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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人经商十诀|商人|经商|经商者

 啤酒十二 2019-04-08

从商朝至晚清,曾涌现出不少大商人来。但被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范蠡、白圭和胡光墉。  

  1、范蠡

  范蠡,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所以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范蠡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抛出。就这样,范蠡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纪录的典范。《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19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2、白圭

  白圭,战国时期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是他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刘继兴考证,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3、胡光墉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胡光墉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他精心创下的胡庆余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光墉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赢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胡光墉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妻妾成群。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所以胡光墉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誉。

古代商人经商十诀

中国人经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商业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商业活动中逐渐培育出中国商人“秘而不宣”的经营谋略,归纳起来为“经商十诀”,而这些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的所有经商者。

一、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场,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有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惟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纹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世富。这种“不惟任时,且惟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

二、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而变。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变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三、见端知未,预测生财

据《夷坚志》记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鱼池”,一位裴氏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他并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趋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因此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销,无敢居贵

先秦大商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买三元廉买五元”,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得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五、雕红刻翠,留连顾客

《燕京杂记》中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同时也能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以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使众多顾客“如坐春风”,从而流连忘返、百顾不厌。

六、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清朝年间,有一商人名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龋”以此严于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诫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任何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七、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韩非子·五蠢》中说,“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善”字。资金不足,必须善于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惟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对待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处理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指货币不能滞压,“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币和商品流通了,买卖就活了。

八、奇计胜兵,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书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梁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梁。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库存高梁大量出手。结果高梁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梁欠收。而曹氏商人却奇计获利。

九、居安思危,处盈虑方

《书经》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汉书·息夫躬传》有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名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烧”。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由此可见,经商者居安思危,勤俭为尚。“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乐,多一份忧患,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

十、择人任势,用人以诚

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在苏州这个店铺林立之地,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店规之严。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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