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钧”瓷器原是明代造“官钧明代说”证据确凿 近年来，随着河南禹州市钧台窑遗址最新出土文物的发现，更多中外学者对“官钧北宋说”这个主流论点提出质疑。去年在河南禹州举行的钧窑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官钧”瓷器究竟是北宋还是元末明初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证据，该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无法有定论。钧瓷“北宋说”仍然占据着主流。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一直在关注“官钧”瓷器年代的争论。今年初，该所获知有一批“官钧”瓷器刚刚在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后便由于保管不善而流落民间，便向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准备将这些珍贵的文物回收珍藏。在获得该基金资助后，他们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约160件“官钧”瓷器标本。其中包含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 事实证明，这批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们正是古陶瓷学界一直在寻觅的物证。此后，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们如获至宝，马上开展了对这批钧瓷生产年代的研究。经过科学细致的器物排比、文献考察和广泛征询，大家一致认定，所谓“官钧”瓷器实为明代产品，绝非北宋制品。比如其中一件“方流鸡心扁壶”就是具有断代意义的典型钧瓷器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本次研讨会上，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和副所长郭学雷正式公布了“官钧明代说”的研究成果，并为这项成果提出了详实可靠的证据。他们提出，传统认为的宋徽宗“艮岳”与“花石纲”之役与“官钧”花器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钧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是根据部分明清文人的推测和伪书《宣德鼎彝谱》的演绎而以讹传讹，钧瓷“北宋说”的重要依据“宣和元宝”钱范同样存在重大谬误。因此，钧瓷“北宋说”的观点缺乏论据支撑。 根据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对这批新出土的“官钧”瓷器标本的深入研究，无论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考察特殊釉色品种出现的时间，还是对相关绘画资料的比对研究和真实历史文献的梳理，都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证明，“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 与会专家表示肯定 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官钧明代说”的正式提出不仅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浓厚兴趣，而且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支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新民与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陆明华都一致认为，明朝初年应该是烧制该批“官钧”最可能的时代。“官钧”瓷器许多特征与宋陶瓷比较出入很大，大量“官钧”瓷器造型厚重，胎、釉与普通钧瓷不同。“官钧”瓷器多见的内外不同釉色的装饰，与明初五爪龙印花器物有共同的装饰趣味。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陈克伦也是“官钧明代说”的支持者，他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该馆曾经用先进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对历年出土的不同钧窑标本进行年代测试，结果所谓“北宋钧瓷”的年代为距今660年至630年的14世纪后期，即元末明初时期。结合其他诸如文献、考古及器物学资料，陈克伦认为“官钧北宋说”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其真实年代为元代晚期至明代早期。 在闭幕式上，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刘新园为本次研讨会作学术总结时说，深圳文物考古人员通过努力、精细的工作，本着探求真理的精神出发，提出明代为“官钧”烧制时代的观点在中国考古界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官钧北宋说”的始作俑者为明清古董商人，他们为了谋取利润，不惜夸大文物“年龄”，以至于将“官钧”瓷器的面目掩盖起来。深圳文物考古人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发现了从明朝王墓中发掘出来的金壶、银壶的文物造型与很多“官钧”瓷器造型的相似之处，进而得出“官钧明代说”的证据是靠得住的。最新在钧台窑遗址出土的“方流鸡心扁壶”的造型就具有公认的明朝器物特征，更有力地证明了“官钧”瓷器确实是明代制造。 新学说不影响钧瓷价值 民间有种说法：“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官钧”瓷器的市场价值非常高，收藏这种古瓷器的爱好者也很多。“官钧明代说”使这种瓷器的生产年代比“北宋说”往后延迟了300多年，会不会影响当今收藏市场上的钧瓷价值，从而给收藏者带来损失呢？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专家对记者表示，新学说的出台非但不会影响“官钧”瓷器的收藏价值，反而会更加凸现它们的珍贵之处，明代生产的“官钧”瓷器同样有升值的可能。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副所长郭学雷对记者说，“官钧”瓷器目前的市场价值每件大致都在二三百万左右。由于陶瓷市场价值的高低主要受器具本身的工艺精细程度和艺术价值的制约，烧制年代对陶瓷价格影响幅度不大。“官钧明代说”得到确认，说明钧窑在明代达到了瓷器釉色装饰的最高峰。中国的精细陶瓷制品一直都价比黄金，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陶瓷器物今天的市价多以数百万计。所以，“官钧明代说”提出后，不但对“官钧”瓷器的市场价值不会有影响，反而会使其更加珍贵。 “官钧明代说”的成果将对中国文物考古与中国陶瓷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说：“这项研究成果使多年来困惑学界的‘官钧’生产年代之谜得到破解，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年代考证。我们通过以考古学为基础、靠材料说话的实证路径，改写了中国古代陶瓷史，必将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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