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论文字的排列顺序

梦想童年594 2019-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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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论文字的排列顺序作者：sunxuefeng123163

论文字的排列顺序

——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的一段话说开去

孙学峰

内容提要

服从于有声语言的线性特征，文字必须在一定的空间内按照某种特定线性序列排布和展开，才能顺利完成意义传递的目的。在文字产生之后，人们便一直在寻找、调试各种使用场合的最为合适的文字排列顺序。具体说来，文字的排列顺序需要照顾到日常使用的方便、文字的书写特点、各种参照坐标、具体场合和特殊用途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文字排列顺序康有为日常使用书写特点参照坐标具体场合特殊用途

正文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们最主要的辅助性交流工具。服从于有声语言的线性特征，文字必须在一定的空间内按照某种特定线性序列排布和展开，才能顺利完成意义传递的目的。因而，在文字产生之后，人们便一直在寻找、调试各种使用场合的最为合适的文字排列顺序。但是，在单纯一种文字的使用环境中，人们对文字排列顺序的认识只需要约定俗成即可达到目的，只有在几种文字的相互比较中才能做到系统的阐述，只有在文字的排列顺序发生根本改变时才能产生深刻的认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原书第一》在相对宏观的视野中谈到了世界上多种文字的书写特征，所以，他较早地系统论述了这一问题：

梁释僧祐曰，造书者三人，长曰梵书，右行；次佉楼，左行；少仓颉，下行。其说虽谬，为文字之制，欲资人之用耳，无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圆读不便于手，倒读不便于目，则以中行为宜，横行亦可为用。人目本横，则横行收摄为多，目睛实圆，则以中行直下为顺。以此论之，中行为优也。安息书革旁行以为书记，安息即今波斯也。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国之书中行，此亦先圣格物之精也。然每字写形，必先左后右，数学书亦有横列者，则便于右手之故，盖中国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实于右手大不顺，为最愚下耳。[1]

在这段话中，康氏不但假设了文字排列的各种形式，更论述了决定文字排列顺序的各种因素，可以成为今天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本文试图以康氏的这一段话为出发点，结合各种具体的书写资料，考察、分析影响汉字排列的各种因素，并总结汉字书写的规律。

在论述中，康氏提出了“右行”、“左行”、“下行”、“圆读”、“倒读”、“中行”、“横行”等概念，因为不同于今天的说法，且存在意义上的交叉，有必要加以简略的解释和辨析。“右行”是指文字从右向左排列成行，如康氏所说的“回回字”等；或者行与行之间由右向左排列，新中国成立以前汉字的书写等。“左行”是指文字从左向右排列成行，如康氏所说“泰西字”等；或者行与行之间由左向右排列，如甲骨文中的有些片段等。其中，“右行”中的“回回字”和“左行”中的“泰西字”都是将文字横向排列成行，所以属于“横行”的范围。“圆读”和“倒读”都是就阅读的顺序而言，因为阅读顺序和文字排列顺序都服从于语意的线性序列，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出文字的排列顺序，“圆读”当指文字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的环形排列；“倒读”没有明确文字的具体排列方式，只是说明识读者识读顺序或者所处方位与书写者相反。“中行”是指文字纵向排列成行，包括“下行”即由下向上和“中行直下”即由上而下两种。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可以产生那么多的文字排列顺序，为什么每一种文字只有相对固定的几种排列顺序？文字的排列顺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什么情况下文字的排列顺序会产生适当的变化？而当顺序发生改变时又为什么能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反映和思考？康氏的这段话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一文字的排列顺序需要照顾到日常使用方便

康氏说：“为文字之制，欲资人之用耳，无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也就是说，文字无论是“中行”还是“左行”、“右行”，都要首先照顾到人们使用的方便。这其中，应该包括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信息的接受，也即便于人们的识读；一是信息的发出，也即便于人们的书写[2]。康氏批判“圆读”，是因为当文字环形排列时，右手必须经过大面积的移动甚至需要不断改变书写的方向，确实是“不便于手”的；至于“倒读”，无论与阅读顺序与线性的语意相逆，还是将文字的形体倒过来，又都是“不便于目”的。康氏的这些思路可能给以后的学者许多启发，而后他们又对这些思路加以强调，从而造成意见的偏执。比如，在上个世纪初期，钱玄同先生在论述汉字应该改变排列顺序时，也是根据“目”和“手”的生理结构进行分析的：

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3]

由此主张将字与字之间由左向右排列、行与行之间由上而下排列的顺序。上个世纪50年代，陈嘉庚、胡愈之、郭沫若等先生也从相似的角度论述了汉字横排的科学性[4]。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唯一的观点，台湾学者柏杨先生也提出了他所认为的最为理想的文字排列方式：

盖直写从右向左的最大坏处，一是写过的东西全被右肘遮盖，不能随时回顾，要回顾就得停下来，使思路中断。一是写好一行之后，必须耐心地等它晾干，如果没有耐心，硬是写下去，就灾情惨重，胳膊上全被沾得墨迹斑斑，而已写好了的字也会被磨擦得一塌糊涂。[5]

由此，他主张汉字应该字与字由上而下排列、行与行之间由左向右排列，也可以算作一种论点。可见，诸位先生的观点并不不统一。推测其原因，可能在于诸位先生片面地强调了其中的一些合理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康氏的论断和后来诸位先生论断的偏执迫使我们思考，应该如何正确、客观、辩证地理解“手”和“目”的问题。

比如，所谓“手”，并不仅仅是指右手，更加准确地说，应该是限制书写活动的各种因素的代名词，包括书写者、书写材料、书写环境等等，否则便无法说明右手的书写是否便利。即以汉字的书写为例，殷商直到晋代，人们一直以竹木简牍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放置在“几”上书写[6]。由于“几”小而低，人们有必要将简牍的大部分卷起来，以便充分节约空间和从容书写，那么，假使采用“左行”的排列顺序，卷起来的成捆的简牍势必被枕在右手之下，不但不便于右手的书写，也不利于简牍的移动和展开，但是，当采用“右行”的顺序时，右手的书写就没有了阻碍，甚至左手也可以辅助移动和展开简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书写的难度，提高了书写的速度（图1）。当然，如果字数较少，人们也会先用左手操持单支的简牍，用右手以中行下迤的方式书写，然后再将简牍串起来。再看“目”的问题。后来的学者过分地强调了“人目本横”的特点，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目精实圆”，纵向视野其实也可以容纳一定的高度，所以，在文字篇幅并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无论横向或者纵向都可以收摄入眼中。在阅读时感觉“点头”或者“摇头”，是因为人们通常并不是一次性地将整篇文字全部解读到，而是基本按照文字的线性序列挨个字阅读；那么，最主要的还是某个人对某种文字排列顺序的熟悉程度，当达到“轻车熟路”的境界时阅读速度自然要快得多。《光明日报》首次改版之后，遭到不少人的批评[7]，主要在于约定俗成的排列顺序被改变，他们产生了不适应、不熟悉的感觉。

二文字的排列顺序要照顾到具体某一种文字的书写特点

康氏认为，在右手书写的前提下，“每字写形，必先左后右，”由此，他得出结论，“右行”是不符合书写规律的。这说明，康氏已经充分注意到文字的排列顺序应该顾及到单个字的书写特点。

即以汉字而论，在右手书写的前提下，汉字的笔画多呈现由左向右、从上到下、由左上到右下、从右上到左下的走向；在写单个汉字时，则大多从左上角、上方或左边起笔，在右下角、下方或右边结束。那么，写完一个字之后，如果采取由上而下或者由左而右的排列方式，书写工具在上个字最末的收笔和下个字最初的起笔之间运行较短的距离即可。但是，如果采用字与字从右向左的排列顺序，在写完一个字之后，书写工具在上个字最末的收笔到下个字最初的起笔便需要移动较远的距离；最主要的是，由于书写工具在两个字之间移动的方向是从右下向左上，这与汉字笔画书写向右、向下、向右下的趋势是相反的[8]，由此而造成了书写线路的紊乱，从这一点上说，“右行实于右手大不顺”的论述是相当有见地的。康氏的这一论点也被钱玄同先生指出，上文已经说明，不再赘述。

但是，某一种文字的书写特点可能包括很多方面，应该综合地加以权衡。因此，我们如果沿着康氏的思路继续追究下去，甚至可以得出与康氏的某些具体结论相反的论断。汉字书写的一些特点其实是在由上而下的排列顺序中形成的，比如，汉字最末一笔如果是竖画，往往写成悬针竖，以便竖画写完后直接与下一个字起笔的笔势相连贯（图2）；再如，除了“刁”和简化字“习”等个别的字，汉字的末笔基本不会出现提画，主要在于提的走向与下一个字的起笔位置相违背，即使作为左边偏旁末笔作提的“耳”、“牛”、“车”等，也是在作为右边、下边部件或单字时末笔写作悬针竖的[9]；即使末笔的横画，也多写作俯势，从笔画的右下角出锋，以便与下一个字的相连贯（图3）。种种以上特点，使人们习惯上将汉字的书写特点概括为“纵引”，也就是说，汉字的书写是便于上下字之间相互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汉字变为从左向右排列成行，有很多笔画形态就会不自觉地做出改动，比如，毛主席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人”字末笔本来是捺画，作者却写作类似于斜钩的形态（图4）。

尽管如此，在印刷资料中，汉字改为由左向右的横排顺序已经成为一种必要。大量外来词的引进、国外书迹的翻译、西方标点的借鉴、数学公式的演示，甚至汉字向拼音文字改革的心态，都促使人们对汉字的排列顺序做出改动，这是照顾到欧美文字也即康氏所说“泰西字”书写特点的结果。但是，在手写体尤其是毛笔书法作品中，汉字则顽强的坚持着由上而下的顺序，这同样是照顾到汉字书写特点的结果。

当然，还需要说明，由于历史的局限，康氏没有意识到，并不是所有文字的构形都是“先左后右”书写的。“回回字”“每字写形”都是“先右后左”，所以，对于“回回字”来说，“右行”并不是“最愚下”的，而是照顾到自身书写特点的最佳排列顺序。

三文字的排列顺序需要照顾到各种参照坐标的存在

下面谈谈“目”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目”不仅是信息的视觉接受器官，同样也需要在书写中产生作用。无论书写抑或阅读，“目”都会不自觉地寻找、选择并确定一些参照坐标，以便信息交流的顺利完成。

我们经常甲骨文资料中遇到这样的情况：龟甲经过灼烧之后，会在中间烧出一条自然的裂痕，裂痕左边的文字从右向左排列，裂痕右边的文字则从左向右。大概书写者就是以这条裂痕为参照坐标进行书写，而阅读者也会以之为坐标进行释读活动。看起来，这些裂痕很像今天的横格、竖格、表格等等，提示书写者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去书写，也提示阅读者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去阅读。当然，还有一些兽骨，由于物理特征的限制，不会像龟甲那样出现位置固定的裂痕，甚至有时还会产生文字排列混乱的现象，但这同样不能妨碍阅读活动的进行，例如下面这段文字资料，由于书写者在看似杂乱无序的文字之间刻画了一条折线，人们便不会将折线两侧的文字混淆（图5）。既然书写者已经做出了明晰的信号，阅读者也不会主观上去忽略或者客观上去忽视这些标示。

抛开有形的参照坐标，在日常生活中，最为简单实用、也是人们最为习惯的无形坐标应该是水平线和垂直线。抛开特殊的场合和目的，世界上大多数的文字主要采取了横向排列或者纵向排列，大概正是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但即便如此，人们在实际书写或排版中仍然采用了一些必要的技术手段，比如，人们总是字与字之间的距离排布的稍微密一些，而将行与行或行之间的距离排布的稍微送一下，以便提示阅读者释读文字时到底是按照“横行”的顺序还是按照“中行”的顺序！

四文字的排列顺序要照顾到具体场合和特殊用途

还得谈谈文字“欲资人之用“的问题。总的来说，文字是供人们使用的，其目的是用来传递信息的。所以，文字的排列顺序需要照顾到具体的场合和用途，脱离了使用情景和目的，文字的排列顺序便会造成人们具体使用的困扰。

在今天，关于古文字、史料、书法研究的刊物、笔记和书籍，大多采用装订线在右边的装订样式，文字也多字与字之间从上而下排列、行与行之间自右而左的方式。这不仅可以将读者带入古人书写和阅读的情景，更使现行的文字排列与大量引文、释文、图片文字的排列顺序一致。否则，就会给人们的阅读、思考带来很大的方便。《商周彝器通考》是容庚先生的学术力作，是学习和研究必备的资料。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采用了装订线在左、文字左行横迤的版式。就编辑来说，这种做法可以节约大量的版面，排版相对方便；但是，由于书中荣老的论断、著录等采用横排、大量图片竖排，释文则横排、竖排不定，读者在学习起来就不太方便了（图6）。可见，即使印刷资料，也很难谈得上那一种排列方式更好，最关键的还是文字排列体例的一致，使读者能够习惯、熟悉、顺利地阅读。

当然，也有一些在特殊场合出现的文字。比如藏头诗，诗文尽管按照字与字之间由上而下、行与行之间右右下左的顺序排列，却往往将每一句诗的第一个字并列摆放成一行，人们需要将开头的几个字由右向左横着阅读才能解读其中的涵义。这其中，诗文是显性意义，藏头的几个字是隐形意义，所以并不会造成人们对横排或者竖排的解读混乱。再如西安大雁塔顶环形排列的文字（图7），设计者将文字排列为环形，这一方面是充分照顾到塔顶的圆形格局，另一方面则将文字组合耐人寻味的文字序列，可以读出“取经还须游西天，须游西天拜佛前。拜佛前人赞唐僧，人赞唐僧取经还”等多种回文诗的读法。与之相似的八卦图上的文字（图8），因为图是圆形，人们常常以环形的方式标示八卦的说明文字。以上两种都属于康氏所说“圆读”的类型，需要不断地转换方向才能顺利地完成手写任务，属于不利于“手”的类型。但是，环形的排列方式所用的场合并不是太多，也往往具有特定的用途，人们在书写甚至不会在乎书写所用时间的长短，因而，也就无所谓是否有利于“手”的问题了。又如一些不讲求线性排列的文字，出于新年贺喜目的的“招财进宝”（图9），“贝”为“财”和“宝”共用，“扌”和“才”因为形体相近也为“财”和“招”共用，又以“辶”托住其他全部的构件，这样，四个字全部被挤在一张方形的纸上，组合了成类似一个字的构形。当然，这些特殊场合中出现的字并不经常出现，所以，并不妨碍我们对文字日常排列顺序的把握。

时光飞逝，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距今已近一百年的时间！由于历史的局限，康氏所陈述的许多事实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还有一些具体的情况作者甚至没有考虑到，但是，他所提出的许多思想和论断却无疑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透过一段短短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学识所在！

（2010年第五届全国文字学研讨会宣读论文，转载于《中国书画》2011年第11期）

附图：

图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