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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藏《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五十九卷，（宋）朱熹撰 ，宋刻本。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卷四十六配补另一宋刻本，半叶八行行十五字。卷四十七至五十一配补又一宋刻本，半叶十行行十四至十六字。索书号8664。该书被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除1959年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在该书条目中加注“潘捐”，指明此书来自潘氏宝礼堂外，其他各目均未言其传承情况。即《宝礼堂宋本书录》，亦未说明此书收自何方。近日，我查阅资料后初步判定，该《纲目》系弢翁早年配补成套并转售潘氏宝礼堂。 此事源于卷四十六首叶一方“周暹”藏印。此印记令我十分吃惊，难道此书与弢翁有所交集？记得弢翁在明刻本《两汉纪》题跋中曾讲述更换藏书印一事，曰：“余所得善本书，每钤‘曾在周叔弢处’六字朱文印。盖收书只以遮眼，本无世藏之心，非好为旷达之语以欺人也。今此印刓弊，不堪复用，遂改钤‘周暹’二字白文小印。自此书始，后皆从之。丙寅夏 弢翁。”丙寅为民国十五年（1926）。该四十六卷应为弢翁1926年后收藏，1938年《宝礼堂宋本书录》成书前转让潘宗周的（参见图1至图3）。 图1 宋刻《资治通鉴纲目 》
为寻找弢翁那方藏印的答案，我先翻阅手头的《自庄严堪善本书影》《自庄严堪善本书目》《丁亥观书杂记》，均无线索，后将希望寄托于李国庆先生编著的《弢翁藏书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之中。我当即在“孔夫子旧书网”下单订购一本。两天后《年谱》寄到。翻开书不多时便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壬申”条目下找到了线索。起初我以为只有卷四十六来自弢翁。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发现，此部《纲目》应该是弢翁配补完整后转予潘宗周宝礼堂的。 《年谱》“民国二十一年（1932）壬申”条目曰：是年“致王晋卿书，购《宛陵集》，询彼处所存《通鉴纲目》及宋抄本《宝刻丛编》残帙所存叶数等事。”注释引弢翁致王晋卿书云：“尊处《通鉴纲目》是第四十七卷否？” “民国二十二年（1933）癸酉”条目曰：四月十一日“……并询在北平所见残宋本《通鉴纲目》存卷多少等事。”注释引弢翁致王晋卿书云：“……子敏言阁下在北平曾见残宋本《通鉴纲目》，不知能配几卷否？余不及。”同条目：“五月八日，致王晋卿书，议购宋本《纲目》，并告上海友人索阅此书事。”注释引弢翁致王晋卿书云：“宋本《纲目》不知能有成议否？如不成，乞于下次来津时携回。上海有一友人索阅，或可谐也。此书乞勿与多人看，亦勿言为暹之书为要。” 以上所引三封书信透露出如下信息。1，民国二十一年（1932），弢翁所藏《纲目》尚缺第四十七卷（或第四十六卷，详见下文）。2，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十一日，弢翁仍在打探《纲目》残卷之事。或仍有缺卷需配补；或已成套，欲寻八行行十七字本残卷，统一全书版本，锦上添花。3，同年五月八日，弢翁已在转售《纲目》（按：据前后文意，《年谱》所述“五月八日，致王晋卿书，议购宋本《纲目》，‘议购’当为‘议售’”）。据此我以为，弢翁大约分三至四次购齐《纲目》。查《纲目》卷一至卷四十五，卷五十二至五十九，第一卷及此后双数卷卷端，均有“碧山学士藏书”印记。大约早先第二卷开始系两卷装订一册，册端均有钤印。后人改为一卷一册，新分出之卷端便无印记。故上述各卷应为一人所藏，这部分算作一次购藏。卷四十六行款与另两种本子均不相同，且单独钤有弢翁藏印，当为一次购藏。第四十七卷至五十一卷，双数卷卷端均有“赵次公”印记，按照两卷一册，册前钤印之规律，应为一人所藏。然弢翁单独询问王晋卿有否第四十七卷，该卷则有可能单独配补而成。加上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一，共购置四次。另有一种可能，弢翁询问之四十七卷系四十六卷之误。这样，便是三次配补而成。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八日之前，书已凑齐并寄存王晋卿处代售，尚未出手，故请其“来津时携回”（第四十六卷之“周暹”藏印，大概为防止在书商处被混淆而钤盖）。其时已有上海友人欲购该书，此上海友人便是宝礼堂主人潘宗周。从相关文献中未发现弢翁与潘宗周有往来之事，大约是通过张元济先生居中牵线而成。张元济先生与弢翁交情深厚，过往甚密。且《宝礼堂宋本书录》系张元济先生代笔之作，心领弢翁不愿透露此事之意。故于《纲目》解题中，未提及弢翁与此书的交集。 弢翁此书出手的价格只有区区2000余元。《年谱》“民国二十二年（1933）癸酉”条目曰：十月，“韩氏藏书在上海散出，弢翁以七千金辗转收得抄校本书凡三十种，并将所收之书列于《云间韩氏藏书目》上。”注释引弢翁《云间韩氏藏书目》题识云：“王晋卿自沪携抄校本数十种来，选购三十种，乃费七千余金，为余从来未有之豪举，……此七千余金，以宋本《通鉴纲目》抵二千余元，可云痴矣。”因知《纲目》仅以二千余元出手，价格极低，乃至弢翁自嘲“可云痴矣”。何以说价格极低？我们可从弢翁所购宋本《汉雋》一书的价格对比看出。 弢翁所购《汉雋》十卷，宋刻，卷数、行款与国图藏淳熙十年象山县学刻本及淳熙五年滁阳郡斋刻本相同。《年谱》“民国二十年（1931）辛未”条目曰：九月“致王晋卿书，告收到《汉雋》。”注释引弢翁致王晋卿书云：“《汉雋》收到。兹先奉上五百元，其余五百元容再筹还。仆南方生意近日倒闭，手中极窘也。”以上文字证明弢翁以一千元购得《汉雋》。《汉雋》仅十卷，部头为《纲目》六分之一强，相比之下，后者显然便宜很多。当然，弢翁将《纲目》作价两千余元付给书商王晋卿，以抵七千元购书款，至于王晋卿卖给宝礼堂多少钱，就不得而知了，翻一番亦有可能。此价格也证明弢翁转售之《纲目》为全本，并非卷四十六等配补卷。 民国，乃至明清时期的藏书家，大量购藏古籍的同时，不时转售或与他人交换藏书，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身为企业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弢翁，藏书及古籍版本学素养虽卓尔不群，终是“业余爱好”，巨额购书费常使其经济上捉襟见肘，甚至年关难度。如弢翁在《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题跋中便诉苦道：“海源阁本（《监本毛诗》），丁丑小除夕杨君敬夫曾拟归我。当时卒岁之资尚筹措未足，焉有余钱收书。乃婉词谢之。”他如出售股票融资购书，售卖百部普通古籍换取宋本等事，《年谱》列举甚多。《纲目》一书之转售，本无特别之处，值得关注和表彰的是，弢翁一如明清以来藏书家之优良传统，藏书、校书的同时，尽全力拾遗补缺，挽救了《纲目》等大批珍稀古籍善本，厥功至伟！ 最后再说一点题外话，弢翁所购《汉雋》，后随其他宋元善本一起捐赠国家图书馆，索书号8128。该《汉雋》起初价格奇高，弢翁与王晋卿几经“斗智斗勇”才以一千元购入。弢翁钟爱此书是有其道理的，该书版面四周余纸阔大，远超国图其他宋本《汉雋》，系蝴蝶装时期书口保存较好者，极为罕见。这一点也是弢翁选书独具慧眼之处（参见图4至图6）。 图4 弢翁藏宋版《汉雋》，叶面四周余纸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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