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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柴达木盆地的东南边缘、青海湖西南部的青海省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汉代之前一直属于羌人的活动区域，其创造的诺木洪文化从青铜时代晚期可能一直延续到了汉代[1]。虽然在青海湖以东发现不少与中原地区类似的典型汉代遗存[2]，但在包括都兰在内的柴达木盆地地区，却丝毫不见汉文化的踪迹，说明该地区的文化演进在汉代及其以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从南北朝到隋唐初期（5世纪到7世纪上半叶），这里成为西迁的慕容鲜卑建立的吐谷浑王国的统治范围，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存在了350余年，为青藏高原北部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经营，以及古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也正因如此，汉文文献首次提到都兰及临近地区[3]。
7世纪下半叶，吐谷浑为新兴的吐蕃王国所吞并，此后作为吐蕃统领下的一个邦国[4]，一直存续到9世纪中期吐蕃衰亡[5]。
以663年吐蕃灭吐谷浑为界，该地区的历史可分为吐谷浑王国时期和吐谷浑邦国时期（即吐蕃统治时期）两个阶段，这两个时期都在以柴达木盆地为中心的区域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6]，它们在文化面貌上也显示出了较大的差别。
热水墓地是吐蕃统治时期吐谷浑邦国的最重要的一处文化遗存，也是青藏高原北部吐蕃墓葬最为集中的地区。它位于都兰县察汗乌苏镇东南约10公里的热水沟，分布于察汗乌苏河两岸，北岸有160余座，以热水一号大墓（又名血渭一号大墓）为中心沿山麓向两翼呈长条状分布，自西到东延伸约3公里。南岸墓地与热水一号大墓隔河相对，有墓葬30余座，1999年发掘了其中较大的4座[7]。
热水一号大墓是该墓地乃至整个青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吐蕃时期墓葬，也是整个墓地的制高点和分布中心，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及其附属遗迹进行了发掘，根据对墓葬结构和出土遗物的分析，发掘者初步认定它是一座8世纪中期或稍晚的大型吐蕃墓葬，并将其比定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遗存，属于吐蕃文化的一个区域类型[8]，墓主人应该是吐谷浑邦国的国王[9]。有人认为是吐蕃派驻吐谷浑地区的高级军政官员[10]，有的学者则持更谨慎态度，认为它属于吐蕃贵族墓葬[11]。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载，迄今为止关于墓主人确切身份的相关讨论并不多见，凸显出青藏高原考古的薄弱环节。然而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全面揭示都兰吐蕃墓地的文化内涵，探讨吐蕃统治时期吐谷浑邦国的墓葬制度及其政治、文化发展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和规模入手，根据出土物的年代特征，并结合汉藏文献记载，来初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希望能够为解决这一学术界关注多年的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 一、 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与规格
热水一号大墓（东经36°10′67〃，北纬98°17′19〃，海拔3436.62 m），北依血渭山脚，南临察汗乌苏河。墓葬封土平面和立面均为梯形，叠压在下层自然山体形成的梯形平台之上。其北部与自然山岩相连，南部凸出山外，南宽北窄，封土南北长58米，南面宽65米，北面宽55米，高12米；下层平台南面宽160米，北面最窄60米，从上层封堆顶部到南面地平面高达35米。封土由黄土、灰沙石、砾石、巨石等堆积而成，底部由三层石砌围墙构成，每层高约1米，宽约3米，其上是泥石夯层，以及砂石夯层、夯土层等。从上到下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平铺的穿木，环绕封土四周整齐排列。从封土顶向下4.5米深处有一座长方形的动物殉葬坑（5.80×4.80×2.25米），四周用石块围砌，墓口上铺大柏木数根，其内埋葬有牛、羊、狗、鹿、马等70余个动物个体。墓室位于封土下11.5米深处，位于封土中心，建在下层的梯形平台之上，平面呈十字形，东西长21米，南北长18.5米，由墓道、墓门、回廊、东室、西室、中室和南室组成。墓道向北，为长方形竖穴式，有封石、照壁和盖木。中室为木椁室，其他各室均为石室。从考古发掘来看，此墓早期被盗并经火焚。中室出土大量丝织物残片，除用于衣饰外，多见用于幡上加有边饰的残片；东室内有大量牛、羊、马骨和木制食器；西室内除了残木件外，发现有大量小麦粒；南室内以木残件居多，各室均未见人骨。
大墓南面平地上有排列规则的动物殉葬遗迹。5条殉葬沟居中，东西向横列，殉完整的马87匹。其东西两侧共有27个圆形殉葬坑，13座殉牛头、牛蹄，8座殉完整的狗，另有巨石以及砸碎的镀金银器残片。整个分布范围长约30米，宽50余米。
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结构、附属遗迹以及整个热水墓群的空间分布，都与西藏地区的吐蕃墓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封土的结构为土石混筑，插有杂木，基础为梯形石砌围墙；墓前有动物殉葬坑，殉葬坑的形状、位置、排列方式以及殉葬动物也基本上相同；墓侧有建筑遗迹；从墓地的空间布局来看，墓地均以一座大型墓为中心，周围分布中、小型墓葬，大墓建于墓地中的最高位置，中小型墓葬排列在其周围稍低的地方。其中一些显著特征在汉文文献记载中也有所反映[12]。
热水一号大墓除了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与西藏地区吐蕃墓的高度一致性，在墓葬的规模和级别上也与琼结吐蕃王陵和其它吐蕃高级贵族墓葬相互参照。表一和表二分别将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和规格与同时期的吐蕃王陵[13]以及部分可以初步推测身份的吐蕃高级贵族墓地进行了比较，包括列山M2[14]，吉堆M1[15]，都兰99DRNM1[16]和99DRNM3[17]。从图表中罗列的数据可以看出，如果将热水一号大墓的下层平台包括在内，其规模与同时期吐蕃王陵相当；如果仅从上层的封土来看，则与其他地区如列山墓地的最大型墓葬接近。这可能暗示了一种介于吐蕃王陵和最高级贵族之间的一种社会等级。此外，其殉葬动物的数量也能大致反映出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据敦煌古藏文文书P. T. 1287《赞普传记》的记载，松赞干布与韦氏一族兄子七人盟誓，松赞干布发誓云：
“义策忠贞不二，你死后，我为你营葬，杀马百匹以行粮，……”[18]，这里“杀马百匹”虽极言其多，但也可以看出韦氏作为苏毗豪族首领的殉牲标准。
热水一号大墓殉完整的马87匹，又有大量其他动物骨殖，基本与这一规格相符。其墓室也是迄今为止所发掘的吐蕃墓葬中面积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出土物也最为丰富。这些特征都表明热水一号大墓应属于整个青海地区规格最高的一座吐蕃墓葬。
根据对青藏高原吐蕃时期大中型墓葬的观察，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
其一为地表起封堆，在封土堆正中建墓室，墓室建于地表上或者略低于地表，该种封堆平面多为方形；
另一种为地表起封堆，在封土正中向下深挖成竖穴，再修建墓室，封堆有方形和圆形。
热水一号大墓应该属于前者，其封土所在的下层平台应该是经过修整的自然山体，而真正的墓葬是在上层封土范围之内。这种墓葬的选址和修建情况，在琼结藏王陵中也有相同的例子。藏王陵西陵区的5号和6号墓葬，就是建于经过修整的自然山体之上，其中5号墓下方山体修整痕迹甚为明显，沿着山体四周和表面，有人工修建石墙围护和加固，对墓葬平台形成保护墙。根据藏文文献中诸王陵相对位置的勘定，该陵应该属于都松芒波杰（676-704）之陵[19]，而“陵墓有围墙环绕，据说是霍尔人（Hor）所筑” [20]，也与实际情况相符，这是吐蕃王陵中唯一可见有围墙者，其形制也是在山顶平台上修建梯形封土。
由于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修建，似可与热水一号大墓的相同形制相联系，而且两者在时代上也是相互吻合的。
热水一号大墓的十字形墓室结构应该是继承了吐蕃早期高规格墓葬的特征。根据藏文文献《五部遗教》的记载，在松赞干布的祖父达日年色统治时期（6世纪），在雍布拉康山顶宫殿一侧有一座吐蕃“珍宝墓”，结构为五格，为木石构建，包括封石、甬道、阶梯、墓门、中室及侧室，该墓葬属于与雍布拉康宫殿密切相关的吐蕃早期墓葬，后来成为13位藏王的藏宝之所，根据丹麦学者哈尔博士对其结构的复原，其总体形制与热水一号大墓比较接近[21]。
琼结藏王陵虽未经发掘，但根据一些文献记载，也可对其墓葬内部结构进行大致的推测。文献记载松赞干布的“墓作方形中网格……并闻其内有五殿，四方墓形自此始”[22]，“在陵内建神殿五座，其外封（土）如山”。[23]其平面结构应该与热水一号大墓相似。
所谓“墓作方形中网格”，应为封土内部石砌结构，与热水一号大墓的梯形石砌围墙及封土中的长方形殉葬坑相呼应。这类结构，在已经发掘的吐蕃时期大中型墓葬中屡见不鲜[24]。
由于都兰接近汉地，其丧葬习俗也表现出不少与西藏地区吐蕃墓葬不同的方面，其中最为明显的差别就是较多地使用木质葬具：热水一号大墓中室用长方木叠砌而成，而其他陪葬墓中也在木石结构墓内部，用柏木圆木搭建成椁，有的椁内又用柏木板拼为四方形棺，而西藏境内的吐蕃墓基本不见葬具。这可能是青海接近汉地、比西藏地区更多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或是因于自然环境的差异。
热水墓地出土的古藏文简牍以及绘有典型吐蕃人形象（尤其是服饰和赭面特征）的木板画[25]，都说明了该墓地具有明显的吐蕃文化特征。
至于墓主人具体是吐蕃人还是吐蕃化的吐谷浑人，则需要根据墓葬情况来进一步确认。 二、 热水一号大墓的年代
热水一号大墓中没有出土任何有明确纪年的遗物，而在以往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中，也没有通过科技手段对墓葬进行有效的断代，而今这一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2000年发掘的10座墓葬中，有7座经过树木年轮分析，其年代处于611-784年之间[26]，使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热水墓地的年代跨度，可能也为7-8世纪之间。但这一判断毕竟不是基于热水一号大墓自身的数据。因此对其年代的推测，只能根据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遗物来进行，这些遗物主要包括丝绸和金银器物。
1. 丝绸
根据发掘者公布的数据，热水墓地出土的丝绸数量较多，共有350余件，不重复图案的品种达130余种，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占品种总数的86%[27]。这些源自汉地的丝绸不少可以与新疆吐鲁番地区纪年墓葬中所出丝绸进行比较，从而可以对其年代进行大致的推断。
图五——图十五中所示吐鲁番与热水一号大墓出土的丝绸，无论在图案题材上还是组织结构上都很接近。相应的，吐鲁番丝绸自身或其所属墓葬都有较为明确的纪年或断代：
胡王牵驼对狮联珠纹锦所属墓葬为589年[28]）；
太阳神骑士对兽锦为6世纪末7世纪初[29]；
簇四联珠对马锦为625或653年[30]；
小窠联珠镜花锦为653年[31]；
对波缠枝葡萄印花绢[32]和联珠纹含绶鸟锦[33]皆为665年；
小窠联珠对凤锦为633或688年[34]；
簇四联珠对羊锦为688年[35]；
大窠联珠树下对虎锦不晚于武周时期(690-705年)[36]；
中窠宝花锦为706年[37]；
中窠双联珠对龙纹绫为710年[38]。
相比而言，年代最早的胡王牵驼对狮联珠纹锦（589年）两者图案的相似度并不高；
对波骨架也有区别。许新国和赵丰的研究中，还列举了另外几件隋代末年的吐鲁番丝绸作比较，其图案存在更大的差异[39]。
最晚的吐鲁番中窠双联珠对龙纹绫（710年）比都兰的标本图案更为精美，似乎暗示着其年代可能要略晚。
而大部分相似度较高甚至完全相同的标本，集中在7世纪的后半，尤其是650-690年之间，可作为热水一号大墓断代的主要依据。
如果考虑到中窠宝花锦（706年）和中窠双联珠对龙纹绫（710年）的因素，以及墓葬年代需要以埋藏物最晚年限为准的原则，将热水一号大墓定在7末世纪末到8世纪初之间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从热水一号大墓中出土丝绸的使用情况来看，显然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并重复利用的过程。不少标本是用两片不同的丝绸拼接成锦幡，可能是专门制作的丧葬用品，而该地区的丧葬礼仪中有使用红幡的习俗，这在青海德令哈郭里木所出土的棺板画上有较为清晰的描绘[40]。如图六中的太阳神骑士对兽锦与另外一片较晚期的丝绸拼合在一起[41]，另一片太阳神骑士对兽锦与对马锦拼接[42]，图十一中的小窠联珠镜花锦和图十二中的簇四联珠对羊锦拼接[43]。在同一墓葬中出土年代跨度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丝织物，说明了唐丝绸在青藏高原所受珍视的程度。
2. 镀金舍利银器
另一个可作为断代依据的是热水一号大墓及其附属遗迹所出的少量金银器物。
在热水一号大墓前方的动物殉马坑内，发现有一件周身镶有镀金银片的木质器物，出土时被石块压碎，经复原后推断为舍利容器[44]。其埋葬方式较为特殊，与中原地区发现的舍利器物迥异，说明两者在使用功能上并不相同。虽然该器物相比之下体量稍大，但在器形和器表装饰上有一定可比性。
隋代的舍利函多为方形石函，唐代则多为雕镂的金棺银椁形状。根据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这一转变可能始于660年武则天为法门寺舍利所造金棺银椁[45]。
目前考古发现的唐代舍利器有十多件，其中七件有准确纪年，纪年在7-8世纪的共有3件，分别出土于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694年），陕西周至仙游寺法王塔地宫（725年）和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741年）[46]。
在这些发现中，纪年为694年的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器的第三重银椁[47]，在造型和装饰图案上与都兰出土器物最为接近，周身同样满饰缠枝忍冬纹，而其他舍利器的装饰则与之差别悬殊。
舍利银器上的缠枝忍冬纹显示出初唐时期的典型特征。银器残片中有18件呈长条状，可能是舍利器底座的表面装饰。这些残片上的缠枝纹表现为束茎二方连续的桃形，这是隋至初唐时期缠枝纹的典型纹样，而不见于盛唐时期。有纪年的类似装饰图案见于隋李静训墓门（608年）[48]，唐段简璧墓门（651年）[49]，唐史索岩墓门（658年）[50]，唐新城长公主墓门（663年）[51]以及唐史诃耽夫妇墓门（670年）[52]等。8世纪的唐墓门装饰中这类缠枝纹已经不见。
舍利银器残片中有两件略成梯形，上面为镂空的立凤形象，应该原属于器物侧面的前半部分。立凤有一些独特的表现形式，如翅膀上饰联珠纹，显示出域外文化的影响，但整体上还是唐朝所流行的装饰风格。相同的两件立凤组合起来相当于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所流行的对凤纹，类似的对凤图案还见于热水一号大墓中所出的一片唐朝丝绸上，对凤翅膀上的连珠纹也清晰可见，暗示两者在产地上的内在联系。对凤羽翼的末端呈向上卷曲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纵观隋唐时期的凤鸟图像，这一特征仅流行于7世纪后半到8世纪初，如唐法门寺地宫石门楣双凤 (660年) [53]，唐新城长公主墓石门楣双凤( 663年) [54]，唐史诃耽墓石门楣双凤(670年) [55]，唐李无亏墓石门楣双凤( 696年)[56]，唐李仁墓石门楣双凤(710年) [57]等，而在更晚的纪年唐墓中，双凤图像再没出现过这种特征。
立凤的这一特征除了出现在都兰舍利银器和上述丝绸残片上之外，在吐蕃时期的银瓶上也有表现。该银瓶藏于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瓶身捶碟出狮子、龙、人面鸟身像和凤鸟，其中凤鸟双翅的末端向上卷曲[58]。器物口部有铭文，但模糊难辨。该银瓶是具有一致风格的一组镀金银器中的一件，另一件直筒鋬指杯底部錾刻古藏文铭文为“出身高贵的文成公主的私有财产”，如果这一释读正确的话，这几件器物应该是文成公主在吐蕃期间制作的，年代应该在其入藏到去世的641-683年之间。而都兰镀金银器在制作技术上采用包镀金的方法，也与这批吐蕃银器相同。
与都兰舍利银器伴出的还有一些塔形木饰件，底部有插榫和金属片残留，中部刻成四瓣仰莲形，上部为逐层递减的圆台形，多者达六层。根据发掘者的推测，它们应该属于木质容器顶部的饰物，但其具体安置位置并不明确。类似的木质构件在唐新城长公主墓（663年）中也有发现，插榫为鎏金的铜套管，残存有铜花叶片[59]。由于没有发现完整的器物，其具体使用方式不得而知，但应该与都兰的这些木构件有相似的功能。
3. 金带饰
热水一号大墓出土有数枚方形镶绿松石金带饰[60]，约4厘米见方，正面为小联珠二重绳索纹外框，框内以小金珠为地，以金片编出花瓣轮廓，其内镶嵌绿松石。背部纵向排列金质空心管，用三条横向金片焊接加以固定，空心管用以穿系丝带并将牌饰固定在缂带或其他饰物上。这样的金带饰以往发现不多，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藏有一件，瑞典学者玻·叶林斯威德（Bo Gyllensvärd）根据纹样的特征，将它确定为隋或初唐时期[61]，从工艺技术和装饰风格上看，可能属于同一时代甚或同一作坊的产品。
从迄今所发现的纪年金银器物来看，这种以小金珠为地掐丝编出简洁明快的花瓣纹样，其内镶嵌绿松石或其他半宝石的装饰技术和风格，主要流行于初唐时期。其中有代表性的器物有陕西长安县窦皦墓(646年)出土的镶金嵌珠宝玉带饰[62]和陕西咸阳贺若氏墓出土的金梳背(621)[63]。
热水一号大墓还出土有一组金带饰[64]为金片捶压而成，每件由两个对称的三曲花瓣形拼合，表面装饰有浮雕效果的忍冬纹样，以冲压的鱼子纹为地，风格朴拙粗放，两端有圆孔，可固定在革带上。同样的带饰也见于美国芝加哥的私人藏品，很有可能也来自于青海的吐蕃墓地[65]。以往发现有纪年的同类饰物并不多，可以略加比较的是宁夏固原史道德墓（678）出土的一件金带饰[66]，其花瓣形轮廓和忍冬纹装饰都与都兰的带饰很接近，两端都有穿孔，说明也具有类似的功用。
从以上分析来看，热水一号大墓所出的丝绸和金银器物，都与初唐时期的同类器物比较接近，其纪年多集中于7世纪后半期，少数丝绸图案在8世纪初也有流行。
墓葬中没有发现可以晚至盛唐时期的器物。
因此如果将热水一号大墓的年代大致定在7世纪末到8世纪初之间，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 热水一号大墓墓主人身份的大致推断
热水一号大墓的规模与吐蕃王陵相当，而7至9世纪各代吐蕃赞普都葬于悉补野家族起源地山南琼结县境的雅隆河谷，这是吐蕃王室死后归葬故里的丧葬习俗[67]。
那么集中分布于都兰地区的吐蕃墓地，很自然地应该与吐谷浑邦国联系起来。鉴于热水一号大墓的规模及其明显的吐蕃文化特征，有人认为墓葬主人应该是吐蕃派驻吐谷浑地区的某位最高军政高官，然而这一猜测似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
吐蕃征服吐谷浑后，至少在676年之前，设立军政机构“青海节度衙”（Khrom）[68]，派驻吐蕃大论并联合吐谷浑王室，管理被征服民族，统辖进入该地区的各千户的行动，征发赋税、差役以及对外作战。在8世纪后半，这种统摄东线战场的吐蕃大论号称“东境节度大使”、“东面节度使”以及“东军宰相大论”等[69]。这一正式职位的前身，应该是7世纪至8世纪初活跃在吐谷浑地区比较有影响的吐蕃最高军政将领，首先应该提及的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噶尔家族。
噶尔家族源于西藏山南琼结，第一代禄东赞在松赞干布即位后曾受命为大论，辅佐赞普治理朝政，开拓疆域，迎请文成公主，为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立下汗马功劳。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禄东赞辅佐芒松芒赞继续摄理朝政，掌管吐蕃军政事务，656年率军进攻白兰（今玉树果洛附近），660年命其子钦陵攻打吐谷浑，663年禄东赞依靠投奔的吐谷浑大臣素和贵，亲自率兵灭掉吐谷浑，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引吐谷浑残部走凉州。
此后禄东赞又与唐交战，巩固了吐蕃对吐谷浑的统治。
禄东赞后半生先后在吐谷浑住了6年，666年“自吐谷浑境还，于悉立山谷颈部患痈疽”，次年薨于日布[70]。悉立为吐蕃西南古小邦名，汉文献有详细记载[71]，日布当距悉立不远。
一说死于森塔地方[72]。可见虽然禄东赞地位可比赞普，又在吐谷浑地区具有无人可及的影响，但其活动年代偏早，且在远离吐谷浑之境去世，又据吐蕃贵族的丧葬习俗，一般要归葬故里，没有任何证迹象显示其葬于吐谷浑境内。
禄东赞死后，其子钦陵兄弟复专其国，长子赞悉若任吐蕃大相十三年，685年“大论赞聂（即赞悉若）与芒辗达乍布二人（亲属间）相互残杀，大论赞聂薨于‘襄’之孙波河（即日喀则襄曲河流域）”[73]。
而在吐谷浑地区屡建功绩的是禄东赞次子论钦陵。他660年率领军队攻打吐谷浑，其后经营西域，670年大败唐名将薛仁贵于青海大非川，678年大败李敬玄于青海湖附近，696年又败唐将王孝杰于甘肃的素罗汉山，成为吐蕃开拓疆土的有功将领。
论钦陵685年接替其兄赞悉若担任大论，征战十余年，实权在握，功高震主，终为赞普墀都松所妒。699年赞普亲自率兵讨伐，钦陵抵抗失败后自杀，其兄弟赞婆及兄子莽布支率千余人投奔唐朝，噶尔家族在吐谷浑的势力被剪除，家族财产被清查[74]。
因此，虽然论钦陵去世年代很接近热水一号墓地的年代，但其身为吐蕃叛将，并遭灭族，恐死无葬身之所，更遑论以如此高的规格厚葬。
论钦陵之后，在吐谷浑境较有影响的是吐蕃大相麴莽布支。《旧唐书·休璟传》：
“吐蕃自钦陵死，赞婆降，麹莽布支新知贼兵，欲曜威武，故其国中贵臣酋豪子弟皆从之。”[75]
麴莽布支久视元年（700）寇凉州，为唐军大败[76]，705年获罪免职。
接着，吐蕃大相乞力徐任期由705到721年，721年死于任上。其间他与可能为吐谷浑小王的坌达延赞松在706年共同主持在吐谷浑的会盟[77]，714年献书唐朝界定立盟[78]，又与坌达延赞松率众十万寇临洮，兰州及渭源[79]。719年他和坌达延赞松及其他吐蕃王室成员共同接受唐廷赏赐的彩缎一百余匹[80]，其去世年代要略晚于热水一号大墓年代。而更为重要的是，从多处文献记载来看，在共同参与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乞力徐一直位列坌达延之后，可见，其地位明显低于作为吐蕃姻亲的吐谷浑小王。
由此可见，自7世纪后半到8世纪初在吐蕃派驻吐谷浑的大论一级的最高级军政将领，似乎都无法与热水一号大墓联系起来，即便其墓葬有迹可循，其规格也应该低于吐谷浑王陵的级别。1999年在热水南岸发掘的与热水一号大墓正相对的四座中型墓葬，其中一座出土有带“论”的刻石，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其墓葬的规模要远小于热水一号大墓，根据树木年轮断代该墓葬为784年[81]，应该是8世纪后期由吐蕃中央政府派驻到吐谷浑的一位论一级的高级官员。
吐蕃在征服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吞并了数十个小邦，诸如羊同、苏毗、吐谷浑、工布、达布、娘布等，这些小邦或者与吐蕃有亲属关系，或者与吐蕃王室联姻，他们都承认吐蕃的宗主权，但在自己的领土上仍拥有一些独立性，有的后来融入了吐蕃本土的地方建制之中，王室成员也进入吐蕃中央的政治舞台，但王室似乎仍然保留下来[82]。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发现的大型吐蕃墓葬，有不少属于其所属小邦的王室或贵族墓，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一些探索，例如吉堆墓群与得乌穷家族[83]，列山墓葬与钦域邦国[84]等。
雄踞于都兰热水墓地显要位置又具有王陵级别的热水一号大墓，很自然地应该与某一位吐谷浑邦国小王（或可汗）联系起来。
根据吐蕃文献记载，吐谷浑邦国小王与吐蕃王室联姻，其地位在吐蕃的官僚体系中是很高的，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从《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弘扬佛法的盟书誓文[85]显示的盟誓者次序来看，吐谷浑王的署名列于首位，级别在吐蕃大论之上，包括大论尚结息和达札路恭，此二人762年任吐蕃攻京师之统军元帅，攻陷长安。
赤德松赞时期弘扬佛法诏书[86]的发誓者名单中，外甥吐谷浑王堆吉布希桂波尔莫贺吐谷浑可汗不但排在大小参与国政的大臣之前，甚至也排在其他小邦如工布和娘布的小王之前，后两者曾和吐蕃王室有亲属关系。
在数次共同主持的吐蕃夏季会盟中，吐谷浑小王名号都排在大论钦陵和大论乞力徐之前。
可见，吐谷浑王在吐蕃王朝的管理体系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高于吐蕃大论和其他小邦国王。
更为重要的是，据《大事纪年》可知，吐谷浑小王也被吸收入吐蕃中央政府的管理体系，727年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任命外甥吐谷浑王为大论，因而具有双重的身份。
吐谷浑邦国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为吐蕃征集大料集、吐谷浑王室直接参加甚至多次领导吐蕃的对唐战争等，这在汉藏文献中不乏记载[87]，这一地位，可能主要是因为吐谷浑地区是吐蕃向唐朝和西域扩张的核心地区，并且是经过数百年发展的区域大国，因此，吐谷浑邦国小王用接近于吐蕃赞普级别并高于大论级别的陵墓埋葬，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基于这样的背景分析可知，都兰热水吐蕃墓与以雅鲁藏布江为中心的吐蕃墓分布区具有共同的墓葬特征，可以看作是吐蕃墓葬在青海境内的一个分布点，墓地主人的主体应该是深受吐蕃文化浸染的吐谷浑王室和贵族，但也有吐蕃中央政府派驻该地区的军政高官。
作为整个墓地的核心，北岸的热水一号大墓规模和级别可与吐蕃王陵相较，说明墓葬主人在吐蕃官僚体系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这与吐蕃封授的吐谷浑邦国小王（或可汗）的身份相符。
结合热水墓地的总体布局来看，它属于吐谷浑降蕃后，首任或最重要的一个吐谷浑王陵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热水墓地之所以具有浓厚的吐蕃文化特征，不仅是吐谷浑王室与吐蕃王室联姻、合同为一家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吐蕃在其新征服区推行一系列吐蕃化政策及行政管理体系相吻合的。
如果考虑到663年投奔唐朝的吐谷浑王室家族都采用汉式的墓葬制度葬于凉州[88]，这一点尤其容易理解。 四、 古藏文文献关于吐谷浑邦国小王的记载 根据热水一号大墓出土物年代和墓葬规格，可以确定其墓主人应该是7世纪末到8世纪初的一位吐谷浑邦国可汗，而根据汉文和古藏文文献资料，似乎可以对这位吐谷浑可汗作更进一步的推测。
汉藏文献中对于吐蕃征服后的吐谷浑邦国的记载是比较零碎的。
《贤者喜宴》中有达日年色（6世纪）统治时期吐谷浑邦国小王及其母后的记载[89]，但显然存在时代上的错位，因为吐谷浑这一时期处于史上最强盛阶段，达日年色所征服的小邦中并无吐谷浑。
敦煌发现的古藏文文书中，有两件与吐谷浑密切相关，即《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大事纪年》[90]以及《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91]。
《大事纪年》以编年史的形式记载了一百多年中吐蕃一侧的重大事件，起自650年，终于747年，其中包括吐蕃与吐谷浑的关系。
《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记载了706-715年间吐谷浑王室的各种庆典、清查户口、亲属会见及可汗娶妻等大事，包括会见经由吐谷浑境的金城公主，而莫贺吐谷浑可汗之母墀邦与《大事纪年》中提到的689年下嫁于吐谷浑王的吐蕃公主墀邦同名，说明她是一位吐蕃公主。
根据这两份有关吐谷浑在7-8世纪的材料，我们可以获取不少可能与热水一号大墓相关的历史背景信息。
可能是为了加强对吐谷浑王的笼络和控制，更有可能是为了抗衡噶尔家族在吐谷浑地区日益增长的势力，689年吐蕃王室将墀邦公主嫁于吐谷浑王为妻。
从《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可知，这位墀邦公主在706年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吐谷浑邦国可汗的母后，协助其子参与各种政治大事，如果这位年轻的可汗是在689年后的一两年内出生的话，其年龄应该在十五六岁左右。
由于他在母后代政下已经称王，因此可以推测他的生父，即老的吐谷浑王，在689-706年之间已经去世。根据我们的推测，并结合前面的论证，这位去世的老吐谷浑王（墀邦公主的丈夫）很有可能就是热水一号大墓的主人。
《大事纪年》记载675年“坌达延墀松（dBon da rgyal khri zung）贡金鼎”，此后在687，688和690年他主持了三次吐蕃冬季会盟，在会盟中位列吐蕃大论论钦陵之后，694年去世。
中外学者均认为此人即是一个吐谷浑王，因为“坌”（dBon）在古藏文里是外甥之意，《新唐书·吐蕃传》提到“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吐蕃文书中也称吐谷浑为坌国，因此他可能就是吐蕃公主墀邦的丈夫。
坌达延墀松的去世时间，正好处于689-706年之间，符合根据《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推测的老吐谷浑王去世时间，也与热水一号大墓的时间相当。
坌达延墀松是在《大事纪年》中首次出现的吐谷浑姻亲，在坌达延墀松之前，《大事纪年》中出现过名为“达延莽布杰（Da rgyal mang po rje）”者，他于653年在禄东赞主政时期为吐蕃征收农田赋税，659年于乌海“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殉国。这位达延莽布杰可能是吐谷浑一位亲吐蕃首领，但名前无“坌”称号，况且当时吐谷浑尚未降蕃，吐谷浑王为亲唐的慕容诺曷钵。因此，坌达延墀松大概是吐谷浑降蕃后，册封的首任吐谷浑邦国小王。
坌达延墀松之后，出现了“坌达延赞松”（dBon da rgyal btsan zung），应该就是《吐谷浑（阿柴）纪年》中提及的年轻的吐谷浑王，706-715年之间他在母后墀邦辅佐下征收赋税，清查户口，主持庆典，娶妃，会见金城公主等，《大事纪年》中记载他与大论乞力徐在706，707，711，712和713年共同主持召集吐蕃的夏季会盟，位列乞力徐之前，714年夏他与尚赞咄热拉金征吐谷浑之大料集，此后，与大论乞力徐率众十万寇临洮等地。
据汉文文献记载，他于该年5月以“吐蕃宰相”身份献书唐朝，定界立盟，719年与乞力徐及吐蕃王室接受唐玄宗所赐彩缎。《大事纪年》又载：
727年吐谷浑王被墀德祖赞任命为众相；745年与论莽布支二人攻打计巴堡城。紧接着汉文记载：
748年吐谷浑王子悉弄恭及子婿悉颊藏在积石军被唐将哥舒翰擒获[92]。
我们无法确定8世纪中叶的吐谷浑王是否仍然是坌达延赞松，但如果按正常寿命推算，他仍然有健在的可能，其去世时间，不如坌达延墀松更接近于热水一号大墓的年代。
如果考虑到首任吐谷浑王的地位和墀邦公主的身份，坌达延墀松应该是热水一号大墓墓主人更有可能的人选。 五、 结语
都兰热水墓地是青藏高原北部地区所见最大最集中的7至8世纪吐蕃墓地，热水一号大墓是该墓群乃至整个青海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接近王陵级别的墓葬。
根据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丝织物与其他地区有明确纪年的器物的比对，我们可以大致将该墓葬的年代确定为7、8世纪之交，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初唐时期。
这种将青藏高原与其他地区出土物进行比对而断代的基础，是这一时期通过唐蕃古道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汉藏文化的广泛交流。交通的开拓以及唐文化的强大辐射力，使得汉地的器物制度和思想观念输入到该地区不用花费太久的时间。
都兰热水墓地应该是以吐谷浑王室和贵族为主体，并有吐蕃中央政府派驻吐谷浑地区（青海节度衙）的高级官员陪葬的吐蕃时期墓地，其呈现的也主要是吐蕃文化的特征。
从热水一号大墓封土和墓室的结构和规模来看，都与吐蕃赞普王陵比较接近，而高于吐蕃大论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这与文献记载中吐谷浑邦国小王在吐蕃官僚体系中的地位也是相符的。
吐谷浑小王是吐蕃王室姻亲，同时在吐蕃的对内管理和对外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汉藏文献记载来看，吐蕃中央政府派驻东线战场的最高军政首领，都没有可能埋葬在吐谷浑境内，或者即便埋葬在该地，其规模也会小于吐谷浑王陵。
参照敦煌古藏文写卷的记载，薨于694年的坌达延墀松可作为热水一号大墓墓主人的可能人选，他大概是吐蕃吞并吐谷浑后册封的首位吐谷浑王，689年娶吐蕃公主墀邦为妻，其子为下任吐谷浑王坌达延赞松。
不论是热水一号大墓还是文献记载，都反映出吐谷浑邦国在吐蕃王国中的地位，这不仅体现了吐谷浑在被征服前自身的强大，同时也可能反映了7世纪末期吐蕃在向唐朝和西域扩张的过程中日益倚重吐谷浑王室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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