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經（1423）查士标的《行书萨都剌〈京口城南次集〉诗》

　　诗、书、画、印兼治，多种技艺并治在明代中期以来似乎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家最为基本的艺术创作方式和渠道。他们或书画兼治，或绘画篆刻兼通，或诗词书画并举，或文史与艺术并重，等等，不一而足。尤其书家兼画家，更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中国书画需要的知识结构极为广博，如佛教、道教、儒学、音乐、哲学、诗词、军事，等等，乃至百工技艺。随着明代中期以来经济日益活跃，书画艺术领域中通才性的特点更加明显，因此以文人士大夫审美观念为主流的书画家群体，亦开始积极吸收宫廷审美观念以及民间艺人审美观念，并以此致力于书画创作，这也为明清书画家提供了广泛的人文背景和社会环境。查士标即是明末清初时期颇为重要的一位书画名家，他兼收藏家、鉴赏家、书法家、画家、诗人于一身，在书画上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成为“新安画派”的代表性画家。南京博物院所藏《行书萨都剌〈京口城南次集〉诗》为查士标书写的一件书法作品，从中可见其书法造诣及其审美价值取向。

　　查士标（1615—1698） ，字二瞻，号梅壑、懒老、梅壑散人、后乙卯生，新安（安徽休宁）人。流寓扬州、镇江、南京等地。明末生员，明亡（1644年）后弃举子业，专事书画。家富收藏，多蓄鼎彝古器及宋元人真迹，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赏。为“海阳四家”之一，与弘仁、孙逸、汪之瑞又称“新安四家”。山水师法黄公望、吴镇、倪瓒、董其昌。绘画用笔不多，惜墨如金，所画笔墨纵横、粗犷豪逸，或笔法荒率、墨色浓淡干湿互用，或笔墨生峭劲利，画风枯寂生僻。书法受米芾、董其昌影响，上追颜真卿，风格俊逸萧散。著有《种书堂遗稿》《黄山诗抄》等。查士标于其所处时代就已经有很高的名气，《广陵诗事》中有“户户杯盘江千里，家家画轴查二瞻”之说。其绘画意境广为人接受，书法深具董其昌笔墨气韵，尤其条幅最为精妙，笔墨疏简、格调秀远，时称“米董再生”，名重天下。《行书萨都剌〈京口城南次集〉诗》是查士标书写元代著名诗人萨都剌的《京口城南次集》诗，释文如下：

野荠花开春欲尽，山樱子落雨初晴。

酒醒骑马踏花去，门外绿阴无数生。

查士标　　

《行书萨都剌〈京口城南次集〉诗》　查士标作，纸本，

纵114.2厘米、横34.6厘米，南京博物院藏　

　　诗人将在江南地区看到的景物非常微妙地表现出来，在优雅淡逸的基调中流露出苍凉惆怅的情思。萨都剌诗词中蕴含的人事变迁、古往今来的感慨，情致雅淡、韵味悠远，查士标与其产生了深刻共鸣，所以书写了不少萨都剌的诗词作品。当然，查士标也有感慨朝代更替、无限缅怀前朝的感伤诗篇，成为对明王朝凋落谢幕的不尽挽歌，如：“临淮万代兴王地，寓堞巍楼指顾间。扑面风沙遮晓日，伤心陵寝望空山。于今牧马全非昔，当时从龙去不还。野老经过兴叹息，沧桑何处一开颜。”（《种书堂遗稿》卷二）如此深邃、细密、丰富的情感，如此惆怅、感伤的情绪，真可说是异代相通。

　　查士标《行书萨都剌〈京口城南次集〉诗》行笔俊逸豪放、神韵深邃，其笔墨境界、审美意象的形成，当与他颇为浓郁的明遗民思想情感和精神状态有关。

　　《行书萨都剌〈京口城南次集〉诗》在章法布局上以宽行距安排见长，这一宽行距的布局方式显然是受董其昌书法章法布局的启发，使行书节奏较为舒缓、轻松、从容。竖行上下字之间布局则较为紧凑，通过不同的字势以及牵丝映带，形成特有的节奏感，营造出空灵清逸的空间感受。此作间架结构、造型上的个性特色亦颇为明显，吴修在《昭代明人尺牍小传》中说其“书法襄阳，极似董文敏”，认为查士标在结体上吸收了米芾、董其昌的长处，欹侧之势与端庄、宽博结体相结合，字势飞舞，秀逸灵动而又端庄沉稳，这是查士标书法结体、造型上的一个鲜明特色，充分发挥其作为画家的艺术想象力，有着自我的灵性体验和感悟蕴含其中。

　　《行书萨都剌〈京口城南次集〉诗》多用中锋书写，笔力柔和而劲挺，很好地发挥了中锋用笔的长处，给人以妍美秀逸、娴熟雅静之感。同时书家也十分注意侧锋用笔，通过侧锋取势，呈现出生涩峭拔、疏淡清远的韵致。而在用墨上，则非常注重墨色的焦湿、燥润变化，尤其是不同墨色在纸上的效果，多取得清润、秀美的审美意象，加之用笔上的丰富变化，使用墨常常呈现出娴熟、洗练、明洁的特色，令人百读不厌。从后来著名的书画艺术家王文治、宋文治秀美的书法作品中，也很容易感受到来自查士标这一秀美淡雅的书法影响的痕迹。

　　查士标的书法艺术实践在接续董其昌艺术风格的过程中，深具承前启后的意义，尤其在画家书法中，颇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