的“黔宝”银饼，比张之洞的“广东光绪元宝”银币，还要早一年。 但其铸造方式与机制银元迥然不同。钱币大家孙浩先生认为，“仔细检视各黔宝银饼，可观察到提图案的高点与地章齐平，此乃古代玉器之“大斜刀”斜面雕刻方法制成，并非模具压印，故所见各枚均有差异且重量不一。” 尽管他推测“光绪十四年‘黔宝’银饼”，是纪念青溪铁厂主体竣工的“吉祥钱”。但也谨慎地表示，“此论正确与否尚待进一步论证”。因为“黔宝”银饼有“光绪十四年”及“光绪十六年”两种纪年，前者另见有半圆型。为何铸造“光绪十六年黔宝”，也确实还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光绪十六年黔宝”，正面与“十四年黔宝”相同，但背面差异较大。除将纪年改为“十六年”外，中间的两个同心圆合并为一，内铸有飞龙图案。 其实，此推测进一步论证却也合乎情理。因为光绪十六年（1890年）潘蔚和清溪铁厂同样有值得纪念之事。该年6月1日，青溪制铁厂浇铸的“天字一号”熟铁正式出炉。铁厂主体竣工值得纪念，第一次炼出铁来更值得庆祝，所以铸造了“光绪十六年黔宝”。 当年贵州并不具备铸造银币的条件，但“黔宝”银饼的制造，也同样反映出潘蔚“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也有钱币专家认为，潘蔚指定贵州官炉铸造了“黔宝”银饼，是为了流通于汉苗贸易之中。这一解说也并非全无道理，“黔宝”并未向清廷申报，也没有通过清廷的批准，潘蔚制造此币的目的或许兼而有之。 “黔宝”银饼虽非专为汉苗贸易而铸，但它却因贸易而最终沉淀于苗寨。其98%的含银量，是改铸饰品品质的保证，颇受苗族妇女的欢迎，这也是造成“黔宝”银饼留存于世极少的原因。 在苗寨参观银饰博物馆时，发现苗族的银饰其实早已走出了苗家，走出了历史，已形成了产业，助力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看到贵州当地民众因此受益，而走出贫穷，作为银元玩家虽为“黔宝”惋惜，但也感叹或许这就是其命运所归。 “黔宝”因缺少实物而难以考证，确实是导致其身世被长期误解，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就连“黔宝”名称的来源，泉界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多认为将银饼命名为“黔宝”是为了纪念“宝黔局”。 早在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就在贵州开办了宝黔局，铸造制钱。据《贵州通志》记载“光绪初，因滇铜缺乏，废贵阳宝黔局”。宝黔局虽废，但官炉尚存，遂铸造了此币。 我倒是觉得，它的名称来源并不那么重要。潘蔚为纪念“青溪铁厂”开炉而造的“黔宝”银饼，它所代表的“贵州人民穷则思变，想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以及与命运抗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个“黔宝”的内涵其实更重要，这才是真正的“黔之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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