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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吉术就是民间常说的“择日”、“选日子”，实际上就是人们做某事在选择时间上的趋吉避凶。 择吉活动由来已久，上古开始有日官记日时，属于天文历法的活动，不完全具有后来择吉的性质。但在周代就有了忌子卯日的说法，已经出现了术数意义上的吉凶选择。《左传》上说：“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战国至秦代是古代择吉活动基本形成的时期，社会上有了日书应用的实物，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已相当成熟完备，足见战国以来，择日活动在社会上已经出现。 《楚帛书》已经有某时“利侵伐，可以攻城，可以聚众”和某时“不可以攻城”的宜忌说法。放马滩秦简《日书》更加具体清晰地提出：“建日，良日矣。可为啬夫，可以祝词，可以畜六生。不可入黔首”；“平日”……在这些书里关于择吉的内容已经相当成体系了。 汉代以癸亥日为穷日，人逢此日便不外出。《史记·日者系列传》载：“（汉）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史记》中的这段记载，说明汉初诸多术数方法均有择吉的基本内容，而且择吉也是当时许多术数的基本功能之一。 择吉术或择日术依据的基本理论仍然是我国古代的天干地支及其推算、阴阳五行生克学说、占星天文历法知识等理论体系的综合运用。 明人说，《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传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今《七政历》有之，但以保为宝，以困为伐耳。 唐太宗李世民曾因唐代时社会上流行的阴阳书“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令吕才与当时十几位学者共同加以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编成新的《阴阳书》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刊刻推行。 宋代是我国古代择吉术发展基本成熟时期，奠定了后来择日历书基本内容。宋代“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凡事必避之” 明清时期是择吉术和择日黄历发展最为成熟、形式最为完备的时期。当时的清政府下设钦天监每年颁发时宪书一本，提供给全国的原民，以备日常选用，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称的“黄历”清代以前并没有称为“黄历”的历书。 明清社会上同时流行着许多选择类、择吉方面的通书，这些选择类的书籍成于众人之手，说法不一，常出现相互抵触的现象，令使用者多有困惑而无从下手。乾隆年间，清廷派专人对各种择吉、择日等选择通书进行一次全面的考订，书成后，乾隆帝亲自定名为《协纪辨方书》，取意为敬天之纪，敬地之方。该书是一部选择内容集大成之作，体例严密，资料丰富，影响很大，成为社会上挑选日子的主要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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