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象斗他是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和小说史不可回避的重量级人物,一个能让鲁迅、郑振铎、孙楷第、胡适等大学者,在著述中对其生平事迹、刻书版本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人物——他就是明代后期著名的书坊主和小说编纂者,“建安余氏”刻书世家的核心人物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1637),建阳书坊人,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等。余氏先祖因官建州建阳令而举家入闽,到北宋初年始定居在建阳的书坊乡,于是就开始经营刻书业。余氏刻书,出手不凡,在南宋出现了万卷堂,元代出现了勤有堂等著名的刻书堂号。余象斗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当时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时期还有刘、熊、郑、叶、杨、陈、詹氏等书坊世家经营着百余家书坊。余象斗出身在书香门第,少年时代曾读书习儒,明万历十九年(1591),30岁始放弃科考,一心刻书,在《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的卷首中,他说:“辛卯(万历十九年)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籍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籍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余象斗主要以双峰堂、三台馆两个堂号刻书,自万历十六年(1588)到崇祯十年(1637)这50年间,他刊刻了七十余种书籍,规模之大、品类之多、时间之久,不仅在竞争激烈的建阳刻书业,乃至放眼全国,也无人可与相媲美。 余象斗不同于一般的刻书家,他至少有三重身份:书坊主、刻书家、通俗小说编纂者,每个身份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是一个将商业意识和文化意识有机结合的独特的刻书家。在商言商,作为书坊主的余象斗自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多出书,出好书,多卖书。因此,他十分注意营销策略,在书籍的出版和销售方面独树一帜,卓有成效。 余象斗给予自己出版对象以准确的市场定位,就是范围广大的中下阶层,粗通文墨的老百姓。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些新颖的版式,出版了许多插图本小说如:《全汉志传》《武功名士英烈传》等。为了增强扉页的视觉冲击力,如《列国志传评林》,他将扉页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题有“谨依古板校正批点无讹”,竖分两行,中间一幅配图;下半部两旁大字“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同样竖题,中间半部题“三台馆刻”下半部刻有一段识语,这种纂图互注,图文结合的形式,群众喜闻乐见,自然购买踊跃。 万历三十四年,在重刊了族叔余邵鱼编纂的《列国志传》后,余象斗抓住读者的猎奇心理,又编纂和刻印《列国前编十二朝》。余象斗有着十分敏锐的市场嗅觉。万历二十二年,其他书坊刊刻的《百家公案》获得了热销。余象斗察觉到公案小说的广阔前景,迅速组织人员编纂刊刻《廉明公案》,以及续集《皇明诸司公案》,深受读者青睐,上演了古代版的《花千骨》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几百年前的余象斗就深谙营销宣传的重要性,对自己的商品进行了必要的包装。首先在自己所刊之书加上“新”或“正宗”字样,以突出版本之新,锓刻之正宗。如《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仰止子详考古今名家润色诗林正宗》《三台馆仰止子考古详订遵韵海篇正宗》等。有的还以“京本”打头,以显示版本质量之上乘。如《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等,目的都是为博取读者眼球,扩大影响面。其次,为了便于书商选购图书,余象斗还详细列举已刻书和将刻书的目录,并声称这些书籍均为“关于举业者”,是学子登科中举必读之书。对新版书籍,特别强调系名家编选,有的还列上注家姓名,指出乃“字字句句,注释分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