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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桑访谈 | 完成这些事物和人身尚未揭示的潜能

 卡夫卡的寒鸦 2019-04-03



关于《在孟溪那边》的访谈

责编 园 Q × 作者 胡桑 A

Q:《在孟溪那边》这部作品对你意味着什么?

A:《在孟溪那边》是我2004-2010年间写下的一系列追忆文章。我在这些文字中试图复现一个我曾经生活其中的江南村落。这些回忆似乎让我安抚了一个世界。

对于那个给予我看待世界方式的故乡,我的书写尽管还不完善,但我已经按照许多年来的记忆势能,描摹出故乡的基本面貌和存在形态。

一个很奇怪的变化是,它不再让我产生追忆的冲动了,计划中继续写故乡的几个主题也无从展开,我的记忆似乎已经被清空,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心安理得地留在了这本《在孟溪那边》里,它们进入了语言世界,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似乎与故乡做了一次告别。“怀旧是一种位移的疾病。”(博伊姆《怀旧的未来》)因为离开故乡,我才有了故乡。从未离开故乡的人身上是没有故乡的。我曾经在《祖母:寂静的人》写过没有故乡的祖母,她从未离开过。我将从疾病中撤离出来,这本集子是我重新开始的标志,然而它也让我明白,我永远成为了一个异乡人。对于异乡人,唯有记忆才能安顿漂泊的心灵。

我一出生,这个村子就被上苍赐予了我,它对于童年的我而言,就是世界的全部,我在里面探索世界的所有秘密。幸运的是,它应有尽有,无穷无尽。它在江南,在充满幻觉的江南。然而我一直试图在让这个幻觉变得清晰。我通过它而成长,成为自我。

也许,此后,我的文字将是执着于内心而又能面对当下生活的。我将用语言在这都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我可以持续地制造清醒的梦幻。但是记忆的视角仍然会保留在我对当下事物的穿透之中。

我将试图采用一种将记忆嵌入当下的方式来书写如今的生活。眼下的这个城市可能是我必须拆解和重构的当代生活。如果说,故乡是这个世界的源始意义和固执的梦幻,那么,我如今身处的城市可能是我自己以及当代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如果不是梦魇的话)。

我希望以后的写作能够考察出时间在当代事物中的溃散和凝聚的形式,我希望自己是一名事物的赋形者,持续地以语言命名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世界不会一味地破碎下去,即使不是重建它,也必须防止它的继续崩溃:“或许,每一代人都自信能重建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加缪,《写作的权利》)然而,时至今日,生育我的那个村子已经日益荒凉,许多人移居他乡或者在镇上置办了房产。这个时代的乡村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它并没有准备好让我们栖居其中,它只是浩大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牺牲品。但是我的确在那个岁月静谧、田园安宁的村子里成长起来,那个起源意义上的内在的故乡的确存在过。

我也许是最后一代经历过大量前现代体验的江南人,我在19岁以前没有离开过方圆几十公里的区域,最远的旅行只是去过杭州。如今的江南是一个迅速流转的空间,高速公路和铁路纵横交错,人们急速地从一个地方游走到另一个地方,江南作为旅游景观日益进入了游人的视野之中,江南人也开始习惯了被观看,因而也开始去表演,表演一种所谓的“江南性”。

然而我以前所熟知的那个封闭而缓慢的江南已经随着现代性的加剧不复存在,我在童年时从未将自己视为一个江南人而生活,我在这片被赐予的狭小土地上去探索世界,去认知它的每一个角落。江南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显现在我面前的最原初、最切近的世界。

这其实不是一本散文集,至少不是典型的,我是把它当做小说去写的。这不是对我的过去的忠实纪录,而是一次通过想象而完成的重构。

Q:对你的你的现实生活环境好奇。

A:我喜欢孤独。本雅明说:“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人。”(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我甚至认为一切写作都诞生于孤独的人,包括我钟爱的诗歌。由于孤独,而渴望遭遇他人。而在虚构的空间里,自我与他者都在相互寻找。我喜欢在自己的小书房(其实它与卧室是同一间)里,游荡在各种书籍的缝隙和阴影中。

在这个庞大城市的一些角落,我拥有一些朋友,我们偶尔聚会,有时候是以诗歌和酒的名义。但我更珍惜那些并不致力于写作,却是艾科意义上的“伟大的读者”的朋友。他们给予我的精神上的安慰和经验上的拓展,是无可估量的。

他们让我穿越了生活本身,让我体味出了潜伏于生活中的语言形式,而这才是我写作的最终来源。我也渴望友谊,我惦念那些生活在其他城市、极少见面却在内心相互敦促、勉励甚至在写作技艺上竞争的朋友(大多数是诗人)。

对我而言,在所有写作门类中,诗歌是第一位的。它是我向世界延伸的目光。在拥有诗歌的日子里,周围生活对于我来说都是丰盈的,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单调、贫乏、凌乱。诗歌能够为世界赋予形式。“诗歌洗刷了世界的贫乏、多变、邪恶和死亡。它是当下的完美,是世界不可救药的贫乏中的满足。”(史蒂文斯《徐缓篇》)当然,我并不把想把生活和写作完全混淆。我独立地生活,独立地写作,但写作的确可以加强对生存的感知。

Q:哪些对你有过影响但后来又被遗忘的作家。

A:既然是被遗忘了,那么,我不可能再提起这些作家的名字。或者说,我不愿意提及。我不想让这些名字进入我的语言体系。这是我的偏执。

我喜欢阅读各种经典,那些名字我永远无法忘记。如今,每当我去阅读《奥德赛》、《神曲》、《奥瑟罗》、《安娜·卡列宁娜》、阿米亥或策兰、《论语》、《诗经》、陶渊明或鲍照,我所见到的是一个个了然于自身、明白自己的局限、洞悉世界的无限、承受着苦痛并渴望去爱的真切个体。

Q:回忆与写作的关系如何?因为你说:其实,何止是雪,各种事物最美好的光泽都停留在了过去。

A:每一个写作者都拥有一个起源意义上的故乡,即使它失去了,或者现实中的故乡已经无法成为一个重复返归之地,一名作家也会在语言世界里创造一个故乡,就像普鲁斯特的贡布雷、马尔克斯的马贡多、乔伊斯的都柏林、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本雅明的巴黎和柏林、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曼德尔施塔姆的圣彼得堡、舍伍德·安德森的温士堡、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托马斯·沃尔夫的阿尔塔蒙特。

在中国,我喜欢长江三角洲,也就是所谓的“江南”,这是一个镜子意义上的江南,它是我的隐秘镜像,我心目中的江南与这个国家的经济野心毫无关系。我出生在这里,在北方短暂居住之后,如今我又生活在这里,这里遍布着我的愉悦与痛苦,软弱与固执,疾病与梦幻。

我经常游走在江南的各个城市、乡镇上,寻觅事物颓败的痕迹。这些错综复杂又日益凋零的记忆令我不断生活在过去,那个拥有共同体经验的幽暗世界,又不断喟叹当代生活的溃散。

这一块土地的气息构成了我的语言质地。当然,也许,并不是江南构成了我,而是我的语言镜像折射了一个江南,而我碰巧出生和生活在这里。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写作上的地域论者。地域性往往是束缚性。其实在我写江南之前,我一直想要逃离江南。

我面对一个地方,我凝视它,并不将它视为地域,而是让它变成想象与体验的黑洞。我喜欢将过去视为潜能的所在,希望通过回忆重新揭示出过去我所不曾理解的事物以及它们的秘密。

Q:谈谈你喜欢的作家、对你有较深影响的作家?

A:我的写作不断被生活和阅读修正。但是,阅读的修正更为强大。诚如阿伦·雷奈一部电影的名字所言:“生活就像小说。”但是,前提必须是生活在模仿文学。所以,迪诺·布扎蒂如是说:“有人说我在模仿卡夫卡,我说是生活模仿了他。”而布罗茨基更加极端:“人民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对我来说,生活是写作之源,但是这指的是借助语言对生活的持续重构、命名和洞穿。

生活是我写作的素材,但我一直在用语言改变它的质地和气息。我欣赏史蒂文斯的这句话:“文学不是基于生活的,而是基于对生活的命题。”(史蒂文斯《徐缓篇》)我并不为生活写作,我为世界的内在语言而写作。只有阅读才能结构起使生活顺从的命题。

在一名写作者之外,我更多的是一名读者,甚至可以说是一条书虫。阅读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光。作为诗人的陶渊明、鲍照、杜甫、姜夔、阿米亥、毕肖普、米沃什、博尔赫斯、里尔克、保罗·策兰、特朗斯特罗姆、沃尔科特、奥登、蒙塔莱、萨巴、默温、莎士比亚、但丁,作为散文家的普鲁斯特、帕慕克、布罗茨基,作为批评家的希尼、本雅明、阿甘本、列维纳斯、阿兰·布鲁姆,作为散文家的曼德尔施塔姆、卡内蒂、齐奥朗,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乔伊斯、阿兰达蒂·洛伊、鲁西迪、赫拉巴尔、卡夫卡、赫尔曼·布洛赫、穆齐尔、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托马斯·沃尔夫、彼得的·汉德克、卡尔维诺、舒尔茨、契斯——他们持续地为我提供对生活不可见部分的命名。

“诗是不可见事物的传道士。”(史蒂文斯《徐缓篇》)我不会屈就于生活的凌乱表现生活,我必须通过自己的方式使生活获得秩序。写作对生活命名的最佳途径是沉思时间。语言自身的时间和生活内部的时间的相互作用、吸引、变形凝聚起了自由的想象,释放了伦理的压力。写作在安抚时间的过程中获得自律。

Q:诗人好像都比较喜欢谈论自己的梦,你是否经常做梦,你如何储存梦?

A:我一直持续关注梦。但我不试图也不擅长每天清晨如实地记录梦,用实在的文字储存梦。我自己更喜欢顺应梦的法则。我不会像存储货物一样存储梦。

我崇尚的两个写梦的作家是博尔赫斯和普鲁斯特。在他们的文字里,一切事物内部可能蕴含着梦的语义。梦是我的世界的基本结构。这是能够为世界命名的梦,而不是符号游戏的梦。梦是一个迷宫,它的每一条通道自由地向夜晚与白昼延伸,每一个意象任性地降落在生活的褶皱里。我让梦的结构随意地栖止,然后随意地召唤、抚慰、重组。

我深信,不能被传唤的梦并不是属于我的梦,正如不能被无意识记住的记忆不是真正的记忆。我储存灵感一般储存梦,它们会像幸福的闪电,随时击中我。很多梦会在中途失踪,大多数的梦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时间和地点重新造访我。

Q:你喜欢什么样的书封装帧形式?

A:我梦想着一部一百页左右的诗集。如果它是一部随笔集,它的名字尚未定形,因为我根本没有写出来。但书籍的版式必须是偏窄的三十二开。我最厌恶大开本的书籍。封面底色颜色比较简单,最好是偏深的纯色。画面偏于抽象、简洁,或者干脆没有。

Q:胡桑是你的笔名,为什么会取这个笔名?

A:我尽量掩饰自己的原名。我曾经使用过许多幼稚的笔名,现在的笔名是我比较满意的。“胡桑”这个名字能够凝聚我对生活和文字的形态。它既保留了我的原姓,使它像一个名字,这是我与生活的联络,又开启了我疏远生活的日常因素的可能性。我不太喜欢以过于过于世俗又抽象的名字来写作,尤其是那种类似网名的名字,特别是英文名字。一个恰当的笔名意味着写作与生活之间恰当的距离。

“胡桑”这个名字把我指引向一种故乡的植物:桑树,这是南方除水稻外种植最为广泛的植物,水稻的寿命只有一两个月,而桑树是多年生乔木,它能够一如既往地凝视着这块土地上的生活,这里的人们生死、往来,但桑树一直扎根于此,这是一种浩瀚地栖居于江南的植物。它的浩瀚性暗示着我对世界的目光。

Q:写作是否是暗藏某种敌意的宿命或诅咒?

A:我觉得把文学理解成诅咒是不合时宜的。当代汉语需要一种清醒的形式来抵抗经验和制度的混乱,写作的任务也就是米沃什说所谓的“持久地创造形式来抵挡混乱与虚无”,“形式就是对混乱和虚无的永恒反抗。”(赖契尔·伯格汉什,《米沃什访谈录》)当然,形式是一种理性冲动,它的过分结构化会抵消语言的内在冲动。文学需要一定程度的感性梦想、呓语,以及溢出现实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接受将写作视为一种诅咒,它是对生命本真力量的释放,对必然世界的摧毁。但值得警醒的是,写作最终不能仅仅是语言符号的游戏,或生命激情的就地撒野,它应该在形式的意义上,对时代内部的精神进行整合与纠正,从支离破碎的时代镜像中提取生活的总体性,或者提炼出超越经验的可能性,从而具有描摹希望的力量。也只有如此,写作才能从存在论和二元论的功利迷雾中逃离出来,进入追求自由意义的价值论。

Q:故乡是否总在游移、变化,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A:故乡如流水,流水如记忆。记忆,就像本雅明所阐释的普鲁斯特:“那是对一个被扭曲的相似性世界的乡愁,那个存在的超现实主义面目凸现出来的世界。”(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通过记忆,故乡在不断流变。因为凝固的自我并不存在。我会带着瞬息万变的体验重新去发现一个故乡。我以前并不觉得故乡的事物对我有什么重要意义,自从我离开了故乡,我才发现,故乡就在我身上,并且在不断地变形。“透过时间,我猜到了它”——博尔赫斯在《戈莱姆》那首诗曾经这么写过。是的,我一再地在岁月的荫凉中猜测我的故乡,重塑我的故乡。这个过程永无止尽,这就是命运给与我的恩赐吧。这本《在孟溪那边》并没有写尽我的故乡,但由于这本书,故乡真正进入了我的身体,它会持续发酵。

Q:你说:我偏爱有些生硬、句子绵长、结构缠绕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才是诚实的劳动。请具体谈一下。

A:我不喜欢通常意义上的散文,不喜欢围绕一个意思敷衍而成的那种散文。我想,散文与诗一样,是一种具有劳作的质感的文体。我通过长句,呈现这个劳动过程,它就像一套拖拉机在田地里运行,留下清晰的痕迹。说到底,写作是一种自由而真诚的劳动。我希望文字田野里的水四处流溢,将我们带向一个自由的空间。而不是让意义的沟渠束缚我们,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终点。写作没有终点。

Q:喜欢居住在语言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说:语言不仅是交往方式,也是生活方式。

A:语言即家园。我所写的存在是在语言里建构起来的一个村子。它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的非束缚性揭示了生活的悖论。我们是在语言的无家状态中寻找到家园的。或者说,通过语言,而不是通过双足,我们抵达了永远不能抵达的故乡。我厌恶乡土文学,因为它们把故乡降格为凝固之物,反而加速了故乡的死去。

Q:事物三部曲中,地理、天文与植物学构成什么关系?你怎样看到这些事物与人的关系?

A:地理学,意味着空间的绵延。天文学意味着向上的超越,形而上的凝视。植物学指明了生命的位置,联结了大地和天空。人们劳作在大地上,人们在游走、行动、驻足和抬头凝望中,走向自我,完成自我,展现生命的美妙过程,并与他人结合在一起。出于对这一切的敏感和珍惜,我才开始了写作。写作,让我的生命处在展开的过程中,让我知晓了值得留恋的事物,值得去爱的人,值得去做的事情。而我童年所经历的那些事物不仅塑造了我,也塑造了我周围的人,因此我与他们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塔尔可夫斯基在关于电影《乡愁》的访谈中曾经谈过,“生活的唯一意义在于,我们必须在精神上战胜自己,改变自己,成为与降生时不同的一个人。……乡愁与怀念逝去的时间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我们因为没能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振作自己的精神力量,去完成我们的使命而虚掷了的那一段时间,所留给我们的忧思。”我写作是为了那些事物、那些人,为了它们在时间中可以继续去完成,也为了我亏欠于那些事物和人的东西,我曾经无法理解它们,无法书写他们,只有我努力去完成自己的时候,我才感到我有必要去继续完成这些事物和人身尚未揭示的潜能。

胡桑,诗人、学者、辛波斯卡译者。1981年生于浙江省北部德清县新市镇。2007至2008年任教于泰国宋卡王子大学。2012至2013年在德国波恩大学任访问学者。201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15年参加太平洋国际诗歌节(台北花莲)。著有诗集《赋形者》(2014)。诗学论文集《 隔渊望着人们》(2016)。译著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2014)、《鲍勃·迪伦诗歌集》(2017,合译)、《染匠之手》(奥登散文集)等。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

胡桑:《在孟溪那边》,东方出版社,2017年11月版

“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充满了各种偶然性。”

“在漫长而悠缓的童年岁月中,一些事物无时无刻不触动着我幼小的神经:星空、植物、地图、村庄、雪、鱼和烟花。我在漫长的追忆中,去抚摸这些事物,并逐渐建造一些文字的房屋,让它们定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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