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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MERICAN WEST IS HOPE POSSIBLE 罗伯特·亚当斯在为自己摄影作品回顾集TO MAKE IT HOME: PHOTOGRAPHS OF THE AMERICAN WEST写的文章中，像极一个刚跨下马鞍的老牛仔，真诚而慷慨地向我们讲述他在照片背后，对这片与美国紧密相连的西部荒野的默想。这个美国新地形摄影的老灵魂早已把他的生命和艺术倾注成一种意识，一种关于美国人与其土地的根本联系的深刻意识。 在美国西部，希望可能吗 作者：罗伯特·亚当斯 |翻译：野草WildGrass 在大草原，人时常有一种绝对的平静，可以重新开始，去想象未来。这种平静现在成了一种令人欢欣的恩赐，因为真正能左右西部大草原命运的抉择还远在未来。至少在我脚下的这片科罗拉多州东北部草原就是这样——这里，肆意开垦、无休止放牧；几英里就坐落数个核弹发射井。 在某个安静夏日午后，我见过云影在大地上缓缓地移动，好像寂寥是云影本身的一部分。我停下拍摄，让自己沉浸于一个向往：如果这片土地有一个特定的地标吸引那些为未来担忧的人们来到这里，在草原的寂寥中，他们受到曾经为关心这片土地而来的前人留下的知识所影响，并且专注于为保护生命做出必要的改变。也许这个地方能通过一块做了文字标记的石头辨别出来，也许这块石头就躺在一条仅剩些许河水的干涸沟壑的干土里，或藏身于一座小山上，那里为风、鸟儿和秋天的丰收种植一排排白杨树——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带来祈祷的和音。 我甚至满怀希望地想，如果能从丹佛的小径步行90英里就到达这样一个地方，那再好不过了。虽然我也知道在丹佛和草原之间有一座座筑起围栏的企业农场corporate farm，但那种憧憬一直萦绕在我心头，那时我想着去实现它。 我们现在生活的部分苦难，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跟过去截然不同。在过往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的生活有多种可能，但现在它们近乎消失。不妨想想，我们在美国郊区的生活体验，与美国19世纪、20世纪初人们在乡村的日常有什么共同点吗？试想下你走在一百年前的内布拉斯加州，一座小镇的夏日街头。你可能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或者只能听到风、四轮马车、孩子还有狗。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情景几乎遥不可及——比漫步月球和无线电广播台里噼里啪啦的声音还要遥远。在那个小镇，所有人的一生，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年又一年，流逝在寂静中。那些生命包含了我们熟悉的欢乐与悲伤，但它们发生的时代环境截然不同于我们的今天。 在1840年代，梭罗对自己能逃离小镇的喧嚣侵扰而感到舒心。他在他的文章《散步》Walking中对此感到庆幸：他能“从家门口出发，走上10、15、20英里——不管多长的路程，而不轻易经过任何房子”。他惊奇：“如果我们只散步到一座花园或一个购物中心，那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将被深究的程度，和提及的事实真相——最终也没人能够在美国找到哪怕一平方英里的无人类痕迹的土地——梭罗无疑是天真的。 关于这种境况的悲伤，爱德华·艾比、爱德华·霍格兰、彼得·马修森等作家都曾表达过，这种悲伤也同时被每一个了解荒野的人所理解。这种悲伤赶得上美国经验里的少数几次——尤其是19世纪末，当印第安人意识到他们赔上了自己后半生的时候。今天，人们再也不能像在大萧条时期失去农场的俄克拉荷马人一样，有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可以逃离。 这种痛失净土带来的恐惧是，它将把人引向一个具侵蚀性的、疏离的深渊。电影《五支歌》有一个片段总结了这点：主人公从洛杉矶向北开，到皮吉特湾，半路接上两个搭便车的年轻女人。他问她们要去哪，她们回答阿拉斯加，那里“干净”，接着带着几乎无法控制的愤怒抱怨道，本土48州以内的任何地方美国50个州里，阿拉斯加和夏威夷远离下面的48州，是仅有两个不与美国大陆接壤的州——译者注都是“狗屎”——她们在电影里反复强调这个词。然后当这部电影在大学里放映的时候，看完电影的学生们有的会学着念咒语般地重复“狗屎”去表达他们的厌恶。谁敢说自己不会来这么一句呢，当你发现喜欢的青山被砍得光秃，沙滩上垃圾堆积如山，一只鹰从杨树上被枪击落。 虽然这些事带来的悲痛现在以这样一种平常的方式被分担，但其严重性应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事件的发生总是有其具体而独特的针对性，这使得它带来的比大数据引发的任何痛苦要让人更加难受。正如《葡萄园报》Vineyard Gazette已故的编辑亨利·比特尔·霍夫在临终前所说，相比世界显而易见的命运，他更伤心于马撒葡萄园岛受到破坏。对我们而言，家里某些具体事物的消失，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不仅仅是因为土地开发商破坏生态平衡而导致地理面貌的不堪入目。至少从我们短暂的一生来看，这些开发商给予我们的巨大打击，其实是摧毁了那些我们成长为自己并想要在那里继续成为自己的地方。我15岁时，夏天被雇佣去做帮助露营者骑上马背的工作，带他们沿着落基山国家公园游玩。对我来说，那个季节的风景塑造了我的性格，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那些不断邂逅并置身其中的孤寂，所以时至今日我对那时的风景记忆犹新。那时候在山路上好几天不见一个人影是再正常不过的。而20年后，走在一条山路主干上超过五或十分钟——是分钟，不是天数——却没有遇到很多长长的徒步旅行者的队伍，是很稀罕的。官方已经把落基山脉指定为“城市”公园，而事实上我后来发现丹佛市中心城市公园对我来说，要比在落基山脉高峰上私密得多。从丹佛的城市公园，我可以看到山脉的白色背面，我能够回想起曾经在那里度过的日子——干燥的花岗岩石的嗒嗒声、高山的花朵，鼠兔的哭泣——这些仍在我的记忆中，即使现在一旦我走近，它们就消失。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结局却如出一撇。到1970年代中，每一个秘密之所都被破坏殆尽。人的温柔和希望也日渐日磨灭。当我是一个男孩，我从没想过要在露营时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带上一把枪（20岁时，我有超过一年露宿在亚利桑那州和蒙大拿州的荒野）。然而，城市人口激增，城市里的罪恶也无形中扩散到了乡村，随身携带一把枪成为司空见惯的常事。有一些人，他们是我尊重的和平主义者，拒绝携带枪械，但我自己现在夜宿西部的荒野时绝不会不随身带把枪，尤其在有女人或孩子要保护的情况下。这是用以防范荒野中仅存的危险野兽——人类——的理智措施。但是，带枪以及随时记得带枪的原因，严重影响露宿荒野的体验。 过去有太多事能带来快乐，现在都没了。比如偶遇动物。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美洲狮的快乐，之后在同一个夏天看见貂鼠。还有当我意识到我与鹿群置身在悬崖，或是明媚的松树下，在黎明的峡谷，我感到一种满足。今天如果我看见鹿群，就像我偶尔在普拉特河畔邂逅它们一样，这使我悲伤。这些可怜的动物要去哪里？它们的四面八方是高速公路，而且，还有遇上看家狗的危险。 向新一代移民提及这样的担忧（科罗拉多州的人口在1970年代激增百分之三十），会让他们疑惑不解。可以理解他们在无雾的日子看到落基山脉残余风景的惊讶之情，但我会因此更糟心。成长于科罗拉多州并且人至中年，在这个时代意味着老了。 这让我愤怒。我想起我在十月份回到草原，在某个地方见到的那个灰色晨曦。就在前一天我们的西高地白梗犬在那里，被用来捕捉草原狼的陷阱逮住，这个该死的陷阱就藏在一条公共土路中间（而且最终被证明，这个陷阱是合法）。在解救爱犬的过程中，我的妻子克斯廷也受伤了。因此，我下定决心清除附近其他所有的陷阱。我带上一套螺栓刀具去做这件事。 愤怒能有好结果吗？还是我能摆脱愤怒？愤怒能被某种炼金术转化为一个评论家在诗人菲利普·莱文的诗中找到的那种特质——一种“有益的悲痛”constructive bitterness吗？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从平原印第安人那里学会希望？照片中的他们好像一群疯子，跳着鬼舞Ghost Dance，北美印第安人的宗教舞蹈，他们希望借此唤醒死去的先人，让水牛重归大地，让白人从美国的土地上消失——译者注，这是他们梦想重获土地的最后挽歌。根据现有的照片我们判断，举行鬼舞庆典在那时候是一件常事，地点就在支离破碎的牧场中，在敌人轻蔑的眼皮底下。 每个时代的人或多或少有梦想破灭的感受。济慈对此曾道：“稍一思索就充满悲伤。” 确实，世界有比失去西部更为要紧的，这些威胁让西部命运的重要性相形见绌。 谈到风景，确实有一些景观没有被破坏，这种例外似乎偶尔缓和人们对于毁坏自然的总体感受。当我走在南加州青葱的风景中，我时常想到生命多么肆无忌惮——在闪闪发光的、碰到就会发出像纸一样沙沙声的桉树绿叶下，隐藏着百舌鸟、蜥蜴和芳香的种子。虽然生活总把如此不同的事物并置在一块，但这样的情景让人宽心。如果你穿过洛杉矶盆地的灌木丛，爬上防火道，你兴许还听得到鹰啼。这无疑是大自然伟大而原始的声音之一。但如果，空气被污染，那声鹰啼也混叠在越野摩托车、枪火以及远处垃圾填埋机的节拍信号的噪音之中，那这声被分解的鸣叫听起来应该只有人味。 哲学家和作家常说不靠希望行事。鹰显然不需要它。在无核战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用依赖希望。单是受不愿坐以待毙的欲望驱动，我们就会以某种形式持续生活。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来看，希望是我们在物竞天择之下最终进化为人类的必不可少之物。没有希望，我们将堕入冷酷无情或麻木不仁的漩涡之中。而几乎每一种我们视为人类珍宝的美德的发展——爱、理智、想象力——最终都依靠希望来驱动。行动终将失败，我们都明白，但我们真正想要明确的自我身份我们的行动决定我们是谁——译者注取决于希望的留存。 我承认就风景与人类分离的程度而言，人们可能认为与其寄希望于风景，不如寄希望于人类。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Judeo- Christian传统促使我们倾向这种偏见。但是，我想起亨利·比特尔·霍夫在他晚年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两种希望是多么的紧密相连。这篇文章是一次关于马撒葡萄园岛自然环境貌似进入最终恶化阶段的讨论。在文章讨论的最后，这位此前（或者说终于）满怀希望的男人重复引用了两行诗歌，但他在文中并未明说诗歌的作者是斯温伯恩英国诗人——译者注。这意味着他把它们摘出原来的语境：“没有希望，对于所有这些已成定局的事/整个世界就像眼泪一样苦涩。”这些诗句对挫败的表述是这么让人不安，这促使我去查找它们的出处，最终我发现它们来自一篇名为《一次休假》A Leave-Taking的散文。这篇散文不是关于一片风景的消亡，而是关于一个被深爱着的女人的死亡。我记起霍夫的妻子——他们共同热爱马撒葡萄园岛——就在不久前逝世。这样，霍夫写到马撒葡萄园岛时想起这首诗的思路就清晰了。人和地方，这两者互相守望。 我想，虽然对于一个人来说，失去家园并不像失去爱人般痛不欲生，可实际上，失去家园的悲痛与他的余生已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如果他没有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以某种方式习得一个信念——一个毫无疑问不会完美的信念——那么他的余生将不堪负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开始克服失去西部所带来的悲痛。 近几十年以来，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可能不多，至少诱使某种灾难发生的动力没有出现，其中几个苗头是容易想到的，但它们发生的时间和后果是未知。尽管如此，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政府目前没有明确对基础设施的重建，而重建基础设施这一举措意味着将允许对我们过去在土地管理上所犯的那些最严重的错误的矫正。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美国除了大多数人认可的物质主义价值观之外，不再有——如果曾存在过的话——一个核心的价值观。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被经济体制腐蚀（买断）。再者，在没有大灾难发生的情况下，改变那个经济体制不大可能，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深信这个体制为他们提供机会。他们也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匹配的。（我相信对大多数人而言，发家致富不过是空中楼阁，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是对立的，而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之间，有一股相互的引力在伺机而动。） 目前来说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就得到改变，所以我也对美国西部继续保持其开放性自然的荒野的开放——译者注不抱希望，即使是对它的重要区域。美国西部最具核心、最典型的特征是地理空间，但它已经不可能留住任何东西——比如西部原初的意义。我们的价值观决定了，西部空间的意义比不上积累财富的机会来得重要。 想想美国西南部人口过剩的现状。不管我们有多愿意继续欢迎任何地方的贫困人民来到美国，那些难以制止的墨西哥移民群，已经严重加剧美国西南部的生态危机——爱德华·艾比已经准确地指出，墨西哥这个国家有可能成为我们在北半球的印度。大多数亲历或了解危机的人们反对墨西哥移民继续入境。但墨西哥移民已经被允许入境美国，主要原因是美国右派富有的领导阶层更愿意美国吸纳拉丁美洲过剩的人口，而不是任它激起可能威胁到他们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事业的革命，也有非法移民可补足廉价劳动力储备的原因。为了保护和增加少数人的收入，我们出卖自己国家的一部分领土，并致使它进一步陷入生态失衡。 或者反思下我们的国家公园系统吧。目前，它很大程度上反映19世纪美国人的兴趣，它的发展大抵是把一系列奇异、华而不实之物，收藏在维多利亚式客厅的玻璃陈设柜中。我们现在和未来所需的公园系统，不是让我们邂逅那些老套的地理奇景——洞穴、间歇喷泉、化石树、瀑布，而是那些大规模的地理典型——海滨、森林、群山、峡谷和草原。我们在很小的程度范围内是预留了这样的地方（经常是那些因其他理由而建设的公园的最有价值部分），但规模太小以致于几乎不足以向游客传达那未受干扰的美国景观的核心——它与我们的平衡、它的伟大之处。事实上，现在已不可能为这类公园的建设申请到许可，因为建设它们与经济的首要任务相抵触，看看堪萨斯州为建设一个极小型的标准高茎草原公园付出多年努力而仍然徒劳无功就能知道这件事有多难。土地的价值太高，高到已经无法为民众所用。资本主义可能没有被写在宪法里，但它实际上是我们的国教。我们满怀热情地依靠它过日子。
所以，当我鼓足力量诚实以对时，我不希望自己又一次去面对那个我自小爱上但已不再的空间。这种失去，是我对美国衰落的众多影响中最难以承认的一个。我们对空间多么依赖，却对它本身的存在毫无意识，应该说空间让我们彼此更容易文明相待，让光更直观，世界也因此包容。 诚然，西部的一切并不都消亡于拥挤不堪之中。虽然西部的美好差点被毁于一旦，但正是这美好提供给我们继续生活的欲望。想想那成千上万匹散落于西部郊外围栏里的马。它们被禁锢在狭窄的空地，等待从旅行货车扔下一捆捆干草以维系生命。我看过这样的马群，它们在深夜站立在购物中心旁的耀眼灯光下，那一刻，我宁愿它们的生命短暂些。
某种程度上，顺从一定是希望的前提。我从没感到多少顺从感，因为顺从明显源于放弃——除了在我能够拍摄的少数时间里——但我在他人身上看到了顺从以及它的价值。彼得·马修森，他在《雪豹》中通过一次次强调佛家经幡在风中闪烁耀眼的光芒，描述自己如履薄冰地走在生态被严重破坏的喜马拉雅山脉。爱德华·豪格兰德，他承认“动物的时代即将结束”，他再无法用文字描写它们，但尽管如此，他仍坚守一个承诺：书写人与土地互相影响的复杂性。这是一个需要希望支撑的承诺。爱德华·艾比，则被迫用一个想法安慰自己：百年后将有一个时代，科罗拉多州的堤坝将把污染尽数清洗，科罗拉多峡谷会因此焕然一新。然而，他那些出彩的老式俏皮话，从未让面带嘲弄表情的敌人住手（“他太蠢了，蠢到如果他尿尿的方向是在脚后跟，他指定就尿靴子里。”）。我想，每一位作家真正做出的让步，都远超过他们认为自己能做到的程度，但即便如此，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仍然保持观看，还有写作。 梦想还有什么理由？ 从作为生命的角度来看，在短期内，人为地改造景观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们也许可以减少人为制造的噪音。就像在未开化的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摩托车和越野车疯狂而单调地咆哮，而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改善这种噪音污染的环境。至少相比之下，这种改变对经济的阻力相对较低，而这些噪音引起的不适却越来越明显。
从长期来看，假设一个存活了一两百年的国家，大部分困难可能已得到解决。人类自私的天性可能推动这种情况发生，那就是在当民众意识到他们的福利被某些短视的人威胁的时候。比如，当水资源被投机分子还有市井之徒耗尽，一座座城市陷入水资源极度稀缺的绝望境地，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将会有人呼吁对仅剩的水资源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相似的压力将出现在土地管理法上（目前，土地管理法在西部几乎无用或者形同虚设，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共和党的立法机关），一旦漠不关心自家土地的土地拥有者们发现，手中土地的价值正在被污水、化学物质、自然侵蚀以及肆无忌惮和过度开发所毁坏。 甚至，空气污染最终也会得到改善。在森林湖泊消失、人们患上呼吸道疾病之后，持续上涨的物价——毫无疑问它是由电脑计算出来的——必将开始显得高不可及。最后，数量超乎想象的人群将私下了解到许多患上肺气肿、肺癌和其他污染性疾病的病人，然后，出于对自己和家人生命安全的恐惧，这个庞大的群体会迫使政府做出改变。 很难记起美国西南部和它的天空曾经有多清澈，但我愿意憧憬它再次出现的时刻。不仅因为这意味着那时一些可能的苦难将被阻止，还因为画家们能看到那样的天空，并将之画下。那时他们的赞美会多直接和毫无保留呢，就像万里晴空之于这个世纪前半叶的艺术家一样，就像那时在新墨西哥州创作的约翰·斯隆、约翰·马林、安德鲁·戴斯博格，还有后来的彼得·贺尔德。对未来的新一代艺术家来说，这种体验就像肯尼斯·克拉克艺术史家写的：“通过爱，事实成为艺术，而在风景绘画中，通过光，这兼爱被表达出来。”他们所绘之画看起来无忧无虑。在画的世界里，人不吝啬助人。那个世界让我们想起不管什么季节或时候，家家户户的门外都有一种无可争辩、一目了然的美。
依次是约翰·斯隆、安德鲁·戴斯博格、约翰·马林、彼得·贺尔德的作品 我们与土地的冲突也可能得到改善，只需等人们厌倦自己和他人的不文明行为，厌恶到一个足够促使他们去纠正经济制度和行为准则的程度。像狩猎。所谓的野生动物目前都“受到妥善监管”，在它们中引起了猎人兴趣的大部分是人为放牧、喂食、治疗以及保护的，人们让它们免遭食肉动物的捕猎——当然，那些猎人也比鸟类观察者付出了更多的金钱代价。狩猎部门、猎人和商业利益体因而结成联盟，促进猎鹿的游戏持续发展（现在狩猎的游戏设备包含侦察飞机、全地形车辆、私人通讯无线电和半自动步枪），这让受猎动物的整个生态系统完全失去了其原生存状态可能剩下的一丁点平衡。这是人类对幸存动物施加的工业化畸变和虐待，如果这种情况得到些微的改善，都是一件巨大的善事。单是清理眼中那场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丰收”的狩猎，都会让秋天更实至名归。事实上，我曾遇到过一次狩猎的“丰收”，那一次，我视而不见，扭过了头：他们几个人走出一辆吉普车，就在路中间开枪射中一只幼鹿的腿部，之后他们才杀死它。 即便再细微的行为，改变也是有望达成的。比如，我们也可以试试改良自己居住的房屋，这也顺从自然。为了经济适用性，现代房屋的建造常常公然挑衅自然气候，藐视地理的初始结构。甚至某些情况下，建筑方为了获取建筑材料，大规模破坏毗邻地区的环境（就像我目前生活的科罗拉多州，城市建设所需的混凝土就来自于开采附近的砾石）。但话说回来，如果有机会，我们中的许多人肯定相当乐意买下爱德华·托马斯口中的房子：“这座房子是友善的/对这片给它安宁的土地。”
其实一些地理上的改变无需成本，只需诚实。如果我们有天回到按照地方样貌命名的传统，就像早期人们坦率地为科罗拉多州的地方命名一样，比如碱液Lye、油罐Oil Can。现在这份坦率可能成奢望。但不得不说，正是那些难听的名字缓解了人们对好听的名字的怀疑，像梅贝尔Maybell和普莱森特平原Pleasant Plains。也许这份关于坦率的教训迟早值得我们学习。至少，将来会有一天，当我们停止为没有湖滨的地方加上湖滨的字样，也不再为地名附加向东意味的后缀，不再把“glen”发成“green”的读音。如果我们准确地为地点命名，或许最终会发现生活也因此便利。正如塞缪尔·约翰逊曾说过的，“心灵只栖息在真相的稳定之上”， 栖息和稳定是家的一部分。可能在我们到达之后，再一次学会谱写那些基于名字的歌谣也不是不可能，去再次正视那些通过记录和历史而来的准确性。就像一首叫《德克萨斯的河流》The Rivers of Texas的民谣，歌里列出了歌手追求爱人的每个地点——佩科斯、纽埃西斯、威奇托、布拉索斯、纳卡多奇斯、色宾、特里尼蒂、瓜达卢佩、安吉利娜都是河流的名字……“给我你的手吧Give me your hand”，他唱道——“在这有很多河流经过的地方There’s many a river that waters the 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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