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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上海市嘉定县从古墓中出土了一批12册361页明成化说唱词话和传奇刻本。这些惨不忍睹的“书饼”，经专家修复后焕然一新，被称为“上海市的珍宝”、“人间孤本”。这些刻本是研究我国文学、戏曲和版画史极为重要的资料。 1973年，上海博物馆将这批刻本命名为《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共十六种附白兔记传奇一种，分为十二册影印出版。分别是《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等三种、《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新刊全相莺哥孝义传》、《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 许多学者因《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扉页(图1)留存半页刻有“北京新刊”，末页(图2)刻有“成化辛卯永顺堂刊”，把这批刻本认定为“明成化北京永顺堂刻本”。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 曲艺》卷收录的有关条目，就肯定它是明成化北京永顺堂的刻本。 先介绍一下刻书牌记、刊刻时间等情况。全书12册共有9处刻书牌记:1.《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前集末页题“成化戊戌仲春永顺书堂重刊”；2.《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末页题“成化七年仲夏永顺书堂新刊”；3.《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扉页(图1)留存上半页，上面题“北京新刊”四字，下有一幅版画，下半页没有保留下来，不知原书这页有些什么内容，末页题“成化辛卯永顺堂刊”；4.《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扉页(图3)题“永顺堂新刊”，末页(图4)题“成化壬辰岁季秋书林永顺堂刊行”；5.《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扉页只存下半页，题“永顺书堂新刊”；6.《新刊全相莺哥孝义传》扉页题“永顺堂新刊”；7.《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卷下末页题“成化丁酉永顺堂书坊印行”。以上最早的刻本为明成化七年(1471)，最迟的刻本为明成化十四年(1478)。《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等三种、《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没有刻书牌记，不能确定刊刻时间。全套书从版刻风格上看，《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字体和插图略有差异，但基本上可以确定全部为同一书堂刻本。 本人进行了一些研究，认为这批刻本应为福建建阳书坊所刊。 《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末页刻书牌记明确其为建阳刻本。《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扉页题“永顺堂新刊”(图3)，末页题“成化壬辰岁季秋书林永顺堂刊行”。此“书林”当指福建建阳崇化书林。福建省建阳市书坊乡(古称崇化里)自宋至清，有多种地名，其中最普遍使用的地名就是书林。宋臣谢枋得避元在建阳崇化时写下书林十景诗，第一首第一句为“巍巍文笔光书林”，说明最迟在南宋末期建阳崇化因书坊林立，书林作为地名已经出现并使用。元大德五年(1301)，张光祖重建崇化同文书院。理学家熊禾在为其撰写的《同文书院上梁文》中，有“熟知千载以来，独萃一乡之盛，眷我考亭之阙里，实为过化之书林”句。元代少数刻书家把书林地名刻在书本上，如“建安书林刘锦文”、“建阳书林刘克常”、“书林宗文堂”等。到元至正十八年(1358)，刘龄之为建阳书林刻书世家余氏作《书林余氏族谱序》时，谱名称书林。到了明朝，书林之名大炽。明前期部分刻书家沿元习把书林地名刻到书上，如书林三峰刘氏日新书堂、书林魏氏仁实书堂、书林余氏等。明弘治以后，有堂号可考的近200家书坊，大多数都在自己的刻书堂号前题上“书林”二字，如书林余氏双峰堂、书林熊氏种德堂、书林杨氏清江堂、书林詹氏进贤堂、书林黄正甫、书林陈氏积善堂、书林叶氏广勤堂等。我们能见到的明版古籍，题有“书林”牌记的，多数是从古代建阳书林刊发的。书林建本名气不可谓不大。远在北京的明朝廷官员都知道书林地名。明四朝元老杨荣(1371—1440)，在其《三峰书舍赋》中，有“建阳书林叶添德景逵氏，自其大父荣轩，父彦龄，世以诗书为业”等语。弘治十二年(1499)，时任吏部给事中的许天锡上奏说:“去岁阙里孔庙灾，今兹建安书林又火。阙里道所从出，书林文章所萃聚也”。《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末页刻书牌记题“书林永顺堂”透露了这些刻本是从建阳刊发的历史信息。 明弘治本朝及以前，建阳崇化书坊专擅书林之名，成化书林永顺堂应当认定为建阳刻书堂号。笔者查考了明亡前题写书林牌记的古籍刻本的有关资料，弘治本朝及以前的都已被学者专家认定为建阳刻本。嘉靖本朝及以后有些混乱，但绝大多数仍为建阳刻本。书林龚氏明实堂在正德十四年(1519)刻有《黄氏日抄》，现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但此书林龚氏明实堂到底是否建阳书林堂号尚无定论。除此，建阳外最早题书林牌记的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东吴书林刊《薛万山先生文录》的苏州刻本。其余题写书林牌记的近60家书坊，或已能明确是建阳外的书坊，或不能明确是什么地方的书坊，但都能明确是在嘉靖以后主要集中在万历期间从事刻书。如金陵书林唐富春、扬州书林陈煊和、白门书林王荆岑、建业书林聚奎楼、常郡书林何敬塘、金阊书林唐廷杨、杭城书林翁倚山、书林王渭、书林俞秀山、书林王少川、书林张大业、书林聚井堂、书林版筑居等。总之，弘治驾崩前没有发现建阳外的书坊刻书擅题书林牌记。而建阳自元至清题写书林牌记的书坊很多，书林是作为地名来使用的。据此，《包龙图断歪乌盆传》末页题“成化壬辰岁季秋书林永顺堂刊行”，中的书林永顺堂当是建阳崇化书坊。 《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扉页留存上半页题有“北京新刊”只能说明版本来源，并不能说明永顺书堂在北京。仅靠遗存扉页上半页题“北京新刊”四个字和书末的“成化辛卯永顺堂刊”，合起来就认定是北京永顺堂刊本，真有一种断章取义的味道。郑振铎先生在《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一文中曾说:“以‘京本’二字为标榜的，乃是闽中书贾的特色。”“但闽中的书贾为什么要加上‘京本’二字于其所刊书之上呢?其作用大约不外乎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读者的罢。”胡士莹先生在《话本小说概论》中也说:“此书标‘京本’字样，实书贾伪托以示版本之可靠。”两位学者的论述可以注释永顺堂书坊在《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中题写“北京新刊”的用意。建阳书坊偏居江南，为证明版本来源的可靠可谓费尽心机，往往在书名、作者、牌记、序文大做文章，甚至于伪托名人。在版权观念比较淡薄的当时，在其所刻书本上题写“北京新刊”，以便更好地出售，是正常不过的事。建阳书坊刻本自题是京本的刻本不胜枚举。如余氏双峰堂明万历十六年(1588)刊《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 熊氏诚德堂主人熊清波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新刊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叶氏翠轩明嘉靖十三年(1534)刊《新刊京本校正增广联新事备诗学大成》，陈氏积善堂主人陈孙安、陈贤明万历元年(1573)刊《京本三闾大夫楚辞集注》，朱氏与耕堂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增像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全传》等等。《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自题“北京新刊”，也与上述这些刻本相同，只是证明版本之来源和可靠，不能据此说永顺堂的地点在北京。俞子林先生也认为，《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存在十字一句的唱词等与其他各本不一样的地方，是建阳书林永顺堂翻刻北京的版本。 版画风格与建本版画风格相同，特别是与明中期一些建阳版画风格相同，说明这批刻本是建阳刻本。明洪武至成化前的100多年间，小说版画留存非常少，也许是佚失了。明成化说唱词话的出土，我们才知道明中期还有这些宝贵的版画。从留存的《包龙图断歪乌盆传》、《全相莺哥孝义传》、《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等六幅版画扉页来看，都是下半页竖写书名、堂号、对联、刊刻时间等，上面是一幅版画，部分顶上题写刻书堂号、版本来源，与建阳许多刻本的扉页完全相同。如与建阳书林与畊堂《全补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图5)、建阳建安书堂《新全相三国志故事》(图6)、建阳清江书堂《重增附录剪灯新话》(图7)等扉页如出一辙，使人一看便联想到元明建阳刻本扉页风格。笔者认真对《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版画和元至治间建安虞氏所刻《全相平话五种》版画相比对，两书都是上图下文，图右上角题写版画要说明的内容，版画风格极为相似。如两套书描写刘关张桃园结义的两幅版画(图8、图9)，刘关张及刽子手的神态、香案、案上花瓶等都非常相似。特别是白马因刽子手要杀它显示出的躲避、害怕状如出一辙。说明明成化永顺堂刻本版画创作时参考了元至治《全相平话五种》版画。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周芜等编著的《建安古版画》一书中，76页(图7)、77页(图10)收集有《重增附录剪灯新话》两幅版画书影。根据书影可知这本书为明正德六年(1511)建阳杨氏清江书堂刊本。首页不仅题有编著者、重校刊行者，还题有“书林正巳詹吾孟简图相”。说明这本书的版画是建阳崇化书林詹孟简画的。这两幅版画也与《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的部分版画很像，特别是室内摆设、花格地板、后窗山景、门窗、人物衣饰等大体相同。更有意思的是，墙壁上的黑色如意云纹花饰极为相似。笔者发现《全相平话五种》、《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重增附录剪灯新话》都有同样的墙壁黑色如意云纹花饰。建阳外的刻本版画没有发现这种墙壁黑色如意云纹花饰。明成化说唱词刻于成化七至十四年间(1471—1478)，詹孟简所处的正德六年(1511)去此40年。我们有理由猜测，在正德年间创作《重增附录剪灯新话》版画的詹孟简师承于《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版画的画工。我们甚至有理由猜测，这批成化本版画或为詹孟简本人的作品。更有趣的是，现存于宁波天一阁的明中期建本《鲁班营造正式》一书的木匠法式图中(图11)，也有两幅这样的黑色墙壁如意云纹花饰。或许说明在明中期以前，福建地区房屋建筑上流行这样的墙壁如意云纹花饰。 字体风格相同，也说明这批刻本为建阳刊本。方彦寿先生在论及明代建阳刻本的特点时说，明前期沿袭元代遗风，字体仍为赵孟体，版心仍为大黑口。这批刻本用的也是赵体字，也是大黑口。这批刻本在用字上也存在明显的建阳民间刻本特点。一是大量使用简化字。如云、乱、国、独、宝、圣、声、刘、义、时、来、见、礼等现代简化字在刻本中到处可见。据俞子林先生粗略估计，全书使用了二百多个简化汉字。这种汉字简化是很不规范的，在同一刻本中，不仅使用繁体字，还同时使用简体字。如“龙”字还有六种写法。二是大量使用同音字。如“八千兵散楚哥声”用“哥”字代替“歌”字；“衣裳扯的碎分分”用“分”字代替“纷”字；“拿住同包子妹人” 用“包”字代替“胞”字，用“子”字代替“姊”字；“国旧听得心憔燥”用“旧”字代替“舅”字等等。三是大量使用草体字。如得、如、事、遵、将等字多以草体字代替。实际上现行的一些简化字也是由草体字变化而来。四是写刻字体精致与粗劣同存。前页字体写刻精整，后页字体变得粗劣。这是因为写工、刻工有优劣之分，坊主没有认真把关所致。建阳书坊坊刻如林，最多时弹丸之地有二百多家刻书作坊。全民刻书，难免泥沙俱下，好坏皆存。我们难以想象，文人学子如林的京畿重地，会有永顺堂这样民间风格的刻本刊刻出版。相反，同时期的北京坊刻本，版本可靠，写刻精整，用字规范，完全不同于成化永顺堂这批刻本。这也从反面证明了这批刻本为福建建阳书林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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