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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文明；历史连续体；一般中亚观 我们当下对于中亚的认知,存在着不同的定义与框架。中亚究竟是一个区域、一种文明还是一个历史连续体,影响着我们观察外部世界的整体观念,并将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自我认知。本文从俄国与'中亚问题'的内在关联性出发,探讨了中亚在俄国、苏联和俄罗斯语境中的定位,并分析了同一时期中国对于中亚的认知及其变迁过程。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对中亚的认知,所体现的不仅是当时中国在对外视野方面的转变,更在于这一区域本身对于中国理解自身内部发展所具有的对照性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亚与东亚一样,成为中国与中国知识界对于自身相关问题及其发展理念的区域性折射,只不过东亚部分指向的是中国东南部的区域性认知视野与期待,而中亚所指向的则是中国西北部的区域性认知视野与期待。为此,我们需要找回中亚作为区域的'时空感'、作为文明的'时代感'和作为历史连续体的'边疆感',从而形成更具连续性和完整性的一般中亚观。 1中亚类型与中亚问题 当我们谈论中亚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与中国具有历史与现实紧密关联性的区域，中亚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是我们在思考中亚的时候始终需要关注的，因为中亚虽然有其欧亚腹地的地理学特征,但其历史本身往往处于外部的关联影响中。因此，要理解中亚,中亚与中亚之外的世界都必须了解。 目前，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构成的中亚，作为当代世界版图上的一个重要单元，同时作为中国西部的重要周邻区域，不论是对于欧亚大陆的稳定，还是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意义。因此，理解和认知这一区域本身在近代以来的变迁，将为我们提供认识这一区域当下与未来的基础与可能。正如美国学者苏塞克（Soucek）所言：“因其处于‘中央’位置，中亚地区过去曾是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网络的中心。现代黎明时分发现的大西洋欧洲和东方诸国之间的海路航线，将这一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优势转化为身处逆境的内陆地区。随着冷战的谢幕，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关于一个解放的中亚恢复其往昔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传闻，往往与‘丝绸之路’和重新发现这一地区地处‘中央’的优势有关。现在，在第三个千年到来之际，难以接近海运的不利条件看来再次困扰着地处内陆的中亚，其中心位置可能成为一个包袱而非一项资产。一种强有力的补偿应当是一项改进的强化措施，那就是大力发展中亚与其近邻，即俄罗斯、中国、印度次大陆和伊朗的贸易和其他关系。”［1］ 作为中国的中亚周邻区域，中亚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邻国类型。如果我们考查当代中国周边邻国的地理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关联性,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1）域外海岛型，如菲律宾；（2）儒家文化圈型，如朝鲜、韩国、越南等，日本也可大致归入此类；（3）佛教文化圈型，如缅甸、老挝、尼泊尔、不丹等；（4）其他文明型，如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5）某些阶段共享历史型，如蒙古国；（6）部分互嵌型,如中亚五国。在叙述中国与这些邻国的关系史方面，往往会体现相应的分类学特征,并因此影响到整个知识界对于这些邻国或周邻区域的整体认知框架。中亚五国所在的区域，作为一种独特类型，在与中国的历史与当代互动中，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周边与外域认知。 与此同时，受19、20世纪以来的地缘政治现实的影响，我们对于中亚的认知，往往会放到俄国扩张－苏联治理的整体背景中加以考量，这当然能够使问题域变得集中。但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19世纪俄国扩展的趋势中，中亚议题本身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与部分,它在俄国－苏联问题的整体空间中并不占据关键性的部分，却对俄国－苏联之外的其他区域与国家在整体结构方面形成重要的影响。在这中间，“东方问题”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切入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俄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时候，曾指出了俄国与东方问题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个老是反复出现的问题必定要冒出来，这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东方问题’。例如，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皇亚历山大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平静的时机，把军队开进土耳其，向那些正在从内部摧毁这个衰败中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再如,西欧革命运动刚被莱巴赫会议和维罗纳会议镇压下去，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又给了土耳其一个打击。几年以后，当七月革命以及随之发生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起义已经过去，于1831年经过改造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风暴的时候，东方问题于1840年又几乎把‘列强’卷入一场大战。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因成功地使欧洲摆脱了无政府状态和革命危险而自鸣得意之时，这个永恒的题目，这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又来了。”［2］可以说，19世纪的欧洲及其周边区域的问题通过“东方问题”的方式得以呈现，进而影响了俄国与土耳其对西部欧洲的认知以及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结构性的三角关系决定着俄国在欧亚大陆中的自我定位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中叶的俄国扩张，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过程，东方问题在这里与中亚问题联系到了一起，成为俄国在欧亚大陆推进的两大方向。它要在西部瓜分土耳其，进而夺取君士坦丁堡，从而彻底控制黑海周边地区，以进一步打通通往地中海和征服巴尔干半岛的通道。这一计划随着1856年俄国克里米亚战争的彻底失败而瓦解，并进而削弱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俄国从哈萨克草原南下的势头，从而打断了俄国以包抄的方式夺取中亚的计划［3］。俄国只有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放弃了对土耳其方向的战略进取策略之后，才将扩张力量的重心转移到亚洲方向，进而使原先欧洲的东方问题转变为欧亚大陆的东方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亚地区经历了其自身最为关键的转折期，一个从千年历史互动的中心与枢纽区域向帝国力量中心的边缘区域的转折，一个从草原世界秩序的原生区域向新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属区域的转折。我们如今对于中亚及其未来定位的思考，实际上都建立在对这一转变的认知与理解之上。 中亚从地理上而言，有其具体的定义，笔者曾有专门文章加以阐释，此处不再赘述［4］。而随着中亚在近现代进入俄国－苏联的政治经济空间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独立,就形成了作为连接地带的中亚，以及作为“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主体问题边缘附属地位的区域发展与区域关系之下的“中亚问题”。这一问题的形成,一方面在于中亚本身所具有的亚洲次区域的定位，在另一方面，则涉及到中亚本身与近代帝国主义力量及其势力范围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问题。由于中亚在近代作为俄国版图的一部分以及与俄国本土相区别的双重性，因此就在认知层面形成了与一般意义上的俄国语境所不同的独特空间。结合具体的研究空间，我们会发现，在相关的研究领域称谓上，我们有接续苏联东欧研究传统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有对于整个欧亚大陆北部区域加以关注的“欧亚研究”，有针对具体国别进行的“俄罗斯研究”，而很少有专门针对中亚议题进行的“中亚研究”。在欧亚板块方面与此相类似的实际上还有“高加索研究”等。这种情况表明，中亚虽然是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一个连接地带，但在具体的问题域方面实际上并不处于中国域外知识的连接性地位，而处于边缘附属的位置。这种边缘附属性特征，构成了我们如今认知中亚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背景。 在俄国、苏联以及以后的历史空间中，中亚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这其中既有内部秩序的因素，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概括而言，沙俄时期的中亚，尽管已经成为帝国版图的一部分，但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依然属于编外地域，与其欧洲核心区块存在巨大的差异，当地原有的汗国结构遗存与省制依然混杂在一起。对于当时的俄国沙皇及其政府而言，中亚区域与内在群体的“忠诚”是最为关键的。早在16世纪，俄国就力图与中亚形成某种关联。自从16世纪50年代俄国征服位于伏尔加流域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其势力就推进到了里海区域，开始真正面对一个广阔的中亚地带［5］。但由于当时贯穿伏尔加河与里海之间的贸易商道被当时的哥萨克人所控制，因此这一时期俄国与中亚之间的交流还存在一定的阻碍。随着17世纪的到来，俄国在东进西伯利亚的同时，也开始了向中亚的推进。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亚各汗国依然处于繁荣时期，因此俄国在介入中亚的方式上采取了独特的手段，他们给予中亚商人以特权，准许其为俄国贩卖当地奴隶。当时的哈萨克人不仅将卡尔梅克人和西伯利亚的鞑靼人贩卖到俄国的奴隶市场上，而且也将俄罗斯人卖到中亚各汗国为奴。基于这一原因，当时的俄国高层常常将哈萨克人看成是导致当地动乱局面的根源以及向中亚地区扩张的阻碍，因此哈萨克人就成为俄国着力征服的对象［6］。而随着1847年俄国控制哈萨克草原，加之1861年美国内战的爆发所导致的全球棉花供需失衡，当时适合棉花种植、人口稠密的费尔干纳地区也逐渐进入俄国的视野,对这一地区的最终控制是在对当地的三个汗国——希瓦汗国（始建于1512年）、布哈拉汗国（始建于1501年）和浩罕汗国（始建于1710年）征服基础之上的。作为15—16世纪帖木儿帝国的历史遗存，这三个汗国控制了人口众多的费尔干纳谷地。俄国对于费尔干纳谷地的最终控制，拓展了俄国的版图，而更重要的是，俄国也通过控制和发展当地的棉花种植和出口，真正参与到当时因美国内战而造成的世界棉花短缺的贸易契机当中，最终有力地推动了19世纪后期俄国经济的大发展。此外，为了消除当时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顾虑，在1864年，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宣称，俄国的动机实际上非常简单，只是需要保证有一条有效的边界，俄国只有在推进到定居国家的边界时才能够停止，而一旦俄国在这些地方停下来之后，就会修筑一条堡垒线来保护它的边界，从而使习惯于劫掠的游牧群体意识到贸易要比劫掠更合算，而俄国也将会赐予他们“西方文明”的荣光［7］。可以说，在此基础上获得的中亚“忠诚”，既在于保障俄国政治结构和帝国框架的稳定，更在于借由这一区域，使俄国得以成功地在近代世界分工和世界体系中获得稳定的经济角色，并进而在经济成功的基础上，奠定更为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这种基础要远胜于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俄国。 苏联脱胎于俄国既有的地理空间，但其本身是一种力图超越俄国历史与传统的新尝试。它试图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和苏维埃结构来整合原来俄国内部的群体、宗教与认同，并以一种超越斯拉夫主义的超国家架构来搭建之前未曾有过的共和国联盟结构。虽然这种理念最初诞生于当时的革命领袖对于俄国欧洲部分的思考，但在这种大背景下，中亚区域成为一片更大的试验场。通过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苏联在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在中亚推动了其群体平等话语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平等”成为这一时期苏联中亚及其在苏联内部关系和央地关系层面的关键性定位。 随着1991年中亚各国的相继独立，中亚本身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俄国、苏联的法定继承国——俄罗斯联邦版图空间的一部分，俄罗斯也在政策实践中放弃了苏联时代的一些理念，中亚本身也转变为新的独联体和俄罗斯对外关系框架下的安全、外交与合作问题，政治和国家层面的“安全”成为这一时期俄罗斯在中亚着力追求的主要内容,其政策走向都围绕这一关键内容展开。 总体而言，在俄国、苏联和后苏联空间中，中亚地区分别扮演着“忠诚”“平等”和“安全”这三个不同的角色，而中亚问题也相应地呈现为不同的表现形式：俄国时代的中亚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帝国－边缘”结构及其如何维系与治理的问题；苏联时代的中亚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革命－桥梁”结构及其如何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以实践的问题；而后苏联空间中的中亚问题，则转变为“国家－关系”结构及其在内部关联性断裂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国际关系稳定和自身发展的问题。理解这些阶段性特征及其结构变化，将为我们更好地认知和思考中亚在中国叙述中的定位及其未来走向问题提供必要的前提与基础。 2中国叙述中的“中亚问题”及其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如何认知与叙述周边区域的历史及其与自身的关联性，始终是各个时期的中国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古代的王朝兴替构筑了中国自身对于东亚世界及其内部秩序的整体认知图景与实践逻辑的话，那么，随着西方近代化和殖民力量的崛起，新的洲际性力量（如英、法、俄）进入了原本较为稳定的东亚和中亚秩序之中，使包括中亚在内的亚洲区域出现了整体性的近代转折，殖民体系替代了原先作为传统的朝贡体系，并为后来的亚洲国家地缘新结构奠定了基础。在千古以来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自身的周边认知及其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具有自我中心性的天下空间开始让位给当时现实存在的万国体系，中国本身在认知层面也被内缩为万国体系序列下的一个国家。与之相应地，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对疆界空间及域外区域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从混沌想象到模糊同一，再到清晰分界的整体过程。 具体到对于西北方向的认知层面，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认知与叙述中，同样存在着一个从“西域”到“中亚”的话语演变过程。在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历代王朝官方正史中，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现实的关联性也成为中原王朝认知和处理周边事务的主要动力。在汉唐时代，西域成为中央王朝对外力量投放的重要区域，开拓西域的过程也成为体现汉朝与唐朝进取心的重要标志，但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即使在唐朝的大力进取时期，“吐蕃人一直骚扰着唐朝通往西方的通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高丽族大将军高仙芝将他们打败为止。但是在天宝十载（751年），形势急转直下，高仙芝这位英雄在怛罗斯河目睹了自己的军队在阿拔斯朝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被打得分崩离析的境况。此后，伊斯兰势力控制了中亚，大食人也开始在唐朝各地出现了：大食军队曾经帮助唐朝政府平定了安禄山的叛乱，而（相反的）在短短数年之后，大食海盗却卷入了对广州的劫掠。”［8］进入宋代，中原王朝逐渐内敛，到了元明清时期，大一统王朝从实践层面确立起了“西北－东南”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尤其是在清朝，最终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广阔版图。在疆域空间内部的“西北－东南关系”逐步确立的同时，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清朝对于西域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向清晰转变的过程，到了清末，随着对俄国占据中亚相关事实的逐渐了解，中国知识观念中原有的西域空间逐渐发生分化，分化为俄属中亚区域与中国西北区域，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在西北方向上的本国与域外空间认知框架，并一直延续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对中亚的认知，所体现的不仅是当时中国在对外视野方面的转变，更是这一区域本身对于中国理解自身内部发展所具有的对照性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亚与东亚一样，成为中国与中国知识界对于自身相关问题及其发展理念的区域性折射，只不过东亚部分指向的是中国东南部的区域性认知视野与期待，而中亚所指向的则是中国西北部的区域性认知视野与期待。 在具体的政策指向层面，如果我们按时间轴线加以概要分类的话，就会发现，在中国的中亚叙述中，存在一个基于现实政治的维度,那就是，中亚问题在近代才形成其特定的问题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我们对于中亚的域外定位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在近代,中亚作为明确的域外空间方才确立。在俄国控制中亚的时期，中亚问题附着于俄国研究，而到了苏联治理中亚的阶段，中亚问题则附%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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