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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一个广为人知，又云遮雾掩的名字。 当下，心学大热。 然而，心学，是个什么学？ 何为，阳明真面目？ 史家张君劢曾论：“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像阳明学派那样传遍整个中国的有力学派。” 这个“传遍整个中国”，指的是地域——无论南北、无论东西，也是人群——无论士绅名宦、还是贩夫走卒。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一个文化现象，可以说，心学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全民向学的热潮。 为什么心学拥有如此之强的感染力？如此之强的传播力？ 而且，在当时—— 人们如何看待王阳明？ 又如何看待心学呢？  他是圣学的逆徒，在十一岁时就质问塾师，后来甚至“非议”孔子——“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他是世人眼中的疯子，无数人指责他丧心病狂，痛骂他是个祸根，“哓哓者皆视以为狂惑丧心，诋笑訾怒。” 他更被无数人视为圣人，当做神明。 从王阳明创立心学的那一刻起，关于“他是谁”？就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以及无数的赞誉。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继续给他贴上一些标签——一种常见的做法——来继续建立对他的印象，比如，他是16世纪的鲁迅，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但是，最好的了解他的方式，莫过于认真地回望他的平生，这也是最好的了解阳明学的方式，因为阳明学诞生于他的求索，也在他的求索中发展。 他求索到了什么？又发展了什么？ 他认为，要打破一切权威，包括他自己在内，也不应被任何人当做权威。 他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独一无二，拥有绝对的尊严和荣誉。 他认为，人人都能，获得完全的实现。 如果借用《传习录》中的一句话来形容，则他是“造化的精灵”。他的一生，就是一场精灵之舞。而且，他认为，所有人的所有真正的、闪闪发光的探索之路，也都是——精灵之舞。  正文开始： （全文8830字，阅读约需时15-20分钟，或者，一天、一月、一年……） “漫长岁月，无情流逝，方始出现一个人类星光闪耀的时刻……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某一分钟，但其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 ——斯蒂芬·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龙场悟道，提出“心即理”。 这是儒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刻，心学从此诞生。之后，他相继揭“知行合一”之教，以及“致良知”之教。 相较之下，以“知行合一”为教学宗旨，更像是一种过渡，而“致良知”则标志着阳明教法走向成熟。 比如，王门弟子钱德洪记载： “先生尝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 欢跃之情，溢于言表。 为何心学的教学宗旨会有从“知行合一”到“致良知”之变？ 为何王阳明在提出“致良知”之教后，如此兴奋？ 唤醒自己 第一境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1472年，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其父龙山公为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状元，官至礼部左侍郎。 十一岁时，王阳明遵父命，在京师入塾读书。 可以想见，以王阳明父亲的经历及社会位置，他为王阳明所聘之塾师，以时人眼光来看，必定不一般，而且，他对王阳明的科第之路，也会抱以相当高的期望。  偏偏，少年王阳明的表现却未如时人所望。他常常逃离私塾，找一群孩子玩作战游戏。他自制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旗子，指挥这些孩子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演练排兵布阵。 以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问题少年”，是个“坏孩子”。 果真如此吗？ 对此，《阳明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载： “先生豪迈不羁，龙山公常怀忧。” 不仅如此，王阳明还向塾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令后者极为难堪。 《年谱》载： 他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 塾师回答：“惟读书登第耳。” 他表示怀疑：“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塾师的回答，为时人对读书的一般看法。 王阳明的质疑，则是懵懵懂懂地对一种流行观念的挑战。 少年之问，并非凭空而来。  以王国维之论证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也就是说，产生问题意识，为治学起点；而后，为求索、成就。 王阳明与塾师的问答，源于他对举业的怀疑。 举业，即当时的应试教育。 对此，后来的王阳明，曾毫不客气地批评： “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也就是说，那些业举者，看似在追随孔孟，实则为孔孟之敌。他们不但没有遵从孔孟的教诲，反而背道而驰，一步步成为了国蠹民贼。他们读的是假书，上的是假学校，当的是假学生，做得是假官。 为什么会如此？ 有明一代，绝对君权登峰造极。朝廷阳尊儒学，阴奉法术。 朱元璋读《孟子》，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语，曾破口大骂： “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 他命人作《孟子节文》，删除《孟子》中带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并规定： “自今八十五条以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 孟子为儒家亚圣，从朱元璋对孟子之态度，可见当时朝廷对儒学的真实态度。而且，这种通过对《孟子》大动斧斤而得出的“圣贤中正之学”，造就了扭曲化的所谓儒学。它空有儒学之名，实则颠倒黑白。 朱棣时代，朝廷又编撰了以理学为“基”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将之作为官定读本和科举考试的准绳。至此，朝廷对儒学完成了系统化的改造。天下不再有真正之是非，只有一家一姓之是非。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读书人，普遍地忘记了真正的儒学乃是身家性命之学，而将读书与做官划上了等号，即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之结果，为造就了一个个卑劣的灵魂。 在这种情况下，以绝对君权为中心的秩序建立起来了，成本是心灵的普遍荒芜。 整个社会，成了一个禁锢身心的超级监狱。  如王阳明所批评的那样，竞相奔走于朝野上下者，多为心口不一的奸猾之徒。 一切就像《皇帝的新衣》那个故事一样——皇帝光着屁股，“穿”着那件其实不存在的衣服，将之作为一件华服，进行盛大的游行，而所有人都不敢指出真相，只是人云亦云地赞叹：“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裙是多么美丽！这件衣服真合他的身材！” 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称赞。 直到一个小孩子叫了起来：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十一岁的王阳明，就是那个小孩子。他对塾师的那次质疑，也是对真正自我的唤醒，对自我的一次发问—— 在一个朽坏的世间，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此，日本阳明学者冈田武彦这样评论： “王阳明当时虽然年少，却一语道出了圣学的的真谛。但当时的王阳明并不清楚，这句话会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多大的影响！” 唤醒士人 第二境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1499年，王阳明考中进士。 在此之前，他曾两度参加会试，并两度落榜。 《年谱》载： “同舍有以不第为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识者服之。” 他为什么对落榜有如此反应？ 为什么还要数度参加他曾质疑的科举考试？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业举不必患得患失，重点在于获得机遇“致君行道”。比如，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举业……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 这种观念，对于儒学中人来说，由来已久。 比如，宋儒普遍持有“致君行道”的观念。相应的是，有宋一代，“不成文法”为皇帝、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普遍“以天下为己任”。 就像范仲淹在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所写的那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一种自主意识及主体意识都特别鲜明的“天下观”，因为，范仲淹认为他也是“天下”的主人之一，天下者，天下之人天下，而非赵姓一家之天下。也是因为如此，他拥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反之，如果一个人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自主权、没有主体性，那他也无法成为一个拥有真正的责任意识的人。使用外力强制，固然可以造就他“负责任”的表象，但这实则造就伪善——他可以一边做皇家私产（当所有人都丧失主体性，则天下为皇家之私产）的盗贼，一边大言不惭地宣讲奉公守法。 宋亡之后，“致君行道”几成绝唱。  明初，朱元璋一边歪曲儒学，一边对儒士动辄屠戮，几乎彻底扼杀了“致君行道”的可能性。明中叶，皇权之运用落入“宫奴（黄宗羲语，即宦官）”之手，士大夫的地位更为低下。 1505年，朱厚照即位。翌年，改元正德。他贪玩不理政事，宦官刘瑾成为“立皇帝”。后者为稳固权力，大肆整肃异己。朝野上下，鸦雀无声。  王阳明上疏，请正德皇帝“侑言官去权奸”。 如果有丝毫明哲保身的想法，他即可置身事外。 一者，他那时只是一名六品主事，在京师不过是一名芝麻官而已。 二者，他不属言官系统。如果他不上疏弹劾刘瑾，也无人苛求。 他偏偏要发声。 刘瑾看到王阳明的上疏，暴怒。他票拟圣旨，将王阳明杖责四十。还令亲信监督，加力杖责。 《年谱》载，受此酷刑，王阳明“既绝复苏”。随后，又被流放到贵州龙场。 当时的龙场，在内陆汉人看来，乃是蛊毒瘴疠之地。 遭流放至此，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有来无回。 这是王阳明第一次进入绝境，而且，比起这个绝境来，愈来愈败坏的现实社会，更加让人感到无路可走。  在山溪之畔，他看到新生的白发倒映在水面，愕然不已，做诗感慨： 年华若流水， 一去无回停。 悠悠百年间， 吾道终何成！? 他不断自问： “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答案终于从心中升起了。 《年谱》载： “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那一刻，他为什么这么兴奋？以至于不由自主地发出巨大的欢声？以至于把仆人惊动得以为他疯了一般。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是顿悟一般的体验，似一道闪电掠过他的心头，刹那间，他看到了，此心真正自由、广大、无所不包。 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任何束缚、任何外力压制，都改变不了个体价值拥有绝对的主体性这一天然事实。以前，他孜孜于“致君行道”，求“理”于“君”，实则是作茧自缚。  《传习录》载，他如此向弟子解释： “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是的，“不须外面添一分”。 换言之，他之前上疏正德皇帝，实为与虎谋皮。那是一个“治”没有什么“道”，“君”也没有“理”的世界。坚信“致君行道”，等于缘木求鱼。 如果他是一名隐者，“心即理”这个答案，从此可以彻底解决那些曾经困扰他的问题——由于隐士不需要面对现实世界，那些问题也就并不存在。 事实上，这一期间，他也的确常常想象自己是一名隐士。 比如，他效仿陶渊明作《观稼》，体验做一名隐士的感觉。 下田既宜稌， 高田亦宜稷。 种蔬须土疏， 种蓣须土湿。 又如，他做《龙冈漫兴五首》，表达对颜回居陋巷的向往，想象从此告别仕途。 归与吾道在沧浪， 颜氏何曾击柝忙？ 枉尺已非贤者事， 斫轮徒有古人方。 但是，这时的他，仅仅是在想象成为一名隐士而已。 虽然他对“致君行道”已不抱兴趣，不过，他并没有忘却“行道”于社会，即担负社会责任。 他很纠葛—— 这种心情，表现在他的《龙场生问答》一文中，他写道： “今吾不得为行道矣。虽古之有禄仕，未尝奸其职也……今吾不无愧焉。”  现实社会则在催促他尽快做出选择。 正德四年（1509），折服于初创之心学的贵州地方官员邀请王阳明主持贵阳书院，即当地的官办书院。 王阳明以一首诗婉拒，他写道： “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 在这里，王阳明引用了《孟子》所载车夫王良的典故——当王良按照规范驾车时，乘车的人笑他为“贱工”；当他不按照规范驾车时，乘车的人反而称他为“良工”。 王阳明以此表达他的态度，即如果由他主持贵阳书院，那么他自然赞成王良的做法。这样就极有可能导致一个结果，即业举者不但感觉“无所获”，而且“笑王良”。 因为多数业举者的读书目的在功名，不在“行道”，而王阳明的教学目的在“行道”，不在功名。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有一道深深的鸿沟。 办法是什么？ 办法就是王阳明鼓起勇气——像他十一岁时鼓起勇气质问塾师那样，大声地告诉那些业举者，什么是真正的读书？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他决定接受邀请，主持贵阳书院，并揭“知行合一”之教。 儒学不是玄学。不同时期、不同讲学者的教学宗旨，都一一对应着特定的问题。 比如，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对应的是“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 王阳明揭“知行合一”之教，则在于让士人既读孔孟之书，则行孔孟教诲，而非言行不一、是非不分。如他所批评的那样： “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 他以比喻教学： “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 在苏格拉底看来，世间之所以不断有人做出恶事，毁弃自己的名誉、幸福，根源都在于无知。就这一方面而论，东哲、西哲，如出一辙。 学者房龙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山溪滋养着他们的身体，“智慧老人”则以人人都觉得神圣却又不知所云的古书“滋养”他们的灵魂。一个探索者，勇敢地走出山谷，看到了广阔的世界，并回来告诉人们。然后——智慧老人认为他是罪犯，人们痛骂他亵渎神灵。他们残忍地用石头砸死了他，将他的尸身抛下山崖。以此警告任何胆敢挑战传统的人。大旱来临了，半数以上的人饿死。饥饿驱使人们自救，绝望则驱使他们挣脱“智慧老人”的阻拦。沿着探索者留下的路标，他们找到了绿茵遍地的新大陆。他们心中充满悔恨，只得承认： “他是对的……他救了我们，我们却杀了他。” 这是一个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熟悉的故事，因为，真实的故事就在历史中重复上演。比如，布鲁诺被绑上火刑柱。 所以，王阳明毫无例外地发现： 面对那一个个久受荼毒的人心，一个个自我催眠的灵魂，“知行合一”如此简易的道理，竟然就是难以讲通。 以至于，王阳明不得不一次次地进行长篇的解释，或问答，或写信。 他感慨： “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 “知行合一”之教，也毫不例外地，遭到“智慧老人“激烈地指责。 对此，王阳明写道：“哓哓者皆视以为狂惑丧心，诋笑訾怒。”他们认为—— 王阳明疯了！ 唤醒众生 第三境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相比房龙所讲述的故事，王阳明可言幸运，至少，他只是被视为异端，而没有让“智慧老人”杀死。 他疯了吗？ 他只是感到失望。 来到龙场两年之后，王阳明接到了任命，前往江西出任庐陵县令。 归途中，他在船上度过了除夕，并作诗： 远客天涯又岁除， 孤航随处亦吾庐。 也知世上风波满， 还恋山中木石居。 其中颇有踟蹰之意。 刘瑾倒台后，他又陆续在京师、滁州、南京等地任职，并多次上书提出辞职。 但是，他越是不想做官，越是把官越做越大。 1516年，他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受命巡抚南赣及汀、漳等地。 对于王阳明来说，这是之前他从未遇到过的一个实权要职，即一步而为封疆大吏。 但是，他的做法却是继续提出辞职。 他上疏，请朝廷“别选贤能”。 不过，朝廷的做法却是连续四次下旨，催他上任。最后一次语气十分生硬，用了“不准休致”、“着上紧前去”等语。 1517年春，王阳明抵赣州上任。 并创下了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功业。 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以只及朱宸濠一半的兵力，即在一日之内攻下南昌，随后又在鄱阳湖大败叛军主力，生擒朱宸濠。 但是，这带给王阳明的不是荣耀，而是新的危难。 当时，正德皇帝执意“御驾亲征”，带着几万人马来到南京。他身边的张忠、许泰等人，则构陷王阳明企图谋反。 《阳明先生年谱》载： “忠、泰在南都谗先生必反，惟张永持正保全之。武宗问忠等曰：‘以何验反？’对曰：‘召必不至。’有诏面见，先生即行。忠等恐语相违，复拒之芜湖半月。不得已，入九华山，每日宴坐草庵中。适武宗遣人觇之，曰：‘王守仁学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 这构陷并未成功，但也让王阳明一时绝望到甚至有了离开中土之思。 《阳明先生年谱》载： “中夜默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谓门人曰：‘此时若有一孔可以窃父而逃，吾亦终身长往不悔矣。’” 这是一个比之前流放龙场更大的一个绝境，使他感到无路可走。 流放龙场前，他在锦衣卫的诏狱中度过除夕。 这一次，他在困愁、无眠中迎来新年。 在《元日雾》中，他写道： 元日昏昏雾塞空， 出门咫尺误西东。 人多失足投坑堑， 我亦停车泣路穷。 天地之间，一片混沌。他在大雾之中，跌跌撞撞，分不清东南西北。他眼睁睁地看着世人纷纷走入迷途，却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停下车来，在路边哭泣。他不为自己哭泣，让他哭泣的，是天下无数苍生。他们之中，有的高高在上，有的饱受践踏，但他们，都是需要迷途知返的人们。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个的人，也不是一件件的事，而是一个制度，即那个无可救药的朝廷，那个颟顸又暴虐的绝对君权制度。 如果是面对一个人，那么，即便是所谓天良丧尽者，也并非全无良心发现之时。 如果是面对一件事，比如刚刚结束的宸濠之乱，他也能以寡击众，迅速平叛。 但是，面对那个以绝对君权为中心的制度，他怎么办？ 之前的刘瑾，难道天生就是奸险之人吗？这个执意胡闹的正德皇帝，难道天生就是一个坏坯吗？如今又有许泰等奸佞围绕在正德皇帝身边，难道这许泰等天生就是奸谄之人吗？ 他们为什么变成了这等样子？若不是因为这个以绝对君权为中心的制度，那么，恣意妄为以及与之对应的谄媚无度，又从何而来？ 只要这无法无天的绝对君权制度继续存在，那么，在正德皇帝之后，也必将有第二个正德皇帝，第二个刘瑾，第二个许泰…… 对此，史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曾分析说，出现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能解释”，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也就是说，当时那个世界，乃是一个人人皆处于绝境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人与人之区别只在于有人自知，而多数人却不自知。 如此而已。 1521年，正德皇帝病死，结束了他那荒唐又短暂的一生。 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司礼监太监说： “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也就是说，他承认了自己是个失败的皇帝。 随后，许泰等充军并死于戍所。 但是，这个败坏的现实世界并不会因此得到改变。在接下里的年月里，依然有一个又一个的皇帝、重臣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而兼名裂。他们，全都不能在事业上获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的人生，全部如同填了沟渠。就像王阳明诗中所写的那样：“人多失足投坑堑”。 他终于，找到了办法。 1520年，王阳明在赣州初讲“致良知”。次年，在南昌正式以“致良知”为教学宗旨。 《年谱》载，他对门人说： “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也就是说，这个教学宗旨，不是单纯思辨的成果，而是来自于经历了流放龙场、遭谋反之诬等一系列患难的痛切感受。 在正式以“致良知”为讲学宗旨之前，他写了《睡起偶成》及《月夜》二诗。 《尚书》云“诗言志”，从这两首诗中，人们可见其志所在。 在《睡起偶成》中，他写道： 起向高楼撞晓钟， 尚多昏睡正懵懵。 纵令日暮醒犹得， 不信人间耳尽聋！ 在《月夜》诗中，他则写道： 举世困酣睡， 而谁偶独醒。 疾呼未能起， 瞪目相怪惊。 他要敲响钟声，打开黑屋，让所有沉睡之人，醒来！ 他还写了《啾啾吟》一首，在这首诗中，之前的阴霾情绪，一扫而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用之则行舍即休， 此身浩荡浮虚舟。 丈夫落落掀天地， 岂顾束缚如穷囚！ 多么的自由自在！无论朝廷如何无论社会如何，一个人，都可以浩浩荡荡、顶天立地。什么束缚，什么枷锁，全都一边去。 同时，他开始走向街市去讲学。在泰和，面对一个名叫杨茂的聋哑人，他提笔写：“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听是非，你心还能知是非否？”杨茂写：“知是非。”他写：“如此，你口虽不如人，你耳虽不如人，你心还与人一般。”杨茂表示感谢。他继续写：“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个圣贤的心。口虽不能言，耳虽不能听，也是个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心若不存天理，是个禽兽的心。口虽能言，耳虽能听，也只是个能言能听的禽兽。”杨茂扣胸指天。他继续写：“我如今教你但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杨茂再次拜谢。 以此行动，他向世人表示—— 从此，心学的教学对象无分南北东西，无分男女老幼，面向所有阶层，所有的人。 心学，也如野火般传遍四方，木工、陶匠以及樵夫等，亦纷纷向学。 当王阳明以“致良知”之教“撞晓钟”之时，欧洲的宗教改革方兴未艾，启蒙运动还尚未开始。 当时的欧洲和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很有相似之处，比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繁荣的的商业市镇，个体意识蓬勃发展。相较之下，原有的经院哲学走向衰落，原有的权力机构则成为滋生腐败的所在。比如，教皇的特使竟然叫卖“赎罪券”。在这种情形下，做为针锋相对的行动，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认为人人皆可通过信仰得救，而非通过外在的那个教廷，不仅仅如此，他还抨击那个腐化的教廷为“人间最大的巨贼和强盗”。启蒙运动继之而起，打破了“君权神授”的神话，为现代社会的形成确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者杜维明认为： “在这个特定的方面，阳明对儒学所做贡献，同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做的贡献一样深刻。” 这一时期的王阳明，也迎来了他平生心情最为畅快的一个时期。比如，他在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 “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 他认为，一个人，无论他从事何种职业，无论他身份高低，只要诚意向学，成圣成贤之路都会向他开启。 他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果能……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他说：“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他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 他写道：“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他还写道：“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之前从来没有一种学说，能够如此肯定个体价值。 这如一声惊雷，撼动了万千遭受现世重压的人和深陷权力旋涡的人，让他们在已经朽坏的“治道”和“世道”之外，看到了一条光明大道。 史家余英时在回望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并评点说： “‘致良知’为个体意识提供了最合需要的精神动力……通过这一层解释，决定是非的大权已无可逆转地落在每一个人的手上，个人根据一己的是非之心，便能对万事万变做出独立的判断。在儒学传统中，无论是个体的承当精神或批判意识，都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这才是阳明‘良知’说的真精神所在。”“（他）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 1528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舟中。临终前，留遗言于弟子：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1529年，嘉靖皇帝下诏，斥心学为“伪学”，加以严禁。 不过，这一纸颟顸的诏令并不能阻挡心学继续如野火一般在人们的心头传播。 在杭州、吉安、衢州、池州、余姚、南昌、金华、青田、辰州、溧阳、龙场、赣州、泾县、蕲州、宣城，各地无视严禁，不断建书院讲习心学，建阳明祠祭祀王阳明。 隆庆皇帝即位后，一度开明的朝廷恢复了王阳明的名誉，也解除了心学之禁。 1584年，王阳明从祀于孔庙。 身后是非谁管得？ 关于他的争议，并没有随着他从祀于孔庙而结束，恰恰相反，依然，有许多人，视他为祸根，也有许多人，敬他如神明。 王阳明，他到底是谁？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文献： 1， [明]王阳明（撰），《传习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 [明]王阳明（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全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日]冈田武彦（著），杨田等（译），钱明（审校），《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全三册），重庆出版社，2015 4， [日]冈田武彦（著），吴光/钱明/屠承先（译），钱明（校译），《王阳明与明末儒学》，重庆出版社，2016 5， 余英时（著），《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 钱穆（著），《阳明学述要》，九州出版社，2017 7， 梁启超等（著），《王阳明传》，新世界出版社，2016 8， 许葆云（著），《王阳明的六次突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9，张君劢（著），刘梦溪（主编），黄克剑/王涛（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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