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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译这篇文章的理由 新加坡环境优美、城市干净，被誉为“花园城市”。一尘不染的背后，离不开大大小小的“清洁运动”，其中50年前启动的“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影响最大。这场运动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通过罚款来管控社会，促进城市的干净清洁。 👇 为什么新加坡如此干净 作者：Tim McDonald 译者：王津雨 & 邵海灵 校对：赵萌萌 策划：邹世昌 What did it take for this sovereign-city state to become Asia’s cleanest, greenest metropolis? 作为亚洲最干净、最环保的大都市，这个城邦国家经历了什么？ 新加坡北部的卡迪社区里，约200名志愿者为翻找垃圾而搜遍了整个住宅区，其中有带小孩的家庭，有当地医院的义工，还有一些“西北快走俱乐部”的志愿者，他们身着同款衬衫，里面很多是老年人。 有人钻进灌木丛，就为捡几根烟蒂；有人发现人们在桌子上乱丢纸巾。老实说，把这天称作“清扫日”似乎有点夸张，因为社区已经很干净了，没有一个志愿者是带着鼓鼓囊囊的垃圾袋回来的。 但这在新加坡却是常态。这个国家一直很注重卫生清洁。而本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间点：50年前的这个月，被称为“新加坡国父”的首任总理李光耀启动了“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 当时大大小小的清洁运动都很成熟了，但这个运动不同，这是新加坡政府首次使用罚款进行社会管控。该运动获得了迅速的成功，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似乎让这一成功偏离了运动的初衷。不管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新加坡都可以说是很干净的，但个中缘由未必是你以为的那样。 必须干净 如果你跟一辆缓缓驶过的垃圾车走在同一个方向，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座城市总是没完没了地在打扫————垃圾桶里那扑面而来的味道，简直就像狠狠打了你一耳光。 在气候较为凉爽的城市，人们收生活垃圾还能稍微迟些。但在炎热潮湿的热带地区，收垃圾就刻不容缓了。生活垃圾和商业垃圾一旦搁太久，就会特别危险。 新加坡公共卫生理事会主席爱德华·德西尔瓦指出：“如果你像其他国家的人那样乱丢垃圾，就会招来老鼠、苍蝇和蟑螂，它们都携带着病菌。”蚊子更麻烦。新加坡没有疟疾，但要是哪一年运气不好，就会有成千上万人患上登革热。 清洁与绿色 李光耀在推行清洁与绿色政策时，心中怀有更加宏大的目标。这项政策只是他全面改革的一部分，其他措施包括修改公共卫生法、将路边摊迁至小贩中心、完善污水处理系统与疾病管控措施等。同时，住在小村子（译者注：Kampongs是指建有木屋的马来西亚式村庄）的人搬到了基础设施更好的住宅区。 译者注：hawker centres，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小贩中心（又称熟食中心），是由政府兴建的室外开放式饮食集中地，售卖食品物美价廉、种类繁多，以东南亚熟食以及饮品为主。 “我们已进行了社会建设，也已取得了进步。但如果新加坡能成为南亚最干净环保的城市，这将成为我们最具特色的成功标志。”李光耀在1968年说道。 除了宣传广告，政府开展了抽查行动，卫生机构也举办了公共教育活动、组织了讲座。此外还有比赛，重点评选出最干净和最脏乱的办公室、商店、工厂、政府大楼、学校和公交车。 这一运动开始后，其他运动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在整个七十到八十年代，涌现了不少类似的运动，敦促新加坡人保持厕所、工厂和公交站的清洁。在1976年的“投入双手”运动中，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和公务员要在周末打扫学校。此外，人们还种了很多树。 运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新加坡更加宜人。在李光耀看来，城市环境更加干净，经济就能更加强劲。 他还表示：“设立这些标准会让人民斗志高昂，降低疾病发生率，从而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让工业和旅游业经济增长更加迅速。这场运动会改善公众福利，最后每个人都可以受益。” 在上述所有方面，新加坡都做得很不错。人民的预期寿命从66岁增长到了83岁（达到了全球第三的水平）。1967年新加坡入境游客人数只有20万多一点，而到2018年，前三个季度的游客人数就已接近1000万了。外国直接投资也从1970年时的9300万美元飙升到2010年时的390亿美元。现在新加坡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排名全球第五，在2017年就收到了660亿美元。 没有人会说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发起了一场反对乱扔垃圾的运动。但健康卫生带来的效益是有目共睹的。干净整洁的旅游地会带来更多回头客，干净整洁的街道也在告诉外国公司高管：这座城市是法治城市，也能坚守法治。很难说清洁运动有多重要，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管是规模还是形式，这场运动都意义重大。 一般来说，社会运动在部门或政府预算中不会占很大比重。比如2010至2014年间，在反对乱扔垃圾运动和各种宣传活动上，新加坡环境局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00万美元。 爱罚之城 新加坡的折扣店和纪念品店经常会卖这种T恤，上面印着“新加坡：一座美丽的罚款城市” （译者注：原文为fine的双关，Singapore: A fine city），这行字下面还印有很多漫画，告诉你做什么会被罚款。但玩笑开归开，老被罚款还是挺让人厌烦的——新加坡人就不觉得好笑，只会无奈地翻个白眼。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错。新加坡已经养成了习惯：只要觉得是不当行为，就马上禁止，而且还要课以罚款。1968年的“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首次尝试了通过罚款来规范公民行为。从那以后，新加坡一直积极采取罚款措施。通常当局每年会对乱扔垃圾行为处以数万元的罚款，最低罚款标准为300新币（折合217美元）。 在李光耀时代，政府就致力于把新加坡变得一尘不染了。要是哪里秩序混乱，李光耀会亲自出面干预，对他的部长或官员做出提醒。他相信防微杜渐的道理，担心如果对微小的违规行为置之不理，人们就会“钻行政管控放松的空子”。 成文的法律似乎对外国人总是异常严格。新加坡以禁止进口口香糖而闻名于世（单单持有口香糖并不违法）。地铁上带榴莲（一种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热带水果）要罚款，上公厕不冲水也要罚款（这一条其实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现在大部分厕所都是自动冲水的）。 随地吐痰、未经许可就连接他人的WiFi，这些也要被罚款。2009年，一个出租车司机因为在家里没穿衣服而被处以罚款，罪名是“在公众能看到的地方裸露身体”。电子烟则早就已经在被禁之列了。 也许这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确实，西方国家在民事和政治权利上肯定有所不同，有些刑罚也是相当之重，比如毒品相关的罪行可以导致死罪。但要说到热衷以罚款来防止人们在小事上犯错，新加坡的司法机构可不是唯一一个。在上一个财政年度里，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在违章停车一项上就罚了1.72亿澳币（折合1.21亿美元），英国法院则在同样时间里罚了8.2亿英镑。（停车管理在新加坡其实倒是容易得多，因为政府早已通过各项政策降低了轿车的拥有率。） 即使在更大层面的政策上，西方也有和新加坡类似的例子。乔治·凯林和詹姆斯·Q·威尔逊于1982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破窗效应》的文章，认为一扇破掉的窗户“就意味着没人在乎它，所以打破更多窗户也就不会有任何后果了”。从中得出的教训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所以一定要在事态扩大之前，用严厉的手段把小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称自己正是用这种方法降低了纽约的犯罪率，这听起来和新加坡也有点像。 罚款有用吗？ 一开始是有用的，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主席陆圣烈如是说。旨在唤醒公共意识的运动和处罚措施相结合，的确带来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养成物归原位、井井有条的好习惯，城市也变得干净了。 1961年，新加坡建立了一支“清扫队”，由卫生部直接雇佣了7000名工人来做临时工。到1989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2100。 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座城市变得更为富裕，也更容易雇佣廉价劳工来清洁打扫了。陆圣烈说，今天的新加坡之所以能干干净净，并不是因为人们害怕罚款，而是因为有一大波工人在仔细打扫，是他们承担了运送垃圾的重任。这些人对城市清洁做出的贡献，比其他所有的人都要大。 “新加坡不是一座干净的城市，而是一座打扫过的城市。”—— 陆圣烈 国家环境局注册在案的清洁工有56000个，没有登记的独立承包人估计也有几千个。他们大多是低薪雇佣的外国劳工或上了年纪的工人。“但台北只有大概5000个清洁工。”陆圣烈补充说。 清洁工人数量的增加已经改变了新加坡的城市文化，爱德华·德西尔瓦对此很是懊恼。因为有这么多清洁工，新加坡人开始把打扫看成别人的事了。如今，新加坡人经常在吃完饭后把餐盘留在小贩中心的桌子上，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乱扔垃圾，或者他们觉得收桌子是清洁工的事。（说句公道话，餐盘回收装置直到2013年才开始普及。） 德西尔瓦说，就连学生也不会自己收拾桌子了，因为总有清洁工在后面帮他们收垃圾。这也是公共卫生理事会在当地学校教育中试图改善的一点。简单来说，他认为新加坡人的舒服日子过得太久了，需要做出改变。陆圣烈也同意这一点。 “政府会打扫公寓楼，一直扫到你家门口，而且是一天扫两次。如果有这样高效的清洁服务，即使邻居把楼道弄脏了，你也不会怪他们，反而会责怪清洁工没有及时来打扫。”他说。 改变行为 在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没有同等廉价的劳动力可以承担清洁工作。而在新加坡，清洁工大多是从约一百万外国劳工和本地大龄工人中挑选出来的。但随着新加坡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政府也承担不起如此多工人的雇佣费用了。 爱德华·德西尔瓦说，在起初推动新加坡成为清洁城市的改革中，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公共场所的清扫工作耗资不菲，而这些钱本可以用来达成更有价值的目标。他说这一情况至今仍未改变，新加坡需要迅速做出改变。现在政府清扫公共空间的花费一年至少有1.2亿新币（折合8700万美元）。 “如果你能激发并培养人们不乱扔垃圾的习惯，也就不需要雇佣那么多的清洁工，那用省下来的几百万推动健康和教育不是更好吗。”德西尔瓦这样说。 清扫进行时 李碧华是新加坡义顺的地方议员，她也参与了卡迪社区的清扫日活动。事实上，她在自己的选区每个月至少要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她对清洁工作热情满满，不仅鼓励本区的选民随手捡拾路上的垃圾，看到有人乱丢垃圾也会出言劝阻，并将其告到有关当局。 她认为，公共教育和罚款条例的重要性是旗鼓相当的。实际上，落实罚款条例非常困难，因为这往往需要一个官员或至少一个市民作为犯罪目击者。 “说服和劝说比单纯依赖罚款要好得多。”她说。 该选区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无清洁工日”的活动，选区里的所有清洁工都会放下手中的扫帚，而当地的居民会进行清扫的工作。她说，这为社区如何进步做出了一个好榜样。2013年他们第一次举办这个活动时，志愿者收集了1430公斤的垃圾，而今年只收了292公斤。 如果清洁工人数太多，而新加坡人又太不注意培养自己保持清洁的习惯，李碧华说，她的选区就是一个人们可以改变行为以推动进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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