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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精选自《知中·孙子兵法指南书》，读史系授权发布 唐朝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玄宗皇帝始设“太公尚父庙”，在此供奉周朝开国名臣吕尚（姜子牙）；随后又从历代名将中选出十位佼佼者配享，称之为“十哲”。 29年后，也就是公元760年，此时唐帝国正处于“安史之乱”中，玄宗之子肃宗，为激发军民的尚武精神，将吕尚尊封为“武成王”，与“文宣王”孔子享同等级别的祭礼。 自此，“武庙”开始兴盛，将士出征沙场前，多来此祈愿武运昌隆。 唐肃宗所选出的这十一颗“将星”，大名皆如雷贯耳，但是，细看这十一人的身份，其中较为纯粹武将出身的却不多。 尤其是汉朝的张良，他一生中作为将领带兵打仗的经历寥寥无几，且战功乏善可陈，单论他身为武将的“业务水平”，或许还不如秦军的一个龙套将领，但他在武庙中的地位，却仅次于主神吕尚，被奉为亚圣。 究其原因，还得从入选武庙的标准来分析。 通过张良、诸葛亮、田穰苴等人的经历与身份，便不难看出，想要获得武庙的主席位，个人武勇并不是很重要；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看此人的战略思想高度、统帅能力，以及对于主君、国家的重要程度。 在军事身份上，此人应该是“战略军事家”属性，大于“战术军事家”属性；如孙武、吴起这般，能够二者结合的则更上一等。 “战略军事家”的特点，便是他们的“业绩考核”，标准与国家整体兴衰挂钩，所以，他们在用兵时，必须从全局出发思考策略——战前、战中、战后三个维度皆需涵盖；与外国的政治交往、军队的编制设计，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这与贪图一城一池之功的普通将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简单来说，“武庙十哲”是“王佐武臣榜”，而非“武勇名将榜”。所以，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开汉四百年的张子房，位居武庙主、次二席是毫无争议的。 而以武勇盖世闻名的关羽、张辽等武将，论战略水平，与上述诸人相比就要逊色不少，故未能进入“配享”名单，只以“从祀”的身份位列于武庙殿外庑间。 唐朝所列的“武庙十哲”名单，到了宋代开始发生变动。 宋建国之初（公元963年），太祖赵匡胤来到武庙巡视，遍观庙中供奉的名臣武将后，突然对其中一些人很不爽，尤其是被列于正殿、身为“十哲”之一的秦武安君——白起。 赵匡胤举起手杖，直戳白起的画像喝道：“这家伙坑杀已投降的士兵，如此劣迹，也配被供奉在这里！” 言毕，他便让人撤去白起神位，自此降格为殿外庑间从祀。 这还没完，不久，赵匡胤下令，对现有的武庙祭祀武将进行筛查，只有“功业始终无瑕者”才可留下。 于是，“武庙大清洗”开始了——“十哲”中，除白起外，吴起因“杀妻求将，名声不佳”，韩信因“功高震主，屡屡造次”，也被撤出主殿。 从祀武将中，周亚夫、邓艾、关羽、张飞等二十余人被清退，主要原因是这些人“未得善终”。
君王设武庙，除了祭祀先贤外，很重要的一层用意，就是要为自己手下的臣子们树立模仿的榜样。理想状态下，他们希望自己的臣子有能力、人品好、又忠心，那么自然要将历史上符合这些特质的名将高高供起，让臣子们与之靠齐。 而与之相背的人，则要速速清退。所以赵匡胤会讨厌“玩得太过火”的白起，也不喜欢个性过于强烈的韩信、吴起。 另外，还有个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孙武的“同事”伍子胥。他的能力、功绩绝不会低于位列“十哲”的孙、吴之下，但他连从祀的名单都没进去，原因就在他的“反骨”—— 先事楚，楚王无道杀我父兄，那我便带外国之兵灭楚，掘你的墓，鞭尸三百泄愤；后事吴，助成功业，吴王却开始不听忠言，反要我死，好，那我死后要将眼珠置于吴国城门上，看着你灭亡！ 这样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没有哪个君王敢鼓励臣子去效仿。
赵匡胤“武庙大清洗”后，又过了160年（公元1123年），宋徽宗赵佶也调整了一次武庙祭祀名单，最终确定历代名将72人，分成殿上11人，两庑61人，后人统将其称为“武庙七十二子”。 这时的“十哲”中，张良被单独列出，伴于姜子牙身旁；韩信重新归队；另外三个空缺，由齐相国管仲、越相国范蠡、唐汾阳郡王郭子仪补入。 到了元代，武庙的从祀规模被大幅缩减，主要祭祀的名将人数又渐渐恢复到了最初的“武庙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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