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陶十里铺北：一个地层剖面 一部上古历史

定陶十里铺北遗址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定陶县仿山镇十里铺村北约100米处，因菏曹运河生态湿地工程建设而发现。该遗址是典型的堌堆遗址，由北部的堌堆遗存和西南、东南的两块岗地构成，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00米，总面积9万平方米，有的地段高出地面2～3米。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和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图一 大汶口彩陶罐

图二 龙山文化陶鬲、罐

图三 岳石文化陶鼎、盆

图四 晚商卜甲、骨笄

在冀鲁豫皖四省交界的古河济地区，这类堌堆遗址多有分布，有的已发掘，著名的有豫东商丘永城造律台[1]、夏邑清凉山[2]、濮阳马庄[3]、民权牛牧岗[4]、鲁西南的曹县莘冢集[5]、茌平尚庄[6]、梁山青堌堆[7]、菏泽安丘堌堆[8]、皖北萧县花甲寺[9]等。根据发掘报告，堌堆上多是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堆积，定陶十里铺北遗址也不例外，但就其地层堆积之复杂、内涵之丰富而言，却是其他遗址不可比拟的。2016年2月26日《中国文物报》第8版发表了考古队领队高明奎的《山东定陶十里铺北遗址发掘获重要收获》一文[10]，文中说，遗址“北部堌堆遗存文化堆积平均厚达2米，上部普遍覆盖0.7～2.1米厚的淤积层，包含大汶口文化 (图一)、龙山文化(图二)、岳石文化(图三)、商(图四)、东周、汉、唐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2016年 5月 15日上午，在“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高明奎在申报陈述中进一步做了介绍，在遗址最底部尚“发现少量泥质红陶钵、双耳壶的残片，并采集到石磨棒及夹砂素面红褐陶片，时代或早于大汶口文化时期”[11]，有可能是北辛文化的东西。所谓龙山文化，并非指以蛋壳黑陶、素面磨光陶为特征的典型山东龙山文化，而是指虽有典型山东龙山文化因素，但更多的是含有豫东造律台类型、豫北后冈二期类型的河南龙山文化的成分；所谓岳石文化，同样并不单纯，除夹砂红褐色大口罐、中口罐、甗、小罐形鼎、泥质灰陶豆、卷沿鼓腹盆、器盖、尊形器等典型岳石文化器物外，还共存有下七垣文化的细绳纹鬲(图五)、罐、花边口沿绳纹盆、盘底带凹窝的高柄豆等；岳石文化之后是商文化，商文化分为不同层位，内涵也不单纯，发现有类似中商一期的绳纹高足鬲，殷墟二期和三、四期的鬲以陶范残块、卜甲、骨笄等遗物及墓葬、陶窑、祭祀坑等遗迹。值得欣慰的是在北部土丘上发现了一座平面近圆形、直径180～190米的城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墙体沿高地边缘绕行修筑，南部有一缺口，东部遭河道破坏。墙体顶部距地表0.3～1.5米，宽7～8米，底部宽11～13米， 残高2.3～3.5米。南墙中部经探沟解剖（图六），可知墙体可分三期(图七)：第一期为岳石文化时期；第二期可能始建于岳石文化时期，沿用至商代晚期；第三期，商代晚期修补加固，东周时期仍在使用。经考古队调查，发现以该遗址为中心在半径12公里范围内，分布着6处同样的堌堆遗址，形成了北辛文化晚期至夏商周时期连续发展的堌堆遗址群，推测此区域有一个区域政治实体，而十里铺北遗址则是其中心。

图五 下七垣文化鬲

图六 南夯土墙体解剖沟

图七 南夯土墙剖面局部

定陶十里铺北遗址所在的河济地区，在中国上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传说中属于中原系统的黄帝、颛顼、帝喾、尧及禹，属于东夷系统的少皞、蚩尤、后羿，以及既有人说是夷又有人说是华(夏)的舜都在这一带活动过。单从文献上讲似乎都能找到根据，好像都有些道理。我们知道，传说史学虽包含一定的史实，但不经过分析，不做可信性研究，尤其是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是不能信以为真的。就这个地区的古史而言，我认为十里铺北遗址提供的地层剖面，正是判定其历史演化进程唯一可靠的标尺。根据学者们研究，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它们所属的族系(主体)是世居在泰沂山脉的中心兼及周围广大区域的夷人，而冀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地，则是该系统文化与中原系统文化发生接触、影响、融合甚或冲突最为频繁的地区，其主角即是东方的夷人和中原的华(夏)人。上述该系统中，按照正常发展，大汶口文化之后自然应是山东龙山文化，但在这里，在十里铺北遗址，却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类型(甚或后冈二期类型)代替了山东龙山文化。之后，东方系统的岳石文化又代替了造律台类型。我曾写过一篇《论造律台类型》[12]的文章，推断造律台类型的主人与舜有关，我认为舜虽和夷有密切关系，但主体仍是中原族系。如果此说有一定道理，那么造律台类型在这里出现，其后又成为岳石文化的天下，岳石文化之后，相继由商、周占领，正是通过夷夏之间这种长期而又曲折的斗争，世居东方的夷文化最终融入了华夏文化系统。

以定陶十里铺北遗址为代表的地层剖面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该地区一部近乎完整的由多元走向一体的上古史，这正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文中照片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定陶十里铺北考古队提供，谨表谢忱。）

注释：

[1]李景聃：《豫东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1947年。

[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张翠莲执笔)，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 年。

[3]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濮阳马庄遗址发掘简报》（未刊）。

[4]张国硕、赵俊杰：《牛牧岗遗址考古发掘与周边区域调查》，《民权牛牧岗与豫东考古》，科学出版社，2013年。

[5]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曹县莘冢集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5期。

[6]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省茌平尚庄遗址第一次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 4期。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梁山青堌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期。

[8]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菏泽安邱堌堆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 11期。

[9]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萧县花甲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6年第2期。

[10]高明奎：《山东定陶十里铺北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周刊》2016年2月26日。

[11]高明奎汇报材料：《山东定陶十里铺北遗址》。

[12]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原载《文物》1983年第 4期，后收入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文章来源：《黄河·黄土·黄种人(华夏文明)》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