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云冈石窟（第16-20窟）

 

     第16窟为“立佛洞”，开凿于公元460-470年。

    “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云冈最早开凿的一组洞窟，因系著名高僧昙曜主持营建，故称‘昙曜五窟’。窟制相同，平面呈马蹄形，穹窿顶，窟内造像以三世佛为主，主像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分别象征着北魏的五位皇帝。第十六、十七窟是一组。第十六窟主像为释迦立佛，高13.5米，波纹状发髻，清秀俊逸。佛像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结带下垂，属北魏太和年间推行汉化时的服制。”

 

    “文介”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既然言之凿凿地申明洞窟开凿于“公元460-470年”，即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元年至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四年，怎么立佛穿上了孝文帝拓跋（元）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推行汉化时的服制”了呢？

 

     尽管我们知道，北魏孝文帝是历史上一位非常有建树甚至可以称得上杰出的皇帝，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在位期间尤其是亲政期间，大力推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习等方面的诸项重大改革，使日益衰落的北魏又重新强盛起来。特别是他的迁都洛阳和推行汉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比如，为推行汉化，他将鲜卑姓改为汉姓，改“拓跋氏”为“元氏”、丘奚氏为奚氏、步陆孤氏为陆氏等等。同时，他还禁止鲜卑人同姓结婚，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并下令鲜卑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改说汉语。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为推行这一系列改革，孝文帝顶住来自于鲜卑贵族的重重阻力，甚至不惜大义灭亲，将与阻挠改革的鲜卑贵族势力沆瀣一气阴谋叛乱的太子元恂先废后杀。

    正是孝文帝坚定不移地推行大刀阔斧的各项改革，促进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使得北魏民心安定，吏治清明，国力强盛，具备了统一中国南北的基础。只可惜天不假年，孝文帝在南伐途中病逝，年仅33岁。北魏因失去了这样一位卓越的领袖而迅即衰落，历史也因此失去了一次改写的可能。

    孝文帝的确是位好皇帝，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把他祖父、父亲开凿的大佛，穿上他推行的衣饰吧，何况即使按石窟告竣的公元470年说话，拓跋宏当时也才不过是个三四岁的娃娃。

 

    既然这一组洞窟以昙曜命名，足见其在创凿云冈石窟这一惊天大业中居功至伟。

    昙曜，家世、生平不详。自小出家，早年修行于北凉。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后，昙曜亦被北魏所虏押往平城。但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始终不为生死所动。

    在平城，昙曜与北魏太子拓跋晃结为莫逆之交。

    与笃信道教的父亲拓跋焘截然不同，拓跋晃生性向佛。故而，当太武帝诏令灭佛之时，拓跋晃有意缓宣并走露风声，因此有一批僧侣得以逃脱，昙曜即为其中之一。但拓跋晃自己，却为父亲的灭佛之举痛心疾首，终致抑郁而死。

    拓跋晃之子拓跋濬即文成帝即位后，下诏复法，并请父亲的好友昙曜出任沙门统。

    昙曜继任沙门统后，深感责任重大，在经历了惨烈悲壮的灭佛劫难之后，他在找寻一种能够更好地弘扬佛法的形式，避免像以往的经像法物那样，在遭遇政治势力的摧残时荡然无存。

    开凿云冈石窟的动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萌发的。

    然而，云冈石窟工程耗资巨大，几倾举国之力。这么浩大的项目，如果得不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真心赞同，也是断断没有实施的可能的。

    因此，文成帝在开凿云冈石窟的伟业中，同样功不可没。而且，为了警示后人能够遵循祖训，避免灭佛悲剧再演，文成帝还专门要求昙曜以太祖以下五位皇帝为原型，塑五尊巨像。这正是如今我们看到的第16至20窟即“昙曜五窟”中，每窟都有一尊巨大的佛像的由来。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如今，我们不可能洞悉文成帝做出这一决断时的全部想法，但肯定另有一个重要原因——为他的祖父太武帝拓跋焘还债。

 

     第17窟为“弥勒三尊洞”，公元460-470年。

    “主像是菩萨装的交脚弥勒，高15.6米，头戴宝冠，胸佩蛇饰及短璎珞，臂着钏，斜披络腋，束腰收腹，下穿羊肠长裙，狮子座，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西壁立佛面庞浑圆，造型古朴壮美。东壁坐佛双肩齐挺，服饰线条流畅，刀法娴熟。窟内四壁以千佛雕刻为主，雕像清简劲直，纯真朴质，反映了云冈早期造像的艺术特点。西壁佛像背光外缘供养天，单腿半跪，双手捧莲，神情恬静，造型优美。明窗东壁太和十三年（487）造像龛，是云冈石窟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尺。”

 

     17窟主像风化严重，但仍能看出，这是昙曜五窟中唯一的一尊菩萨。据说，他的原型，就是文成帝之父，因太武帝灭门佛忧愤不已，最终抑郁而死的故太子晃。

 

     如今我们提起魏太武帝拓跋焘来，似乎只记得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四大灭佛运动的始作俑者，因而给其赋予了凶残暴虐的形象。

    其实，这绝不是历史的全部真相。

    事实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一位胸怀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北魏一代杰出君主。他尊重人才，广揽贤士，知人善任，统兵有方。在他的指挥下，北魏先驱柔然，再灭大夏、后燕，最后灭掉北凉，从而结束了持续一百多年的“五胡十六国之乱”，统一了北方黄河流域。

    那么，这样的一位英明帝王，为何最终却成了开中国“灭佛”之先，屡遭后世诅咒的一代“暴君”的呢？

    这要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说起。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至魏晋南北朝时已臻鼎盛，寺院密布，僧侣云集，佛门地位神圣，僧侣待遇极高，无不引得民众趋之若鹜。在许多地方，竟至“十人九僧”，致使田畴荒芜，岁赋几无可收的地步。这当然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任何帝制社会中，“神权”都要服务、服从于“皇权”，而不能例外，至少不能对“皇权”构成挑战。否则，至高无上的帝王就要出手了。

    魏太武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手的。

    起初，拓跋焘采取的措施并非“灭佛”，而是“限佛”。

    他下旨：令50岁以下的和尚必须还俗，服兵役，缴纳租赋。

    可见，太武帝拓跋焘的初衷，还有着解放生产力、强国固本的意味。

    然而，这岂是一句话的事，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朝廷与僧侣的矛盾顿时尖锐起来。

    有两件事情对拓跋焘刺激很深，最终导致了他由“限佛”到“灭佛”的急转直下。

    一是他率军攻打崇尚佛教的北凉，欲完成统一中国北方的最后一战时，北凉的僧侣居然持刀拿枪，与守军一道为保卫北凉君主而奋死相抗。拓跋焘大怒，若不是军中有人极力相劝，被俘的北凉僧侣难逃杀身之祸。

    此事虽然渐渐平复，不想又有一件事情的发生，终于促使拓跋焘痛下杀手。

    北魏都城平城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宫廷政变，当缉拿的要犯公之于众时，其中竟有数名高僧。拓跋焘一怒之下，下令砍了他们的头。

   再加上，此时的太武帝在宠信的鼓动下，已成为一名地道的道教信徒，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使其在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下令捣毁寺院，烧毁佛经，砸毁佛像，永绝佛教。

    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第一次重大佛难，史称“魏太武帝灭佛”。

 

   

    尽管后来拓跋焘也意识到自己的偏颇，深有追悔之意。然而，他一向宠信也是极力鼓动他灭佛并导致太子拓跋晃抑郁而死的佞臣宗爱，为避累及自身，竟趁拓跋焘酒醉之机将其谋杀。继而又不顾群臣反对，擅迎太武帝六子、南安王拓跋余即位。但仅仅八个月后，宗爱见拓跋余对自己由疑谋除，便先下手将其杀掉。

    宗爱连弑两帝，群臣忍无可忍，设计将其拿获，并立故太子拓跋晃之子拓跋濬继大统，是为文成帝。

    文成帝杀掉宗爱，同时采取多项措施大力缓和各类社会矛盾。另外，为顺应社会赢得人心，弥补祖父灭佛之过，于是毅然重开佛教。

    这就有了前面所说的文成帝、昙曜君臣二人关于云冈石窟的谋划，相同的信仰以及对光大佛教的追求，终于在他们的击掌之中迸发出惊世激情，云冈石窟就此应运而生，且自文成帝下数代帝王，皆倾举国之力前赴后继，终于为世人留下了连绵数十里，巍峨壮观，堪称遗世珍宝的庞大石窟群。

 

 

     第十八窟为“立三佛洞”，公元460-470年。

    “第十八、十九、二十窟为一组，第十九窟是中心窟，开凿时间最早。第十八窟设计严谨，布局完整，北壁主像高15.5米，高肉髻，面颊丰圆，鼻梁高挺，浑厚质朴，身披千佛袈裟，两侧分别配置胁侍佛、胁侍菩萨及十大弟子像。左胁佛头顶华盖，面庞浑圆，体魄伟岸。左胁菩萨头戴花冠，秀丽典雅。上端五弟子雕刻，俱为西域人特征，或提瓶静立，或拈花微笑，或闭目倾听，或若有所悟，或喜从心生，鬼斧神工，令人叹绝。”

 

 

     第十九窟为“宝生佛洞”，公元460-470年。

    “主佛像结跏趺坐，高16.8米，是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佛像耳轮齐肩，下颌崩毁。举右手，肘下有一小柱支撑。衣纹简洁明快，轻薄贴体，袈裟边饰折带纹。南壁罗睺罗因缘是云冈最早的佛教故事图像。窟外东西各开一耳洞，内一倚坐佛像。这种分窟安置三世佛的布局设计，既有变化，又显庄严，是北朝石窟形制的新创举。西耳洞佛像，耳廊宽大垂肩，体魄挺拔劲健。前壁原有拱门与明窗，约与第二十窟前壁同时坍塌。”

 

 

    第二十窟为“白佛爷洞”，公元460-470年。

    “窟前立壁与窟顶早年坍塌，辽时建有木构窟檐，后毁于兵火，形成露天造像。主佛13.7米，高肉髻，广额丰颐，长目高鼻，有八字髭，手结禅定印，质地厚重的袒右袈裟，衣纹凸起，具有犍陀罗造像遗风。大佛挺拔健硕的身躯，气势雄浑的神情，突出表现了鲜卑游牧民族的强大，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与象征，也是中国早期佛教雕刻艺术的空前杰作。大佛两侧各一立佛与胁侍菩萨，西像惜毁。”

 

 

    龙年新春随着飘舞的雪花就要到了，在此，我祝所有朋友们龙年吉祥，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