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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结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国历史进入了大一统时代。新工艺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中外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我们的祖先在秦汉时期以卓越的创造力，建树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无数丰碑。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避免了攻城掠地的屠杀，“以邻为壑”的纠纷，交通往来的障碍，以及文字、制度不同所造成的隔膜，克服了分裂时期形成的种种弊端，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确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同时奠定了中国辽阔的版图，加强了中原和边疆以及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兵马俑之陶马（秦，1974年出土）
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1974年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出土 
秦（公元前221年-前206年）陶俑，1974年陕西临潼兵马俑坑出土。
琅琊刻石：秦代。秦始皇曾东巡留下刻石七处，现仅存两处，琅琊刻石为其一，是秦皇统一功绩的珍贵例证，石上小篆文相传为李斯所书。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年巡游东地，登琅琊台时所立.刻石内容是对统一事业的赞颂，具有开国纪功的意义。秦二世东行郡县时又在石后增刻诏书。全文载《史记·秦始皇帝本纪》。因历年久远现仅存13行，八十六字。刻文据传为李斯所书，用笔劲秀圆健,结体严谨工稳,是秦代小篆的代表作，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刻石是秦代小篆的代表作，用笔劲秀圆健结体严谨工稳，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刻石现存国家博物馆。
瓜棱形青铜秤锤
秦 
阳陵错金铜虎符 秦 高3.14厘米，高8.9厘米 相传山东省临城出土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发给阳陵驻守将领的铜制兵符。虎符虎形，有左右两半。铭文为：“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是关于符节制度的重要实物。此件因年代已久，对合处生锈，现左右不能分开，整体形成一艺术品。伏虎卧地，昂首前视曲尾上翘。虎符字体谨严浑厚，风格端庄，笔法圆转，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它是郭沫若在重庆偶然发现的。抗战期间，郭沫若在重庆，空闲之时，他喜欢逛逛地摊。有一天，他在地摊上发现了一件造型古朴的铜老虎，认为它可能是件文物，便随手拿起来观看，不想这铜老虎突然分成两半，对文物素有研究的郭老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兵符，随即买了下来。拿回去之后仔细考证，果然是一件古代虎符。 
秦朝灭亡后，经过楚汉战争，刘邦于公元前202年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彩绘兵马俑 西汉 明器 1965年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长陵陪葬墓出土 步兵俑高48－50厘米，骑兵俑高54－68厘米 该陪葬墓共出土彩绘兵马陶俑2500余件，包括步兵俑1800多件、骑兵俑580多件和战车模型。 这些彩绘陶兵马俑的服饰、铠甲、马的毛色及鞯、辔等均施彩绘，其描绘之细致，数量之多，配套之全，品类之繁新，步武之严整，为汉代出土文物所罕见。 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其陪葬墓4号墓和5号墓据推测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1965年清理了4号墓南边的11个陪葬俑坑，其中步兵俑4个坑，骑兵俑6个坑，分左右两列，每列5坑；战车坑1个，居两列之间，共出土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1970－1976年在发掘4号墓、5号墓时，在墓坑内外又发现了1个祭祀坑、3个用具坑和4个车马坑。 
金缕玉柙
西汉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廓村40号墓出土。玉柙又名玉匣、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所使用的殓服。它是根据主人身份的不同，将玉片用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缀合而成。此件玉衣的主人是中山怀王刘修，卒于公元前55年。 
左：“汉并天下”瓦当【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直径17.5厘米】
汉并天下瓦当,就是为纪念刘邦战胜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而作。这种瓦当还曾出土于汉武帝时修建的建章宫遗址中。 右：“单于天降”瓦当【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5年内蒙古包头召湾出土】 "天降单于"瓦当则是对当时汉军击退匈奴贵族侵扰的一种颂扬。
玉龙
西汉
1995年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徐州博物馆藏。
《四时月令诏条》
西汉 1992年发现于敦煌悬泉置坞内北组房屋倒塌堆积，发现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被定名为《四时月令诏条》,为墙壁墨书题记。属于“国宝”级文物。
从书法角度看，该诏条是墨蹟题记，是除了简牍、帛书、漆器等之外的另一种书法原迹，书法平实稳重，宽博大方，笔迹变化清晰，非常方便临习。
敦煌悬泉在汉代的行政规划中属于"置"的级别,称为"悬泉置"，它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为汉平帝年号)太皇太后发布的诏书,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鱼各业，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
《四时月令诏条》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自然时序和人事活动应遵循自然时序的生产生活淮则,突出了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时禁发"、"用养结合"的原则,提出了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和保护林木资源、动物资源、水资源的思想,它在古代生态保护和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件壁书题记系迄今所仅见，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最系统的关注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法律文书 ,对研究汉代公文、书法、农时节令和历法都非常有价值。《四时月令诏条》源自《吕氏春秋》、《淮南子》,并与《礼记·月令》有密切联系。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西汉 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高34.1厘米、长58.1厘米。
这件铜尊造型是一头肥硕健壮的犀牛，它目视前方，昂首伫立，头部有一前一后的双角，两耳短小耸立，双目为料珠镶嵌，虽小却闪烁有光，充满了奕奕的神采，颧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皮肤感觉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一侧设有管状流口， 用于倒酒。器腹圆鼓中空，显得腹部皮肉十分松弛，但结实有力，富有韧性，背部有椭圆形尊口，上覆素面铜盖，盖有活环， 可以开合，用于注入酒液。犀牛短腿粗壮有力，为三瓣蹄，有力地支撑着沉重的躯体，尾尖稍翘。其骨骼、头部轮廓、肌肉、蹄足比例准确，体态雄健，肌肉发达，酷似真犀。
犀尊表面遍饰精细的错金银云纹，全身布满的流云嵌入了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好像犀牛身上的毫毛，金、银、铜三色交相辉映，华美的纹饰既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又有助于表现犀皮粗糙厚重的质感，使纹饰与造型得到完美的结合。虽为实用重器，却写实生动，明显地表现出艺术工匠在写实能力方面的巨大进步，堪称此时期青铜器之佳品
该犀尊的原型应当是古代繁衍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1963年，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村民赵振秀在村北断崖取土， 在距地面1米深左右掘出一个灰色大陶瓮，瓮内塞满泥土，犀尊即放在瓮中，后送至茂陵文管所，并辗转上交到国家文物局。这件国宝今天沉睡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据专家考证，铜犀尊应当属于尊贵的礼器，为庙堂、朝廷宫室之重宝，非一般民间所能享有。但对这件器物的年代，专家却多有争论。更有专家指出：此犀尊发现地为茂陵园区，而历史记载中茂陵曾多次被盗，而犀尊极有可能是汉武帝刘彻的随葬品，在盗掘过程中被遗弃的。
七牛虎耳铜贮贝器
西汉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通高43.5厘米，盖径16.8厘米，底径21.8厘米
此贮贝器器身作筒形，中束腰，腰部有对称虎形耳一对，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环绕于器盖边缘，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
彩绘铜雁
西汉
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
雁鱼灯全系铜铸，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雁额顶有冠，眼圆睁，颈修长，体宽肥，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掌有蹼。雁喙张开衔一鱼，鱼身短肥，下接灯罩盖。雁冠绘红彩，雁、鱼通身施翠绿彩。并在雁、鱼及灯罩屏板上，用墨线勾出翎羽、鳞片和夔龙纹。雁鱼灯由雁首颈(连鱼)、雁体、灯盘、灯罩四部分套合而成。雁颈与雁体以子母口相接。鱼身及雁颈、体腔均中空相通。灯盘圆形，直壁，浅腹，内有两道直壁圈沿。一侧附灯柄，可控制灯盘转动。盘下有圈足，与雁背上的直壁圈沿以子母口套接。灯罩为两片弧形板，其上部插入灯盘内的直壁圈沿中，可左右转动开合，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的照度。灯火点燃时，烟雾通过鱼和雁颈导入雁体内，防止了油烟对室内空气的污染。雁鱼灯的四个部分又可自由拆装，便于擦洗。该灯构思设计精巧合理,达到了功能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大豆万石陶仓 西汉 明器 1953年河南省洛阳市金谷园出土 高43厘米 此陶仓有盖，筒腹，圆肩，平底，三兽足，腹外壁饰四组凸起弦纹，上粉书隶体题记“大豆万石”。
石猪
西汉
明器
1956年湖南省长沙市南门外出土
大者长18.3厘米,小者分别长4.9厘米、4.5厘米、3.7厘米
汉代已普遍饲养猪,以圈养为主。一些地方官吏"劝民农桑",要求每户养2头母猪、5只鸡,或者1头猪、4只母鸡。汉代丧俗中,往往在死者手中各握1件这种石猪。
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 西汉 盛酒或盛粮器 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汉墓出土 高40.5厘米 此壶盖呈弧面形，上有三环纽，口微侈，鼓腹，腹上饰一对铺首衔环，圈足。全器装饰复杂的鸟篆文和图案花纹，其中盖中心饰一条蟠龙，肩、腹宽带纹上饰龙虎相斗图案；盖蟠龙周围三环钮间有鸟篆文三字“髹□盖”，颈部有鸟篆文“盖圜四□，仪尊成壶”，上腹部有鸟篆文“盛兄盛味，於心佳都，撎於”；下腹部有鸟篆文“口味，充闰血肤，延寿却病”。 鸟篆文是古代的艺术字，其笔画构成或如鸟在腾跃，或如鸟在回首，变化无穷。此壶上的鸟篆文不仅是一种高雅的装饰，还是一首朗朗上口的颂酒诗文，阐明了饮酒有“充闰血肤，延寿却病”的好处，是我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此壶鸟篆文和图案花纹都用金、银双线勾勒表达，以金线为主线，银线辅之，精巧美观，显示了汉代错金银工艺的卓越成就。
绕襟衣陶舞俑 西汉 高44.7厘米 1989-1990年驮篮山楚王墓出土 陶舞俑身着绕襟深衣，顶发中分，于脑后挽成发髻，眉目清秀，身姿妖柔，身体随着舞步的变化呈现出“S”形。双臂上举，左、右上臂前后各刻有一“五”字，长长的衣袖从空中向身后飘下，动感十足。这类舞俑的身体弯曲度和侧转度各不相同，舞姿亦有变化。从舞俑造型看，跳的应是当时盛行的长袖腰楚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有20件类似的舞俑，手臂弯肘处也刻有“五”字，笔划内填红彩。舞俑的手臂呈曲尺形，为单独烧制。这样的绕襟衣陶俑在其他地区未见出土，是了解西汉早期舞蹈造型的重要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徐州是汉王朝发祥地，城市周边环绕着十多座西汉楚王（后）陵墓，陵墓中出土了大量陶俑。 值得一提的是，徐州楚王墓出土的陶俑中，早期的楚王，陵墓中有兵马俑，而中后期的楚王陵墓，常见的却大多数是仪卫俑和乐舞俑，这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刘邦将韩信由楚王降为淮阴侯后，将自己的兄弟刘交封为楚王，刘交跟随刘邦到处征战，功名赫赫，又有文采，备受刘邦看重。楚王不仅有自己的一套官吏制度，还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兵马俑正反映了这种历史现实。汉景帝年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王国过于强大，威胁的将是中央的政权。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出“推恩令”，自此王国越来越弱，楚王们的政治空间日渐萎缩，寄情于歌舞、文艺、学术，成为未能登上帝位的龙子龙孙们的普遍选择。
石日晷 汉代 1897年内蒙古托克托出土。 这是汉代日晷中唯一完整的实例，此晷以方形的致密的泥质大理石制成，因石质细腻，曾被称为"玉盘日晷"。此晷边长27.4厘米，厚 3.5厘米。晷面中央为直径 1厘米的圆孔，不穿透。以中央孔为心刻出两个同心圆，内圆与外圆之间刻有69条辐射线，占圆面的大部分，而余其一面未刻。辐射线与外圆的交点上钻小孔，孔外系 1~69的数字。各辐射线间的夹角相等，补足时可等分圆周为 100份，正与一日百刻之数相当。另外，在晷面上还刻有" TLV"纹，但粗率而不规整，且掩去了部分数字，应是后来补刻的。
青铜漏壶 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 高48.3厘米，直径19.2厘米，1976年内蒙古杭锦旗出土 这件出土于内蒙古杭锦旗的青铜漏壶，壶身呈圆筒形，下有3个蹄形足。接近器底处有一出水管，上有双层提梁。在壶盖和双层提梁的当中有上下对称的3个长方孔，用以安插并扶直浮箭（箭已失）。此壶内底铸“千章”二字（有专家认为是“干章”），壶身外面有刻铭：“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造。”在第二层梁上并加刻“中阳铜漏”4字。由此可知这件青铜漏壶原在千章，后归中阳。西汉时，它们同为西河郡(今山西西北与内蒙古交界一带)管辖的县。
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 西汉 1955-1960年云南普宁石寨山出土 通高44cm 口径16.7cm 底径21.6cm 口沿处有一方形凹入榫槽，盖内侧有一凸方形榫槽，器身两侧有对称虎形耳，平底。底足四个，作爪形。盖中央立一铜鼓，其上立一牛，作昂首鸣叫状，环周有六牛，大角长尾，肩瘤突起，状极生动。贮贝器的西汉时期滇人中的统治者贮存贝币的用具。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高53厘米、器盖直径32厘米 此器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古书记载滇人“（彳谷）徵巫鬼，好诅盟，……官常以盟诅要之。”（《华阳国志·南中志》），凡有大事，滇人必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盛大典礼。此器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时滇族社会的“诅盟典礼”仪式。
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残高39.5厘米 此器口沿所铸雕像，表现了臣服滇国的民族向滇王纳贡的场面。此器原状似为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在下鼓鼓口沿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2l个。人像按其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大致可分为七组，即表现了七个族。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皆盛装佩剑，当为酋长形象；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为部族成员。
鎏金四人舞青铜扣饰
汉 西汉 佩饰物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长14.5厘米，高10.4厘米 此扣饰作4人并排站立舞蹈状。4人均头戴尖顶高筒帽，帽上饰带柄的小圆片，帽后有两条下垂及地的飘带；身着长衣，肩部披帔，腰束带，带上佩圆形扣饰；右手执铃，左手挥舞于胸前；口微张，似乎在说教。这四人服饰相同，均头戴冠，作舞蹈状。西南地区的民族自古以来均能歌善舞，喜以吹笙、击鼓相伴，踏歌为乐。
五牛青铜枕 西汉 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枕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具，质地和式样都十分多样。瓷枕和金属枕是古人最常使用的品种。这种在铜枕上装饰牛的形象，却唯滇国所有。这件青铜枕饰圆雕立牛两头、浮雕立牛三头，肌肉饱满，犄角挺立，造型雄健，具有极高的艺术品位。
五铢钱纹青铜鼓 汉代 1954年广西岑溪出土。 此青铜鼓鼓面及周身用五铢钱纹装饰,表明南方各族和汉族在文化上的融合。
羽人船纹青铜鼓 西汉 高46厘米 1919年广南阿章寨出土 鼓面饰太阳纹，分14芒，其外分5晕，饰多种几何图案；鼓胸饰船纹，共有4组，每船上表现人物4∽5人，人物头上带羽冠；鼓腰饰椎牛纹、鸟纹、舞人纹等，纹饰生动、自然；鼓胸与鼓腰之间饰4耳。该鼓造型端庄，铸造精细，纹饰华美光泽闪亮无锈蚀规整、圆滑，是石寨山型铜鼓的最高成就。
四联陶罐 西汉 盛干果或调味品的器物 1953年广东省广州市华侨新村出土 长17.9厘米、高10.1厘米 此罐由4个小罐联成，底部有卷曲形短足6个，其中每罐底部1个，两道横梁下各附1个。盖顶中央有鸟形立钮，边沿各有4个钮饰相对而立，2个作卷曲形，2个为鸟形。盖面间饰篦纹与细线旋纹，腹部间饰水波纹、篦纹与细线旋纹。 广州地区出土的陶质联罐用来盛干果或调味品，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数种，延续至西汉后期，到东汉消失。这些联罐造型奇特，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提链青铜壶 西汉 盛酒器 195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出土 高30.5厘米、底径17.7厘米、口径11.5厘米 战国秦汉时期，江南和岭南各地居住着众多的越人，由于他们支系甚繁，故统称“百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此设置郡县，汉武帝时进一步扩展为9个郡，使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不断传入百越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件提链铜壶具有汉式特点，反映了秦汉以来越汉两族杂居，相互影晌，逐渐融合的趋势。
《康居王使者册》木简 西汉 1990—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 长23.5厘米,宽1～1.7厘米 此简共7枚,两道编,保存完好,先书后编。简文共291字,主要内容为: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的事由。
西汉的末期，外戚王莽篡权。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新朝”。 王莽钱币 新朝建立以后，王莽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废止“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和五铢钱，另发行“小泉直一”代替五铢钱。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又实行包含二十八品的宝货制，其中在“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之间增铸“壮泉四十”、“中泉三十”、“幼泉二十”、“么泉一十”，合称“泉货六品”。天凤元年(公元14年)，又进行第四次改革，改用货布和货泉。地皇二年(公元21年)左右，王莽还铸造一种布泉。王莽的货币改革，没有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更加剧了财政金融的混乱，但是其货币制作精美，书法纤秀，有的还错金，在古代钱币中堪称精品。
彩绘青龙、白虎、朱雀纹陶壶
汉 新朝
明器
1953年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汉墓出土
高48.5厘米、口径18.8厘米、底径18.1厘米
灰陶是汉代最主要的陶系，其容器一般都呈青灰色，火候均匀，烧成温度约在1000℃以上，质地坚实。有的绘有彩色的花纹，是陶器烧成后才绘描的，易于脱落，称'彩绘陶'，专为随葬而作。这件陶壶属彩绘陶，壶直口，长颈束腰，溜肩鼓腹，口上有扁圆，圈足，肩两侧有模制铺首。以数种色绘出不同纹饰，主题纹绘青龙、白虎各一，朱雀二，作宾士状，均以墨勾绘，涂朱、白和青彩。为西汉晚期风格。
新莽末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汉朝宗室出身的刘秀趁势而起。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并息兵养民开创了光武中兴 。 因刘秀所建汉朝都于洛阳， 刘邦所建西汉，在地理位置上一东一西，故称刘邦所建汉室为西汉，刘秀所建汉室为东汉。 绿釉陶猪圈
东汉
明器
高25.3厘米 圈宽24.5厘米
1987年出土于三门峡市区。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绿釉陶猪圈是一种低温釉陶质的随葬模型器，猪圈与厕所合一，反映汉代人们的生活习俗。猪圈呈圆形，围栏镂空，栏内有一肥猪。围栏一边处建有一间方形厕所，歇山式顶，檐伸出墙外，屋顶与厕可分开。顶圈外有梯拾级而上，通向厕门，粪坑与猪圈相通。猪圈胎呈红色，烧成温度较低，通体施绿釉，釉色光亮，是同类模型器的精品。
十二支铁灯
东汉
照明用具
1953年河南省洛阳市烧沟出土
高73厘米
此灯是汉灯的一种，形似花树。灯柱有规律地分层伸出枝条，枝头托灯盘，盘中往往立灯芯。顶端或置灯盘，或加朱雀等装饰。人们常以灯盘数目为计，可称之为五枝灯、六枝灯、九枝灯、十二枝灯、十三枝灯、十五枝灯等。灯一般高1米左右。这盏十二支铁灯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应是豪富家的用物。
绿釉陶楼
东汉
明器
高99厘米
1976年出土于安徽涡阳大王店。
此楼分四层，上层为鼓楼，第二层是舞台。舞台三面封闭，分前台和后台，有上、下场门，前台有五个伎乐俑正作表演或伴奏。
陶车
东汉
1954年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这种带卷蓬的车常为汉代妇女所乘坐。
陶船
东汉
1954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上的重要发明，这件陶船上的舵是世界上发现较早舵的形象。
《车马出行图》
东汉
四川崖墓出土
壁画反映了豪强地主出行，侍卫随从前导后拥，场面盛大。画面颜色艳丽，人物车马形态精准，使得观众流连驻足。
击鼓说唱俑
东汉
明器
高56厘米
1957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
以泥质灰陶制成，头上戴帻，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属国家一级文物。
汉代画像石：汉代画像石常见于阙、祠堂、墓室、棺椁等石质建筑物或葬具上，以河南南阳、山西西部、湖北北部、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陕西北部、四川和重庆等地区的发现最为集中。石上画像采用线刻、浅浮雕、减地平面阴刻等技法，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活动、社会生活和神话故事等方面的内容。 舂米画像砖
东汉
1955年四川彭山出土。在舂米图中，有一人正用大型飏扇风谷。扇车的发明，提高了汉代谷物加工的效率。
观伎画像砖
针灸画像砖
“熹平石经”残石
东汉熹平四年-光和元年（公元175年-183年）
东汉时期汉灵帝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作，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一共刻了8年，刻成46块石碑。每块石碑高3米多，宽1米多。
《熹平石经》立后不久，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始遭破坏。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石碑却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都运往长安，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至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收集残存石经时，已几乎毁坏殆尽。
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历代总共发掘和收集了8800多字，共四十六石，残石主要分藏西安碑林博物馆(491字)，部分藏于洛阳博物馆(24字)、及北京图书馆。
国家博物馆目前展出有三种，分别是熹平石经、魏三体石经和后蜀石经。
石辟邪 东汉（公元25—220年） 1955年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 高109厘米，通长166 厘米。 石灰岩质，圆雕。此石辟邪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作所作。辟邪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天禄配对。
彩绘石骑马人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 高78厘米 作品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小童头戴扁平帽子，上身穿红短衣，下身着肥腿短裤，左手提着方形的酒桶，右手提的是两条鱼，嘴唇涂红，笑容可掬，一副欣欣然沽酒买鱼归来的神态，造型古拙，细部刻画生动传神，这种题材的石雕在汉代很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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