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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包括了朝廷的漕运和民间商品经济。本文由于文献史料的限制，论述范畴以朝廷的漕运为主。 一、北宋时期 北宋都城之确立，京师及边地物资之供应以及国势之兴衰，均悬系于运河。 北宋建立后，为了彻底根除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跋扈之祸，采取了“夺权，制钱谷，收精兵”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其重点就是收夺兵权。宋初，一方面在收取武将兵权后，以枢密院和三衙分掌军权； 另一方面，以文臣典兵权并充任地方行政长官。同时驻重兵于京师，但军队需要粮食维持，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粮食的需求便急剧增加，只有汴京处于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之地，尤其是诸河汇聚，漕运十分方便。  清明上河图，局部 此外，汴京四周并无屏障，为确保都城之安全，只有倚靠重兵以为屏障，自然增加了对军队衣食的需求和对漕运酌仰赖。可说北宋一朝国运实十分依靠运河系统之通畅。 北宋都城汴京是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尤以水路最为发达，汴河西起孟州河阴县，在汴口与黄河接通，中经开封，东南行至盱眙，又经淮河以达山阳（今江苏淮安），实际上就是隋代的通济渠，亦即大运河中的一段；东南诸路的租籴，皆由此运至京师情况。 黄河，陕西诸州菽粟经此沿流入汴，运至京师。惠民河从开封斜向西南，与洧水、潩水连接，陈、颍、许、蔡、光、寿六州之漕米，由此入京。广济河又叫五丈河，从开封向东北行，接梁山泊，再接通济水，京东十七州之粟帛，即由此运至京师。  天津漕运 四条水道分别从东西南北向开封运送物资，其中以汴河最为重要，堪称北宋立国之命脉。太宗淳化二年（991），太宗曰：“仰给在此一渠水。”神宗熙宁时，张方平亦曰：“以漕运为本。” 北宋透过运河，将东南地区的粮米不断运往开封。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共运四百万石粮。至道（995～997）初年，“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真宗景德（1004～1007）时，每年运送六百万石。大中祥符（1008～1016）初，增至七百万石。到北宋中叶，“岁漕米至八百万”。 除粮食外，运河每年北运的其他物资，如金、银、钱、帛、茶等多种军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数量也非常大。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今江西赣州市），而后水运至京师；川陕（峡）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自嘉州（今四川乐山市）水运送江陵，自江陵遣纲吏运送京师。  通州漕运 南方这些物品在当时全国各地上供中央的同类物资中，占有绝高的比例。据近人全汉升统计，北宋诸路上供钱物中金银一项，北方地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秦凤等路除黄金一项占到百分之六十一，略较南方诸路为多外，其余均不及南方。上贡白银，南方地区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六。钱物，南方地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这些物资构成了北宋朝廷赖以为生的经济基础，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至中央，运河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粮食、钱帛等巨额物资，不仅用来供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及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费用，而且还有一部分又运往河北、河东及陕西等路，以满足边防之需要。因为北宋与北方的辽和西夏两政权并存，边衅时起，而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正当其冲，所以北宋在这几个地方配置了重兵，而边地重兵所需粮饷又非当地赋税所能应付，宋廷不得不把一部分由运河北运的物资转往三路。  江淮漕粮运往三路，以河北最多，常数为近百万斛，有时多达二百万斛，而将江淮物资转输河北的主要渠道则是汴河。江淮漕粮不仅用于边路军粮，还经常接济山东、河北等地饥荒。  为了保证漕运所需，宋代官营船场每年打造大量漕船。太宗至道末年（997），一年内共打造漕船三千二百三十七只。真宗天禧末（1021），年产二千九百一十六只。英宗治平二年（1065），“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 徽宗政和四年（1114），吉州一年打造漕船一千三百只，明州、温州各打造六百只。仅此三地所造就多达二千五百只。 其实，别地船场也在大量造船。就在同一年内，浙东路与浙西路各造三百料平底船三百只；江南东路和西路、荆湖南路与北路各造五百料平底船三百只。该年，贾伟节任江淮发运副使，“岁以上供物径造都下，籍催诸道逋负，造巨船二千四百艘”。加上这些，宋徽宗政和四年的一年产量是六千七百只。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虽然政权初建、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但淮西四路打造的漕船仍有二千七百六十七艘。如此大量造船正是大量运粮的保证。至于北宋漕船的形制，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天津静海出土者亦是北宋漕船；如前所述。  漕船 二、南宋时期 北宋灭亡后，金国占领了北方地区，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确定了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的对峙形势。宋金两国的对立，遂使大运河被切成两段，不再作为连接长江与黄河的水道，淮河以北的水道，便逐渐湮塞废弃。但从杭州到润州的江南运河仍然保持其繁荣，也成为南宋政权赖以存在的生命线。同时，浙东运河也越来越发挥出其重要作用，淮南运河也时常使用。 南宋政权建立后，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于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 杭州之所以能成为南宋的都城，原因很多。一方面，宋金战争中，宋军处于被动的防金，而杭州地处后方，又居水网地带，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不利于骑兵作战。因此高宗赵构说：“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兵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对于不想进取，只求偏安的高宗来说，杭州的地理优势甚为理想。 另一方面，杭州处于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两大鱼米之乡的连接处，物产丰盈。尤其是唐代以来杭州迅速崛起，一跃为富庶的东南大州，其城市规模和物质基础，皆具备作为国都所必要的条件。所以，在建炎三年（1129）高宗初到杭州时，便对它起了极大的兴趣，而发出“吾舍此何适”之慨叹，并升格为临安府，为往后定都杭州建立了基础。 最后还有一重要原因，往往被忽略，就是杭州位于大运河南端，又处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之交汇点，交通十分便利。尤其是运输条件良好的江南运河，是杭州连接全国各地的重要交通线，诸路上供财赋，大都可以经过这条水路运至杭州。这一交通条件亦是南宋定都杭州的重要因素之一。江南运河对于杭州如同汴河对于汴京之重要。 南宋能偏安达一百五十年之久，而其间政局又相对稳定，即是发达的南方经济奠定了其物质基础，而运河转漕各地财赋的作用，又是其物质基础发挥功用的重要关键。运河不仅维系了南宋政府财赋的需求，且也是布达政令、军旅遣发和物资流通的重要管道。这一观点，从宋人的著述中即可看出。  漕粮绝大部分靠船运送，长江、运河南段、江南可通航的水道以及近海都成为粮运之路。因此，运河可说是南宋政权得以偏安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官船不足便雇民船，则造成“雇舟差夫，不胜其弊，民间有自毁其舟、自废其田者”之现象。  明代漕运画 事实证明，两宋系以运河维系国运，虽在维持漕路畅通和漕运秩序方面颇多艰难，但毕竟是成功的。运河漕运基本保证了两宋中央及边路对各类物资的需求，使其保持安定与繁荣达三百二十年，也使中国古代漕运达到鼎盛时期。然庞大的漕运体系，对船舶需求量相对也大，因此，直接促进宋代造船业的发展。发达的造船业，也维持了两宋漕运贸易畅通，使宋代朝廷能正常运作，可见宋代造船业与漕运贸易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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