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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春秋十二郎 4月8日凌晨，“春晚之父”黄一鹤先生去世了。 消息传开后，许多人在震悼之余，也在心里默数了下时间。距离第一场春晚的开播，不知不觉竟已过去了36年。 记忆中的陈小二早已告别了央视，“freestyle王者”赵丽蓉老师也驾鹤西去，就连“小品王”赵本山也已离开舞台多年。 30多年的时间里，春晚总导演前后有过几十位，但从未有人能像黄一鹤这般在群众心里拥有特殊地位。提起他的名字，很多老人都会想起那年除夕夜全家在电视机前度过的欢乐时光。 对于国人来说，他已不仅仅是一位文艺工作者，而更像是家中的亲人、长者，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在一年中亲情最浓、传统气息最重的日子里，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天下中国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改革开放新时代下的第一批文艺开拓者。他打开了内陆流行音乐的大门，创立了晚会的基本形式，甚至让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今黄一鹤走了，可他留下来的，却绝不仅仅是一台春晚那么简单。 2009年，有媒体举办了评选历年来观众最喜爱春晚的活动。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年代最久远、技术最落后、准备最仓促的83年首届春晚，以最高的票数问鼎榜首。 对此，黄一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道： “20多年以前的事情，观众们还不忘，还想着投它票，我非常感动。但另一方面，现在科技和演员实力都远胜之前，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观众还忘不了第一届呢？” 这场时隔了36年的晚会，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确实有些简陋，甚至可以用“寒酸”来形容。 600平米的演播厅、全场演职人员和观众加起来不过60人，只有5台摄像机。台上的主持人和演员各种随机应变，台下的观众恰着瓜子唠着嗑，莫名中给人一种草台班子搭戏的喜感。 就连黄一鹤自己也亲口承认，83年春晚的准备工作太仓促。从确定演出到大年三十，只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开播之前没有宣传、没有预告，全国的观众根本不知道央视还憋了个大招。 只是那年除夕夜，以往北京城大街小巷里叮当乱响的鞭炮陡然平息。偶尔几声爆竹声传来，似乎提醒着世人，过去习惯于大年夜上街放炮仗的人们，此刻全都聚在家里盯着电视机。 “只想办一个联欢会”的黄一鹤，根本没料到他最后能开辟中国电视史上的新纪元。 83年春晚成功的原因，在许多年后，被陈佩斯道出了个中原委： “我觉得当年春晚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明确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把快乐还给人民。” 然而这份快乐的诞生，对黄一鹤来讲，却很厚重、很坎坷。 1983年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是文艺形式还是欣赏意识都停留在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当黄一鹤在研讨会上提出“搞直播”的想法后，立刻招致了与会人员的一片声讨。 人们的担忧大多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4个多小时的晚会，这么长的时间里一旦有人说错话，立刻就会在全国观众的面前被放大，想弥补都来不及。 为此，黄一鹤在挑选主持人时，特意给台上的主持人组合“掺沙子”。相声演员出身的马季和姜昆负责抖包袱和串场，为了防止他俩无意中斗贫、格调出现偏差，他又安排了“学院派”的喜剧演员王景愚来“中和”二人。 至于刘晓庆，则是黄一鹤找来的“流量担当”。前者刚在电影《小花》中崭露头角，在全国红得一塌糊涂。 王景愚、刘晓庆、姜昆、马季 解决了意识与格调的问题之后，有人对春晚的技术手段提出质疑。在那个使用第一代电视设备的年代里，可用于直播的机器和道具都非常陈旧，技术和经验等因素受到严重制约。 在资金紧张、技术又不成熟的情况下，黄一鹤想到一个办法： 用真诚打动观众。 他在春晚的演播室开通了四部电话，首次提出了电话点播的概念。那一夜，演播室里的四部电话响了整整10个小时，差点导致北京电信局的电话线路崩溃。 小编试过了，电话现在打不通了…… 黄一鹤说：“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人性化，什么叫互动。只是有一个念头，就觉得观众应该说话。” “开放性”，成了首届春晚的核心精神。 除去首开先河、形式新颖的创举外，首届春晚也打破了长期以来一直笼罩在社会各界的文化意识形态束缚。 王景愚表演了之前被批为“笑里藏刀”的哑剧《吃鸡》，用无声的表演换来了观众有声的笑容。 而李谷一则就此甩开了“亡国歌女”的帽子，带着内陆流行音乐迈开了前进的步子。 当时打爆现场热线电话的观众们或许不知道，他们的一次次点播成了改变历史潮流的助推力。 当5大盘写满了《乡恋》的条子被送到现场坐镇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面前时，这位素来沉毅持重的老人再也按捺不住了。 在此之前，《乡恋》因其独辟蹊径的“半音唱法”而引来无数的口诛笔伐。
报纸和杂志评论李谷一：矫揉造作、娇声嗲气，唱出来的是“亡国之音”。 李谷一委屈得无以复加，曾发誓再也不唱这首歌。 尽管黄一鹤与观众都期待这首歌能再度登上舞台，但他没有“解禁”的权限。好在，群众潮水般的呼声最终打动了吴冷西： “禁歌不能唱。但不唱，所谓的现场点播，到头来点了不播，不就成欺骗群众了？！” 他冲黄一鹤挥了挥手： “黄一鹤，播！” 那时，已经家喻户晓的李谷一坐在台下，听到姜昆报幕《乡恋》的声音，内心百感交集。 她知道，改革的春天真的来了，文艺的春天也真的来了。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黄一鹤在其背后的殚精竭虑。
自1983年诞生至今，春晚舞台上走出过许多文艺先锋与时代偶像。其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莫过于1984年的张明敏。 1983年7月，随着英国谈判代表团第二次访问北京，黄一鹤冥冥之中感觉到，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正在筹备第二届春晚的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找一位香港歌手来加盟第二届央视春晚。 随后，黄一鹤南下广州，在公交车上偶然听到前电子厂工人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瞬间就被这首歌的歌词给击中了内心。
家国情怀、游子思乡、矢志不渝，所有紧扣时代旋律的主题，都在这首歌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辗转多地，费尽周折地联系到了身在香港的张明敏。 彼时张明敏接到央视的邀请函后喜出望外，但在北上之前，却受到了唱片公司的阻挠。 公司告诉他：“如果你敢去内陆唱这首歌，我们就断绝你在东南亚和台湾省的唱片发行。” 张明敏回家找到母亲，对她诉说个中原委。母亲是印尼华侨，尽管从未到过内陆，却毅然支持儿子北上： “孩子，你应该去那里唱。那里有我们真正的亲人，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华侨母亲的一番话给了张明敏进京的动力，也成功言中了张明敏日后的大红大紫。 他告别了自己电子厂工人的身份，成为第一个站上内陆舞台的香港艺人，唱响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从文化的层面，托起了两岸三地精神的桥梁。
和张明敏同时走进春晚的还有另外一对“新人”：一个是演喜剧的陈佩斯，另一个则是演偶像的朱时茂。 他俩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表演形式——小品。 彩排的时候，黄一鹤特意找来一帮临时观众，现场看他俩的发挥。整个表演节奏紧凑，充满了戏剧矛盾与故事冲突，加上陈佩斯幽默滑稽的诠释，让在场观众乃至工作人员无不前仰后合。 可节目在审查时，领导却犹豫了：光顾着可乐，这个作品好像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啊。 台里没人说反对，但也没人敢公开赞成。 直到除夕夜那天下午，陈佩斯和朱时茂仍在后台等央视的最终决定。最终，一直在演播厅里徘徊的黄一鹤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春晚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快乐吗？ 他把陈、朱两兄弟推进了化妆间：“你们上！没说错话，有问题我担着。一旦说错话了，自己担着。”
那天晚上，陈佩斯用简陋的道具，在简单的舞台上“吃”了无数碗面条，丰富的面部表情和精准的肢体动作，把小品的幽默诙谐展现得淋漓尽致。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笑疯了，没人想到喜剧还能这么演，小人物也能在舞台上如此地活灵活现。 大年初一，住在集体宿舍的陈佩斯起床上厕所，听到旁边坑位里的俩人一边屙尿，一边模仿他俩的腔调，在茅房里笑个不停。 《吃面条》火了，陈佩斯和小品双双走入大众的视野。
陈佩斯之后的1990年春晚，被黄一鹤挑中的年轻人成了赵本山。 这个两年前还在东北黑土地上野蛮生长的二人转演员，来到央视的演播厅后倍感手足无措。他带来的小品《老有少心》也让在场的许多编导感到不适。 “《老有少心》的名字就很不雅——这老头花心啊。格调实在是不高，为了逗乐都趋近低俗了。” 后来，工作人员将表演情况同黄一鹤逐一交流。尽管他也认为赵本山的小品存在问题，但整体的框架却算完整，只是需要改造。 为此，他特意找来了7年前“吃鸡”的王景愚，按照戏剧科班的手法来改造《老有少心》，并最终定名为《相亲》。 “这些儿女全盘无义无孝，就许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这气人哩！” 那年春晚，赵本山第一次以“赵老蔫儿”的身份与全国观众见面。《相亲》带来的节目效应是轰动的，在让观众捧腹的同时，也痛击了社会上对老年人再婚的偏见。
从相声到小品，再到流行音乐，黄一鹤一直不遗余力地挖掘那些最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在他的带动下，春晚成了三十年前的“星光大道”，一个又一个偶像在这里诞生。
费翔
1991年担任主持人的倪萍与赵忠祥
毛阿敏
冯巩&牛群 曾经，春晚是潮流的前线。 刘晓庆在春晚穿的红色上衣被大家称为“晓庆衫”，在那一年风靡全国。
《相约98》、《再回首》、《涛声依旧》等歌曲一经唱响，立刻就能火遍大街小巷；
小品里的金句和段子更是频出，回回都能成为民众口中用不腻的梗： “队长别开枪，是我！”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啦！”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忽悠，接着忽悠” 可如今，春晚却成了老段子集合地。每年春晚过后，网上必定争议四起。“一届不如一届”的说法甚嚣尘上，对往昔经典的怀念与日俱增。 或许，当初的成就与当下的贬低，都是基于同一个因素：春晚的本质意义，就是要给人民群众带来欢乐。
记得首届春晚上曾有过一个小插曲： 当刘晓庆在演唱完歌曲《绒花》时，她站在镜头前以个人的身份向远在四川成都的母亲问候了一声新年好。 这声问候，是思家至深的刘晓庆在直播现场临时向黄一鹤作的申请。这种私人化的请求，理应是上不得全国直播的台面的。但黄一鹤还是破天荒地答应了她的请求。 刘晓庆含着热泪将那声祝福道出。尽管只言片语，却让镜头内外的人都永生难忘。 那一声问候，道出的不仅是台上女儿的孝心，同样也道出了台下万千中国人心中对春节与家庭团聚的无限情愫。
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里写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哪怕旧日的时光在影像中已经泛起微黄，当我们再度提到老一代艺术工作者时，仍旧止不住心中的景仰与感动。 以黄一鹤为代表的那群人，从事文艺工作的动力来自于热爱，而非利益。对文艺质量的追求是出于责任，而非人设。 他们真正明白什么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什么叫“艺术为人民群众服务”。 他们的心里，对于艺术和群众是怀有敬畏的。他们所作的艺术作品，是有温度、有人情味儿的。 黄一鹤之前接受采访时曾讲过一个故事： 那年春晚结束后的12点多，演职人员都已卸妆上车，准备一同去吃宵夜。 这时，演播室的电话响了。首钢的一名工人因为加班，错过了马季的相声，打电话要求马季给他和他的工友们再补上一段。 在今天看来，这等要求不啻为天方夜谭。马季在上春晚之前，就已是相声界的泰斗级人物。这么大的腕儿，怎会去理会一个粉丝的任性举动？ 可马季呢？老老实实地按照工人同志的要求，认真地给电话那端的听众讲了一段单口相声。 讲述的过程中，全组的人都在身后等他，没人抱怨，也没人离他而去。 有些时候，最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舞台上的光鲜与欢笑，而是舞台背后的坚守与奉献。 这样的故事，在那一代人身上发生过太多太多。 昨日，得知黄老去世的消息后，李谷一说： 黄一鹤导演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服务的。 最触动人心的，并非他开创的春晚时代，而是他为追求大众艺术而上下求索的身影。 在黄一鹤的不懈努力下，新时代的大门被敲响，过往的坚冰被融化，亿万中华儿女在今后的每一个除夕夜，都将享受到这顿特殊的“年夜饭”。 只是人们在享受阖家团圆的幸福的同时，也偶尔会慨叹命运的残忍。因为那些为你我奉献过的人们，终究会有老去的一天。 时代在前进，文艺在发展，无论过往的艺术作品如何熠熠生辉，创作者的脉搏也终会停下。 但在那时，愿你我都能常怀感恩，用一颗虔诚的心来纪念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黄一鹤先生千古。 部分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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