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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按：2009年11月14日晚七点半，在中国音乐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由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主的“清代古谱《弦索备考》学术研讨会”如期召开，它是下午举行的“清代古谱《弦索备考》全本音乐会”的“续篇”。 1814年蒙古族文人荣斋等人将“今之古曲”抄记为乐谱（工尺本）——《弦索备考》，上世纪五十年代，专业音乐工作者开始对其研究、试奏、打谱，至1962年，由曹安和与简其华及杨荫浏先生将其译为五线谱本，并由音乐出版社（现人民音乐出版社）以《弦索十三套》（三册）为名相继出版。而自乐谱转变成声响的“世界首演”，是1986年1月10日由中国音协民族音乐委员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中央音乐学院主办，曹安和先生指导，朱毅、郝一凡、谈龙建等中央音乐学院师生表演的“弦索十三套专题音乐会”。此间，谈龙建幸向道光皇帝五世孙爱新觉罗·毓峘通过口传心授习得《合令》、《将军令》等曲。2003年，以法国索邦大学皮卡尔教授的邀请为契机，谈龙建、林玲、张强、薛克四位演奏家开始了新一轮排练试奏，并出访法国、荷兰等专场演出《弦索备考》部分曲目。2005年，林玲获得“北京市市属高校拔尖人才项目”资助，使得四位演奏家的新一轮试奏、打谱、研究、音响录制出版等活动得以全面展开。今天，《弦索备考》全本音乐会与研讨会，不仅展示了四位演奏家多年来不懈努力的阶段性成果，而且通过专家学者的现场感受，提出批评、建议，为《弦索备考》下一阶段多学科、全方位深入研究和传承、传播奠定了一个新的起点。因此，我们有必要记下这些专家学者在《弦索备考》传承节点上的重要智识。 参加研讨会者包括来自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天津音乐学院等院校与《人民音乐》编辑部共四十余位演奏家与音乐理论家，会议由乔建中教授主持。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教授首先书面致词，其后共有十七位专家学者作了口头发言。尤其是《弦索备考》的译谱者简其华老先生，亲临现场，介绍了当年译谱中的基本情况。现依据发言次序，记录各位学者发言。 赵塔里木（中国音乐学院）今天，我们有幸亲自聆听了中国两百多年前弦索乐中的珍品《弦索备考》全本的演奏，这个百年难得的机会是由中国音乐学院古筝演奏家林玲教授与中央音乐学院三弦演奏家谈龙建教授、琵琶演奏家张强教授、二胡演奏家薛克教授共同为我们创造的。为此，我代表与会的全体专家，代表中国音乐学院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敬意！ 《弦索备考》是除琴谱之外，中国音乐文献中被记录最为详尽、最为完整的弦索乐乐谱。现存的《弦索备考》是1814年的工尺谱抄谱，由十九世纪清代蒙古族文人荣斋等人所编订。自《弦索备考》被发现以来，就备受音乐学界的关注，许多民族音乐学家，都曾涉足此一领域的研究。1955年，由曹安和、简其华先生译谱，杨荫浏先生校订，人民音乐出版社以《弦索十三套》为名出版了全部十三首曲目。1984年，中央音乐学院在三弦演奏家谈龙建教授的策划和组织下，聘请曹安和先生为顾问，对《弦索备考》进行了首次的探索性的研究和演奏。并于1986年1月10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委员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弦索十三套专题音乐会”。但在这个音乐会之后，有关《弦索备考》音乐风格方面的一些学术问题，在随之而来的商业大潮中逐渐淡出了。2004年3月，林玲教授与谈龙建、张强、薛克三位专家重新开始了《弦索备考》的探讨、研究和试奏。在中国音乐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林玲教授获得2005年“北京市市属高校拔尘人才科研项目”。三年的时间，经费的支持，使这部古谱的研究得以再次全面的开展，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成功。 《弦索备考》从试奏，到确定演奏谱，是需要经过研究、演奏、再研究、再演奏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自这个项目立项以来，四位专家不辞辛苦，包括牺牲节假日，不间断的排练，风雨无阻，完成了所有曲目的试奏，并基本确定了全套的曲谱。今天将近四个小时的演奏，集中展现了四位演奏家几年来探讨的心路历程。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三年来，他们已经指导学生完成了《清代“弦索备考”之筝曲“海青”的研究》、《阳关三叠的研究》等十余篇学术论文。它集中全国最优秀、最具影响的四位演奏家，于2007年底完成了《弦索备考》全套CD的录制。从CD到今天的音乐会，完成了中国几代音乐人的夙愿。 通过四位专家的研究与演奏，我们已经感到，《弦索备考》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因此，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必然会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演进、内涵与表演理论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时此刻，我热切的期望，在座的各位专家能坦诚、率直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想，我们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些真知灼见。我们共同去挖掘、去发现这份极其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的，也能够让生活在现代的人们通过我们专家们的努力和所有参会专家们的意见，让它真正成为回报社会与历史的一份丰厚的无形遗产。 感谢大家的参会，并期待听到大家非常好的建议！ 简其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很高兴听到中国“弦乐四重奏”的音乐！弦索在中国出现很早，宋代词人苏轼在《老人行》中曾说“美人如花弄弦索”，说明在宋代就出现弦索。而今天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美女俊男教授奏古乐”（全场大笑）。 我最初接触《弦索十三套》是1953年，那也是我到音乐研究所的第一个工作。那个时候中央音乐学院还没有搬到北京，音乐研究所已经搬到北京了。我那个时候还是青年小伙儿，干劲很大。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还没有听说过中国历史上还有总谱。译谱结束时，我感触就很大，国外有很多总谱，但我们中国把民乐用工尺谱记录出各个乐器的曲调，当时还没见过，所以很惊讶，所以花很短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了。当然，当时不可能马上出版，直到1962年才全部出版，1985年出版第三版。虽然当时翻译出来了，但一直不知道音响是怎么回事。一般来说，音乐资料如果包括乐谱、文字、图片、音响这样四个部分，才是一个完整的资料，但当时所得到的是文字和曲谱，文字还是后来补上的。所以从1984年开始排练，1986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出，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开拓者。如果没有他们八四年到八六年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这么精彩的音乐会。前人走过的路可能不那么直，可能有些弯路。当时的弯路就是曹老师必须要求按原谱去奏，一字不改。我当时就想过，我们已经拥有现代的乐器和高深的演奏技巧，还这么按照原来的演奏可以吗？当时就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我当时听录音，就在打这样的问号。中央音乐学院走在前头了，是开拓者，虽然走了弯路，但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 国外的弦乐四重奏，是以提琴为主，音色比较单一。但是中国的“弦乐四重奏”，乐器不一样，音色也有区别。我不是说哪种高，哪种低，反正中国人听这种很亲切，很好听，也很欣赏。那么今天演奏的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将军令》、《月儿高》与《海青》，这三个作品他们处理的很好，很有听头。所以，坐我旁边的王范地同志不但鼓掌，都叫起来了，不错，他叫的对着哩。当然其它作品也好，但这三个应当是上上品。 如果要找些问题，我坦白地说个心里话，就是《十六板》的结尾太仓促，建议他们再处理一下。第二个问题是：有的变化重复的地方，处理的不好，两个重复的乐句之间没有变化，给人一种真是在重复的感觉。在音色变化、音量变化方面，还建议他们再做些改进。在这方面《月儿高》处理的很好。中国的乐谱本来就是没有速度、强弱、表情，全靠后一代从事这方面演奏的人去逐磨，哪个地方应当轻，哪个地方应当重，适当处理一下。否则都是平铺直叙，听起来单一些。 我最后还有一个建议：虽然已经出了三张CD，但我觉得最好能出DVD，最低限度出VCD，有图像、有音乐。 今天很遗憾的是你们没有请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如果请他们到现场看看，受到一些感染，然后借他们宣传一下，就会更好。虽然今天在场的人都听过了，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同学都听过了，但其他人，其他搞音乐的，其它地方上的音乐院校还听不到。我们必须发展宣传工作，争取电台、记者来听一下，感受一下。不仅要音乐界，还要其它各界的人，要让他走向社会。 最后再一次感谢四位教授的演奏！ 伍国栋（南京艺术学院）非常感谢四位演奏家，给我这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我是来学习的。有一话说“北弦索，南丝竹”，如果说学术上有收获的话，今天让我真正听到了北方弦索刚强、雄健的风格。所以，我说今天是来学习的。 我觉得，《弦索备考》与江南丝竹完全可以展开比较研究，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今天的十三首曲目中，与江南丝竹同名的就有七首：《将军令》、《十六板》、《清音串》、《月儿高》、《琴音月儿高》、《普庵咒》。这些曲目不仅曲名相同，而且都涉及一个共同的渊源，那就是清代江南地区的几个琵琶的曲谱，像华秋萍《琵琶谱》等。这些曲目中，虽然说曲名一样，但风格不一样，演奏技法也不一样。今天给我一个启发就是，这些曲目完全是非常典型的北派演奏风格，而江南丝竹的风格偏于阴柔与抒情。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将军令》，它和江南丝竹的《将军令》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今天听到的弦索《将军令》是一种武曲风格，而江南丝竹的《将军令》则带有一种文曲风格。这样，通过他们的音乐会，就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课题：那就是江南丝竹与北方弦索的比较。比如说，荣斋在《阳关三叠》中就说了一句话，“宜用萧，不宜笙笛”。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用上笛这样的乐器，就变成了丝竹乐队。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演出，可以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北弦索与南丝竹到底是什么关系？有的人认为，加笛子就是丝竹乐，不加笛子就是弦索乐。我认为问题似乎还更加复杂，我们从今天的江南丝竹还能看到弦索乐的一些影子。有些曲目《月儿高》、《阳关三叠》就有一些江南丝竹的味道。所以，我说我是来学习的，更多的问题，我回去以后慢慢思考，慢慢想，有机会再写文章。 萧梅（上海音乐学院）我跟伍老师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学习。我马上就想到1986年，当时我还没有毕业，在中央音乐学院听了那次演奏。不过，那时所听，现在想来仅仅是一个记忆。后来，我采访简其华老师的时候，他就讲到《弦索备考》译谱的问题，说杨先生、曹先生都提到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而不是如傅雪仪先生所说，可以根据表演来做一些添加或改变。但是我与林玲、谈龙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在译谱过程中，他们根据具体的演奏法，可以解决当时曹先生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我自己听完音乐会之后，我想到的一件事，是有关近来年西方所谓原真演奏，或者说是复古演奏的问题。现在弦材、乐器等方面都已经做了很多改变，那演奏感觉肯定也变了。所以，我在想，虽然二十一世纪有二十一世纪的耳朵，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乐器尽可能复古，使用当年的乐器、材料，让我们体验一次原真的演奏，尽可能地恢复那样的一种风格。 最后，我要讲的一点，就是作为科研处长，我这几年一直在抓表演学科建设问题。我觉得这几位演奏家所做的这件事，对民族器乐演奏这门学科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时我就想到学位教育的问题，现在不是一直在说表演学科的博士学位，我觉得表演学科的博士学位，远远不是唱几首歌就拿个博士学位。我觉得林玲他们这种路子就很好，这三年做下来一件事，就应当拿到博士学位。这是我目前的一个看法，而且，如果我当科研处长的话，我会不断地在各种场合给院长们鼓动这件事。否则的话，我们给教育部谈，谈什么呢？ 唐朴林（天津音乐学院）感谢四位有心的民族音乐家与演奏家，为什么说是“有心”呢？我以为现在中国音乐界，有心人太少了，有的人都奔着挣钱去了。下面我来谈谈有关恢复演奏的问题： 首先就是乐器的问题，我觉得当初可能是小三弦。我的理由是，大三弦是说书人马三丰在1840年左右才创造出来的，而我们的谱子是1814年。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小三弦。谈教授曾经跟毓峘学过，但我觉得他可能也用了大三弦，而不是当时的小三弦。 第二个是弦线的问题。我们现在都使用了西方小提琴的弦线，而不是我们以前的丝弦。而丝弦的感觉与金属弦的感觉不一样，丝弦的内涵很多，这是中国音乐表现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我们的音乐更偏重于内涵，而不是外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弦线最好不要改变。不过，我知道这也找不到。 第三个是律制问题。中国乐器的律制大部分都已经依从了西方的十二平均律，我觉得这是中国音乐的一个失误。本来中国乐器大都是三律互补的，而现在都搞成了十二平均律，我对此不感兴趣。你比如老琵琶是四相十二品，小工调的第七品和十一品，那不是FA，也不是SI，那是个中立音。现在估计弹琵琶的人，已经很难再掌握这种中立音的东西。琵琶中弹的好多曲子，都是用这个音，你比如《霸王卸甲》、《平沙落雁》、《赢州古调》等等，现在改成十二平均律，这些感觉没了。韵味当然也就没了，我们向西方学，确实学了些东西，但确实也丢了些东西。 第四个问题是演奏。当然，现在的演奏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音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韵。如何体现呢？主要体现在左手上，你体现不出来，这个乐曲的中国味就没有了。谈龙建曾经在电话中给我说，搞这个音乐会太难了。我以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他们四个人的问题，更不是这一次音乐会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个大环境的问题，我们大环境怎么样呢？我特别说到刘天华先生的观点，我们与西方音乐不是谁超过谁的问题，而是并驾齐驱！我们传统的东西丢的太多，这也不是怪谁，这是大环境的问题。大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黎锦辉就说过：我们中国音乐教育被行政所推崇，已经整个被奴化了。我们是不是被奴化了？李凌先生也有这样的话，香港荣鸿曾也有几句话：在国内几所顶尖的音乐学院，把大部分资源都放在西洋音乐上，而大部分学生也都学西洋音乐，把他们父母及祖辈音乐弃之不顾，这很多么可悲。他们不但对自己民族的传统缺乏认识，甚至有抗拒。我觉得这几位专家说得都很好，我们应当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陈泽民（中央音乐学院）我觉得，今天的演奏是有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认识的。但我觉得，既然是《弦索备考》，它产生在什么年代？我觉得第一步，还是要拿出原来的东西，包括谱子、技术、乐器的情况，把原汗原味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们先搞清楚了，然后第二步，才是如何体现现代人的审美与表演的东西。如果我们缺了第一步的话，这还不能代表《弦索备考》的实际情况。比如以前都使用丝弦，现在都是钢弦，这两种弦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感觉就是，我弹了几十年琵琶，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钢弦，但退休之后，我开始用丝弦。我在1990年退休之后，就完全恢复了丝弦。刚开始自己弹丝弦，我自己都不习惯。因为钢弦很响，很敏锐，到丝弦就像没有声音了。而且手指的感觉也不一样，钢弦弹时手的力量很大，用很大的力量弹丝弦时，声音就全破了。这是我们演奏家自己耳朵适应的问题，另一个也有听众耳朵适应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演奏者的耳朵首先要去适应。我觉得任何东西就要能比较，一比较，哪个好，哪个坏，就能得出来。关键要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才会感觉到丝弦本身的优点在哪里。 现在许多演奏家都说，左手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钢弦一按上去，音就出来了，你再没有机会调整。丝弦的缺点是反应慢，但正因为它反应慢，你左手就有调整的余地，所以音的韵味才能出来。 所以，我建议，还是要思考乐器的问题。比如琵琶的音准、音高也不一样，在演奏中如何来解决？比如我们听阿炳的琵琶，就和现在的音高不一样，SI就是不高不低的，就是个中立音。我觉得中国的中立音的问题，已经流传了千年，至少从唐代已经开始了。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中就说到了这一点，他里面有个表，是阮与中国琵琶音高的比较。后来，听搞律学的同志说，当时那个琵琶确确实实有四分之三音高。所以，四分之三音高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从乐器、弦各个方面的配备，是不是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我觉得当时的轮指还没有上轮指，恐怕都是下轮指。就是在华秋萍《琵琶谱》中，首先介绍的也是下轮指，在最后的补充说明里，说到了浙派琵琶才用上轮指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琵琶应当是下轮指。但是，问题是现在弹琵琶的人，都已经不再使用下轮指。那又如何来训练演奏家来演奏下轮指，来适应当时的演奏。这样才能还原当时应当有的音响，有了原原本本复原之后，才会有发展的可能性，才会有说服力。 薛艺兵（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我说三点： 第一点，今天坐在音乐厅，听到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各位演奏家、教授演奏两百多年前的音乐，我觉得这是两院给我们国家做了最应该做的事。我也搞民族音乐多年了，听了很多民间音乐。但我在他们的演奏中，听到了与地方音乐不一样、一种感觉非常好的、非常美的、不是音乐学院搞的非常表现性的、而是非常传统的、不同于民间音乐的文人音乐。我想，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等，他们演奏的也不是地方性的音乐，也不是能代表国家的。而我们传统音乐中的宫廷音乐，过去是代表国家最高典范的音乐。但是，这个弦断了。不过，在北京一些文人中间也许会留下一些线索，今天听到的应当是这种文人音乐的延续。林玲教授通过这个项目，欣起《弦索备考》第二次复奏的一个高潮，我觉得他们很有魄力，也是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所做的最能够完善传统音乐的一件好事。 第二个问题：中国传统音乐不是作曲家的音乐，不是谱子上写的音乐，而是演奏家的音乐。1986年时，我也听了，那次曹先生有一个宗旨，就是尽量不动不改、忠实于原谱。而这次不一样，这次真是把音乐演活了。而不像过去，只是恢复谱面音符，好象很好但又不能感动人，这次把人感动了。原因就是中国音乐不是作曲家能够创作的，真正把音乐演活，要靠演奏家来活化音乐，通过字音错让，让人感动。所以，我被感动了，这是我多年来听到的最好的传统音乐，我再一次感谢四位演奏家，能够把音乐演活。 第三点，刚才有人提到“原真演奏”，恢复当时弦线，恢复当时的乐器等，我觉得没法恢复。欧洲虽然在恢复巴罗克时期的一些乐器，但恢复是有限的，现代人不可能完全复活过去的音乐。音乐都是在变动的过程中，我们现在顶尖的演奏家，能够用他们现代人的理解，又非常尊重谱面的音乐，能演奏到这种程度，这是很成功的一点。就我个人爱好，今天的音乐会虽然每首都精彩，但我个人比较偏爱《阳关三叠》与《海青》。《阳关三叠》宫调非常丰富，从七声到五声，不断交错，又符合七声音阶的错让，非常美妙，与古琴完全不一样。另外，我觉得《十六板》，开始时调性有点不太合，尤其是古筝与其它乐器不太合，是不是可以再琢磨一下。 周海宏（中央音乐学院）几个月前，当林铃把这个时间告诉我之后，我就在盼望着这一刻，我今天很幸运地赶上了这个机会，在享受音乐的同时，我百感交集。下面，我就把这种百感交集中想到的，语无伦次地呈现给大家。 我首先想到了《马太受难乐》的首演，门德尔松首先上演了这部百年前未被重视的作品，使它成了今天文化遗产中非常火爆的伟大作品之一。我又想到了中华民族从秦汉战争到文景之治，从隋唐战争到贞观之治，从清朝入关到康乾盛世，只要几十年的光景，就可以创造一个震惊世界的辉煌。带着每一次的王朝更替，前一段创造的文明损失殆尽。所以当年大哲学家罗素说过，“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非常辉煌的文明，但他们没有能力把它保存下来”，这句话震聋发馈。 然后，我又想到了老周家，到我父亲这一代，我奶奶生了五个女儿，只生老周我的父亲一个儿子，香火得以勉强延续。我父亲生了三个儿子，使得香火很旺盛。到我们三个儿子时，只有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老周的香火又难以维继。（众笑）当然，我也在想，中华民族有许多许多伟大的文明，它们艰难地存活，有的断了，有的存下来。与之相比，欧洲文化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土壤，那就是教堂。在教堂当中，承传了非常稳定的文化，发展出了专业的体系，养了一批专业人士。使这个文化，可以在几百年当中不受任何冲击，承传到今天，造就了现代音乐的文明。而中国音乐没有这样一个文化，没有这样一个社会机制。当然，好在我们来到了现代时代。有人说过：世界上没有千年的政府，却有千年的大学。我想，大学应该承担起来承传文化这样一个责任，但是我们的大学在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满足社会应用型人才，要满足大家就学的需求，有无数个不同价值取向的需求，都同时凝聚在大学之中，使得我们大学本身的办学定位，也变得举步维艰。在这样一个纷繁、宣嚣的时代，我们首先要承担教育的责任，让每个人过好日子，让肚皮来跳舞、挣钱。当然，我们大学还有一个责任，我们也认识到，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最稳定的一个社会机构，它最能够有条件，把一些社会上不太流行，不太挣钱，不太火爆的文明承传给未来，让未来的人们知道，人类曾经有过哪些创造，从而为更未来的文明提供新鲜的血液和土壤，丰富我们人类的文化。这就是我想到的所有的东西，我现在回去还要想：我们大学究竟能干什么？ 林铃（中国音乐学院）《弦索备考》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音乐史上最早的乐谱与相应文字记载的弦索乐曲目，其所蕴含有巨大的学术能量是无争的事实。我们认为，这种能量来自它本身，从演奏的角度入手，对它进行立项，让沉默了十分久远的古谱跃出纸面，让无声音符富于生命活力地重新响起来，并能服务于社会，这是项目立项的意义。 《弦索备考》中的古筝谱，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各种文献资料中，最早有记录的、最完整的古筝文人音乐的曲谱。古筝现在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乐器的代表，据相关报道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弹筝。在国内，所有民族乐器的学习与从业中，古筝的普及率是居于首位的。所以，古筝的流传非常广泛。它的音乐内容十分丰富，保存下来的流派也是其它乐器所不能及的。然而，古筝基本都是通过民间口传心授的方式流传的，而《弦索备考》中的古筝谱，是具有确定的、可以追溯源头的、有文字记载的、最完整的古筝曲谱。所以，对它的挖掘整理，不仅可以弥补古筝文献中的空白，也可能弥补古筝没有文人音乐和宫廷音乐的空白。这些，正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2003年，我们四人就开始了对这部古谱的研究和试奏。2005年，获得“北京市市属高校拔尘人才项目”的资助。目前，古筝已经完成了《将军令》、《月儿高》、《海青》、《松青夜游》、《阳关三叠》的打谱。其中由我与谈龙建指导的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赵一完成了《〈弦索备考〉之〈海青〉研究》的硕士论文，我们学校还有学生完成了《将军令》与《月儿高》的研究论文。这个漫长的过程，其艰难让我们始料未及，但不断产生的新认识，新的发现，不但让我们兴奋不已，而且成了我们坚持前进的不竭动力。正因于此，我们对不断涌现的难题充满了继续研究的期待。 因为时间原因，我还是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其实我们在试奏、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具体的问题。比如在《将军令》中发现了左手的技术，其实我们今天也用了。《海青》中的移马和定调，它虽然记谱是小工调，但实际演奏时必须使用A调，否则就没法演奏。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演奏中发现的，这些发现，在谱子上是看不出来的。当然，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陈泽明老师，他对我们定弦、定调以及工尺谱的具体使用，给了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乐器、定调等，这都是我们以后要不断做下去的。四年同雨兼程，我们不敢有丝毫怠慢。我们为取得的成就感到欣慰的同时，感到走过的路还是沉甸甸的，难以释怀。虽然《弦索备考》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对它的认知也在不断的深入，但同时还有许多问题让我们困惑不解。所以，我们怎么向前走，还是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实际的建设性意见。 (以上均发言未经发言者审订)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黄虎 录音整理 《弦索备考》181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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