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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被注射雄性激素后的奇怪发现

2019-03-28  naiga书馆

有人认为,把人和动物二元分开的,是人的“理性”与动物的“兽性”;以及和优胜劣汰的野蛮丛林对立的,是人的同情、怜悯与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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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跳出道德、哲学乃至政治领域,人的的确确是经过长久演化而来的动物,受各类原始冲动支配;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我们的基因都是“自私”的,目的是为了延续并复制。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演化机制、神经科学和心理行为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人类的许多社会性和反社会的复杂行为,也能被一系列的生理机制所解释,例如调节情绪和行为的激素,支配生理反应的大脑皮层。

食欲、性欲和生存本能,仿佛成为了一切的底层。很多时候我们都对各种残忍的行为一摊手,拿出《演化心理学》或者《自私的基因》扔到对方脸上并拒绝辩论。文明和社会在生理的支配下,从未变得如此脆弱,总被荷尔蒙和杏仁体所潦草打倒。

但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二元对立的。人的“人性”、“社会性”,和人的“动物性”,并不能泾渭分明地看待。就像斯坦福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在《行为》(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一书里所说,人类的善和恶并不是与生俱来,也不能截然分开。生理作用的机制有时候会让人大吃一惊——那些暴力、攻击和互相伤害,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的一部分还生活在丛林,而是我们自己亲手制造了丛林。

激素对于人行为的影响十分显著?

许多人可能都知道,所谓“男性通常更为暴力”,是睾酮作用下的结果。睾酮是一种雄性激素,在男女体内都有分泌,并主要控制男性第二性征的发育和生长,但也会影响人和动物的行为,产生侵略性。展现出暴力倾向的灵长类,脑中杏仁核的睾酮受体也更多。把一个雄性灵长类阉割之后,他的侵略性的确降低了,说明睾酮和暴力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研究者发现,即使被阉割掉的猴子,也会或多或少有暴力行为;且暴力行为的程度,和被阉割之前的暴力经验呈正比。这里面一定有学习和社会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被激素所揭示。

更多的研究甚至展示出了微妙之处——睾酮有的时候会让人增加焦虑,过量的睾酮,能够让陌生面孔不断激活主管恐惧的杏仁核;但睾酮有的时候又会让人降低焦虑,让人变得愉悦甚至过度自信,做出各种冒险的事情。这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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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维克森林大学的一个研究揭示了睾酮真正的一面。他们的灵长类研究者找到了一群有严格社会结构的雄猴子,来测量他们的暴力程度;然后,他们把这些猴子放一起,很快这些猴子就形成了从强壮到弱小的排序,分为ABCDE。然后,他们给排序在中间的C猴注射睾酮,来看他们是否会更暴力、更愿意冒险去挑战“权威”。

的确,他们变得更暴力了——但是暴力并不是无差别的,他们施暴的对象并不是AB猴,而是DE猴。换句话说,睾酮并没有让他们有胆量挑战比他们强的猴,而是让他们捏软柿子捏得更起劲。激素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它不会创造挑战现有秩序的暴力,而会延伸现有的暴力结构。它让主要接受恐惧和应激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敏感、反应更加迅速,这在暴力为秩序的社会中被“翻译“为暴力,而在挑战成功之后“翻译”为愉悦(比如,你支持的队伍赢球)。甚至在一些情景下,睾酮会让人更加慷慨。在一个实验中,人们拿到一些钱,需要分一部分给别人,而别人有可能会拒绝。注射睾酮之后,人们会变得更加慷慨,因为被拒绝是一件“丢面”的、伤害自己社会价值的事情。所以,让人们相互残杀的是睾酮,在餐厅里让男士争先恐后买单的也是睾酮,关键在于怎样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在人们的认知里像写程序一样写入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而激素不过是通过它来体现的罢了。

使用催产素会不会让人更“博爱”?

另外还有一个经常被拿来和睾酮相提并论的激素,是催产素。催产素被认为是“爱护”与“同情”的激素,它有时被称为“爱情激素”,和时常露出狰狞面貌的睾酮形成了对照。催产素不仅仅是在妇女生产的时候分泌,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中,有助于减轻压力、缓解疼痛,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增加信任、减少恐惧。的确,催产素的存在是人类作为集体动物的证据,毕竟除了为生存资源和生殖互相残杀,人类还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抱团取暖。

那么,是不是使用催产素,会让人更博爱?想要世界和平、停止暴力,多给点这种激素就行?同样的,事情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

2011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者招募了一群荷兰人做著名的“电车实验”。飞驰的电车轨道上绑着五个人,你愿意把一个人推上轨道停止电车,牺牲一个救5个吗?这其实是一种哲学思维游戏,有各种各样的变形,用于测试不同情况下人们的道德观。研究人员给被试注射了催产素,看看他们在假想中掌握一个人的“生杀大权”时会怎样反应:到底是冷酷无情地推人下去,还是犹豫不决落入道德困境?

在有些情况下,被试者们变得更犹豫了。当研究者把这个被推下去的人是一个荷兰名字的时候——“你愿意把德克(Dirk)推下去吗?”被试者的确更犹豫了。但当这个倒霉鬼有着德国名字(比如沃尔夫冈Wolfgang)或者阿拉伯名字(比如艾哈迈德Ahmed)的时候,注射了催产素的实验对象和以前一样毫不犹豫,有时候甚至更加残酷无情。

换句话说,催产素并没有让他们变得无差别地博爱,而是更爱“自己人”。而“外人”——对不起,催产素甚至会加剧这种排外,让敌我泾渭更加分明。的确,催产素的另一面是让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不受侵扰,或者与自己人产生更紧密的联系。它也会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美国人在催产素的帮助下会在压力来临之际更愿意求助他人,而韩国人则没这么明显。文化和社会结构决定了一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它可以是爱与扶持,也可以是寻求集体的庇护,甚至可能是对于外敌的恐惧。

没错,睾酮和催产素是人类动物性的明证;然而社会秩序、社会文化和敌我差别——至少在现代社会——大部分是由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的。人们总有维护现有秩序的顽固心态,会从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理由中寻找“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包括但不限于地域、种族、性别、语言、历史等等)。这些社会和文化结构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很多时候却被我们看作理所应当,而生物性在这之上支配着我们的行为,然后让我们把借口推给“本能”。

我们到底是不是受生理冲动支配的动物?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能够从扫描影像上看到大脑皮层的活动,我们能够知道神经递质的活动机理,把爱、恨、恐惧和恶心等还原到分子级别。在fMRI里,我们成为了一个不断产生生化反应的有机体,仿佛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但是,想要建立这些生化反应和行为的直接联系,却没有想象那么简单。行为是复杂的,是被社会定义的,也是受到不同的因素支配的。而外部因素甚至可以反作用于大脑,改变神经的生理构成。这种环境带来的可塑性,体现在人生理活动的方方面面——比如,萨波尔斯基研究发现,母亲的压力会随着哺育的行为模式传递给婴儿,让婴儿更容易在压力下应激;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活环境,这种压力甚至会代代传递。生活在穷苦环境中的人,承受着更加强大的压力,大量的皮质醇会导致大脑中杏仁核区域的增长,让人更容易在压力下应激;而主管理性思维的前额皮质则会缩小;在皮质醇的驱使下,血糖波动更大、更容易产生胰岛素抵抗,从而更容易发胖。

对于基因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也有了更为细致、复杂的结论,例如表观遗传学。拥有一个基因不再是决定一切的,很多基因要在环境的刺激下才会被激活。基因给了你一个灯泡,然而环境掌握着这个灯的开关。越来越多的研究都在揭示生活环境、教育、文化对于一个人的影响,甚至可以延伸到生理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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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核心,也和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提出过,人的思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跑得更快的直觉反应,另一种是理性的思考。直觉反应受边缘系统支配,让我们不假思索、毫不犹豫、理所应当,也让生理的部分能够肆意地支配我们的行为,在敌人面前战斗或逃跑,或者在多巴胺的奖赏驱使下一刻不停地刷手机。而让我们战胜生理冲动的理性思考,主要来源于前额皮质,它的强大与否,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成功战胜生理冲动,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前额皮质形成的关键时刻,是儿童和青春期时代。研究表明,前额皮质的发育,也是受基因影响最小的。在良好的环境和教育下,人们会变得更温和、更理性、更愿意思考,更少受到杏仁核(压力和恐惧)、岛叶皮层(恶心)和多巴胺(奖赏)等等的直接支配,让人们在必要的时候藏匿起生物性,从事更加复杂的工作,进行权衡利弊的思考。

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受生理冲动支配的动物?是,也不是。包括许多动物在内,生理冲动并不是简单地在支配着我们的行为,而是通过环境在起作用。任何行为都是与后天的学习、社会的结构,乃至文化的模式相关,很多时候,那些在激素和神经递质影响下的暴力、侵略、嫉妒与冷酷,不过也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镜子,照出我们所谓的“人性”的方方面面。

不要忘了,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是能够跳出所谓“生理”的局限,改变所谓“天赋”的一切。

(李子,佐治亚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博士生,果壳特邀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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