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

刘禹锡作为中唐诗人的杰出代表之一，与我们所熟知的白居易并成为“诗豪”。他的一生，可谓是波澜壮阔，早年平步青云，位极人臣；中年屡遭贬谪，身世飘零；晚年坚强不屈，重返朝野。不倔强，毋宁死，是其一生豪情万丈的真实写照。

与很多落魄的文人不同，刘禹锡出生在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据《子刘子自传》中记载，其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刘胜。刘禹锡的祖父与父亲均在朝为官，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诗文俱佳。

十九岁游学在外，刘禹锡就在长安、洛阳的士林中获得极高的声誉。贞元六年（790年），年仅二十一岁的刘禹锡，三科及第，可谓风头无人能及。很快，刘禹锡被授为太子校书，开启了自己无比绚烂的政治生涯。

很快，有着远大政治理想的刘禹锡凭借自己杰出的才能，被以王叔文为核心的永贞革新集团所青睐和器重，屡遭升迁，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革新运动之中。此时的唐顺宗对刘禹锡也是颇为器重和赏识，刘禹锡一度进入中枢机构，甚至参与了国家财政的管理。

可惜天不遂人愿，力图消除藩镇和官宦势力的永贞革新运动，受到了旧势力的迅速反击。唐顺宗卧病在床，太子登基，永贞革新运动的失败，宣告着刘禹锡政治生涯的无情告终。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八人贬为远州司马，即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此后，刘禹锡历经宦海沉浮和世事变迁，从除次被贬到宝历二年（826年）奉调回洛阳，可谓“身世浮沉雨打萍”，长达二十三年之久。正如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写的那样，“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在这风雨飘摇的二十三年里，刘禹锡几度升迁，几度遭贬，在大起大落之中品味了别样的人生。惟一不改的，却是刘禹锡在诗歌中传达出的坚贞不屈和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一如当初他坚定地选择站在了永贞革新这一阵营里。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那是身处逆境却不改初心的澎拜激昂；“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那是对小人得志和新晋权贵的无情嘲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那是越战越勇、抗争到底的坚贞不屈。

有人说，刘禹锡初始是毁于站错队，后来是败于嘴太欠。纵使再度被启用，刘禹锡也因为上面提到的两首桃花诗，被新贵排挤而多次遭贬。其实，这或许就是刘禹锡的伟大之处，纵使有王叔文提到的“宰相之器”，也难改他骨子里流淌的文人式的傲气与浪漫。

得罪权贵如何，不被重用如何，刘禹锡自有一身傲骨，把热切的信仰坚持到生命里最后一个时刻。此去经年，桃花依旧笑春风；再度归来，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选择了这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却也完成了对于自己生命信仰的守候。

求仁得仁，是谓幸福，这副人生之牌是否被打烂，外人不足道也，全在于梦得自己如何去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