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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读书  朱山坡， 1973年出生，广西北流市人。出版有长篇小说《懦夫传》《马强壮精神自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把世界分成两半》《喂饱两匹马》《中国银行》《灵魂课》《十三个父亲》等。现供职广西文联，为广西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   我们很少谈论死亡，而在朱山坡的作品中，最常看到的就是直面死亡的故事。从《我的叔叔于力》《两个棺材匠》到《陪夜的女人》《灵魂课》等，濒死与灵魂的故事一个个地在鬼门关前被著录，仿佛一叶乌篷船在生命的河流上穿梭，时不时被洪流吞噬，把生命经验推演到极致。探寻在最幽暗时刻登场的人性，是朱山坡在写作上一贯的坚持，生猛而神秘，意蕴绵长。 生死“鬼门关” “鬼门关”地处今广西玉林市北流县西，此地山峦耸立，壁立如削，两峰对峙，形成一道天堑，自古以来是交通要道。这里瘴气滋生，阴晦鬼魅，令人生惧，也是历代统治者流放“逆臣”途经之地，被贬谪的官员壮志难酬“生度鬼门关”，如临生死之界，故徐霞客有言“‘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言多瘴也。”现实地理奇观与民间阴曹关卡的叠影相交，赋予鬼门关丰富而沉郁的文学资源。 林白曾说朱山坡与他的人文地理同在“鬼门关以南”，称赞他的作品“读之有趣又包含了足够复杂的当代中国经验”。在我们阅读西南边陲作者的作品时，或多或少怀揣一种对于蛮荒的生死书写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在朱山坡的小说中往往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特别是其中关于生死与鬼魂的篇目，数量很多而且蕴含着残酷感。关于死亡与临终关怀的故事是朱山坡反复书写的内容，如《灵魂课》《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捕鳝记》《导演》等，陪夜、殡葬、饥荒、死刑、疾病等形态各异的生离死别中，甚至也不乏诡谲的魑魅魍魉。对于素来缺乏死亡教育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这类题材的作品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陌生感和神秘感，特别是当小说的基底建构于超验的民间传说或者信仰之上。例如“井水可以照见魂灵”（《灵魂课》），“过了八十岁的人都能隐隐约约地预知到自己行将来临的死期”（《跟范宏大告别》），朱山坡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不是身患绝症就是行将就木，或者是已经眼通阴阳，文中的极端经验会让大多数人在阅读这些看似同代人的生命时，转变为旁观者的姿态，如《麦克白》里血红森林中的鬼魂与如潜意识般存在的胡子女巫，看着人来人往，看着有些魂魄无主，有些人活着却如行尸走肉，而有些鬼魂则自在人间。宿命感随着生命的流逝显现出来，变成映照着命运镜像的寓言故事。作品里的大多数将死之人都有着各自的执著，纵然生命尾端的腥臭已经扑鼻而来，但他们的各持顽拗仍透着一股诗意的情怀，哭笑不得尔后感到的是一种悲天悯人的生命关怀。 生死有期，这位穿梭于“鬼门关”内外的作家，带着这方水土孕育而成的生猛，一个接一个地划去瘴气弥漫的生死簿上深深浅浅的名字。几乎每部小说里都有生命消殒，死亡在诸多故事中即便稀松平常至此，也依然会成为人物隐秘多年的至要症结。藏匿在民间的故事正是由这些生死关联起来，生命中的荣光与罪恶，在沙石俱下的日常生活中一并藏纳，等待着作家和读者共同挖掘。
说不尽的父亲 短篇小说集《十三个父亲》书写了13个关于“父亲”的故事。无论是《爸爸，我们去哪里》《把世界分成两半》《捕鳝记》《牛骨汤》还是《骑手的最后一战》，每一个“父亲”的形象各异：他会对未来的道路感到迷茫无措，他会对路上遇到的女人暧昧不明，他会在生命燃尽的最后一刻展露出少年式的倔强……《单筒望远镜》《灵魂课》《鸟失踪》等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也各不相似，或残酷、或荒诞、或无奈。在朱山坡的笔下，父亲与母亲都不再是传统叙述中的伟岸如山、慈爱可靠。相反，他们有弱点、有罪孽、有欲望，无论是在饥荒中挣扎还是从牢狱中解脱的父辈，都一一被打回原形，在人生场中四处游荡沉浮，时而无稽时而绝望，不时地显现无力感与宿命感。所谓长者，回归到自身的年纪也是一个新人，并不会因为过往经验的积累而必然有应对现实的底气。当然，采用子辈的视角去观察父辈的世界也是一种策略，朱山坡描绘的世界往往是蛮荒之地，物资稀缺、饥荒饿殍或者罪孽深重乃至人性相残，本应给孩子提供更多指引的父辈同在生存线的挣扎中，并没有高出任何人一筹，在濒死边缘只剩下人性的挣扎。 在这样一种对父辈并非“背影”式的书写中，朱山坡时不时地把人物推到生存线的边缘，尽可能把人性、本能、应激的状态放大到极致。比如在《骑手的最后一战》和《陪夜的女人》中，两位父亲都是垂死挣扎的形象，临死前为了渐渐成为本能的挂念，用尽最后的气力，烟消云散。人之将死，放不下的终归还是源自本心多年的念想，或意气风发，或情爱缱绻。这些父亲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利用辈分称谓来强化长幼尊卑，而是旨在推翻固有对亲缘关系的美化，从而拨开这层长辈的遮罩，将他们放置到属于自己的生命长河中，不乏诗意地书写人的欲望、人的宿命、人的生死，看千帆过境，泛不系之舟，自主沉浮。
诗意的乌篷船 关于朱山坡小说彰显出的乡土情怀已经有不少人谈过，为民间野生人物立传也好，作为乡土文学的灵魂捕手也罢，擅长写人物，特别是擅长搭建一个有丰富层次的民间叙述空间的人物关系网，始终是他作品的特色。而在地缘上，作家笔下的地名往往由几片水域串联起来（如惠江之于青梅镇、慧江之于凤庄，或者雁湖与西湖等等），而让人往来穿梭于不同土地的交通工具就是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乌篷船。乌篷船与女人，似乎成为朱山坡几部短篇小说中的必要装置，令人难忘。 与周作人娓娓道来的那个满怀着闲适与乡愁的乌篷船有所不同，朱山坡的乌篷船在地缘特色之外，还有对传统的回望。在《回头客》中，船是浦庄联通外部的重要桥梁，也是陌生男人认为浦庄“人人有份的家具”，没有船，就看不到湖对岸的世界。《陪夜的女人》中断断续续的马达声把女人逆流而上送到了凤庄，几乎已经没人再选择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交通工具了，但这个女人坚持用古色古香的乌篷船，送了老人最后一程，而自己也最终消失在河面的迷雾之中。在今天，火车早已可以把人更快地送到更远的地方，铁轨与火车象征着都市与现代文明，勾连着大都市，火车拉来的也都是“大城市”。而人迹荒凉的水路上，一个女人撑着船，消失在江心，这个画面仿佛一首诗，整个故事也非常具有诗意。无独有偶，《回头客》中的父亲和马自珍两人在湖面自绝时都毫无悔意地撑着破船，最终都沉溺在湖心……《爸爸，我们去哪里》中父亲和“我”一起望着错过的女人站在船尾消失在江心，与《陪夜的女人》最后的一幕多有暗合。一叶扁舟在河流中摆渡，出入生死，最终被生命的洪流吞噬，想必这幅画面在作家心中早有图景，而诗人出身的朱山坡往往会在小说结尾留下一个令人反复玩味的画面，或是精巧地设置一个打开悬念的机关。后者在他看来是一个技巧的掌握，并不困难。而前者则会成为朱山坡有别于其他写作者的一个重要特点。 朱山坡的写作格局开阔，看似站稳西南边陲的小镇、乡村，只为故乡的民间人物立传著书，实际上他的故事中并不指涉个人经验，而是任由想象恣肆，同时以诗意的、悲悯的关怀去描绘贫瘠的、荒诞的现世。从中短篇的铺排，包括其长篇如《懦夫传》《风暴预警期》的设置来看，朱山坡是一个有壮志的作家，他也不讳言自己受到余华、苏童等作家的影响，似乎他笔下的一众阙姓平民、米庄或高州，也在慢慢变成属于他的文学领地。 曹禺在《原野》开篇曾写道“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广西沉郁鬼魅的水土滋养了朱山坡以及他的文学领地，他饱满的笔锋力透生死，看穿人鬼，众生飘荡、流转、沉浮于鬼门关内外，复杂的人性在民俗与信仰的文化背景上编织成形，汇成一幅诡谲幽郁而富有诗意的生命图腾。
2 创作谈
在南方 写作 文 | 朱山坡 我生长在南方以南，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北方在哪里。在我的想象里，北方意味着雄浑、辽阔、古老、强悍和摧枯拉朽。我一直仰望着北方。小时候，我们村里人都认为，但凡不说粤语的地方都是北方。他们对说普通话的人充满了轻视和排斥，像原始部落对待外来文明。后来从事写作才发现，我的思维方式全是粤语的说话逻辑，每写一句话都得把它“转换”成普通话，得用“北方”的词汇替换更为准确生动的方言。此时我才理解村里人排斥普通话是有理由的，而且理由远不止于此。因此，我觉得像我这种狭隘的南方人的文学创作是以放弃语言的差异性为代价的。当然，哪一个作家不是这样？只是后来我发现自己不仅如此。北方犹如深邃的夜空，仰视久了，自己竟被吸食、吞噬，让我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更多的“差异性”，希望变得跟“北方”一样。这让我警醒。 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差异性”。 如果我未曾见识过北方，就不知道南方有多好。第一次去北方是冬天，我透过火车窗口看到了辽阔的原野，被苍凉、旷远和寂寥的大地吓懵了。所有的草和树木都是枯死的，成群结队的乌鸦、苍鹰在空中寻找腐肉……我的心很阴晦，对北方人产生了同情和怜悯。从北方回来，一下飞机，眼前一片绿色，生机勃勃，阳光和空气都好得无可挑剔，好像看得见那些草木正在生长，听得见鸟兽飞翔和奔跑喘息的声音，连泥土和石头都在迅速地发育繁殖，几乎看不到枯枝败叶，看不到更替、颓废和衰亡。我的心情一下子便明亮起来：这才是文学生长发育的地方，离开此地，连最顽强的文字都会枯亡。但随着我对北方更多的深入了解，发现真实的北方虽然与我想象中的北方不一样，但它的雄浑、辽阔、古老、强悍和摧枯拉朽是真的。我也喜欢上了北方，羡慕北方作家，有时候也希望到北方生活，将北方融化在我的身体里，用北方的腔调写作，把自己变成面目模糊的“全国性”作家。但我清醒地知道，这是徒劳的。有些东西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隐藏在基因里的，无论怎么努力，我也变不成一个地道的北方人。我也没有必要将自己折腾成“全国性”作家。我争取把普通话说得更好一些，语言“转换”中尽量保留更多纯粹的“南方表达方式”，以此向北方致敬。 是的，此时我想到了一个词：坚守。随着交汇融合加深，南北差异越来越小。南方正在消失。但“南方”是不会彻底消失的。在文学的版图上，南方将依然是南方。南方的经验、南方的腔调、南方的气息，构成了南方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文学里这些东西生命力无比强大。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坚持“在南方写作”。我将乐此不疲地把残存在血液里的南方基因植入我的作品里，让它们繁殖、扩散、裂变，让每一个文字都变成一棵树、一根草、一滴水、一只鸟、一头小兽，映入你的眼帘，撞击你的心扉，让你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哦，这是南方！”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6月29日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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