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11月12日至14日《中国深圳 ‘官钧’瓷器学术研讨会》上的部分专家的发言记录。》 对于深圳文物鉴定所提出的“官钧”明代造的观点，文物各界的专家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刘新园（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 科学旨在探求真理。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这项研究，证据过硬，工作细致，方法科学，让人钦敬和信服。他们更以考古为利器，通过明清文献的举证、器形类型的比较、“宣和元宝”钱范之作伪、“奉华铭”之不足信，“艮岳”“花石纲”论者之主观臆测、宋画中陈设器的信息显示等多方面，彻底否定了“北宋说”，从而建立起“官钧起于明代”的理论架构。 会上有人期望提出更充实的证据，这是对的，我相信还有寻找证据的空间、摆事实的空间，譬如未来的考古发掘，譬如新证据的确立，相信我们会把这项断代工作做得更好。 金立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亚洲史专业博士、香港佳士德拍卖公司陶瓷专家）： 在日本，陈设类钧瓷有一些，人们把这类东西定为金代，主要是受欧洲研究的影响。英国伦敦大学大维德基金会研究员玛格莱德?麦得里女士曾在1974年作出详尽考证，以为陈设类钧瓷不同于中国五大名窑，它们应该属于金元时期，该氏的理论在欧洲被学界普遍接受。 这次会议是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它让人们重新审视以往的陈说，有非常独到的研究。以往，学者们大多将陶瓷资料秘而不宣，而这次会议则把陈设瓷的标本公开给大家看，让大家不囿于传统成见和束缚，自由发表各自的见解，对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张浦生（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官钧”是明代初年的，从历史上看也合乎逻辑。朱元璋开国，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正是中国的繁盛时期，皇宫的建设、郑和下西洋等重大历史时间等等，就可表明国家的财力非常雄厚，社会安宁富庶。当时的建筑业发达，甚至民居及其庭院也发达，从皇室贵族到黎民百姓，对花器、陈设器的需求旺盛。从明朝的绘画看，就可知晓当时陈设器、花器的样子，可以同这次展出的研究标本相比对着看。 理有所至，势在必然。这项研究成果的公布，让我们得到启迪而思考，譬如：这些瓷器是官窑还是民窑？粗放的瓷器是民间的吗？精致的就是官府或朝廷的？都有待我们理解和再认识。 秦大树（考古学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我当年在华盛顿国立佛利尔美术馆做博士后时，就把佛利尔所藏的东西都看了，其所有陈列瓷，从器物风格、工艺看，都应该属于金代，我把它们定为金后期。去年北京毛家湾的一个灰坑，出土了几千件碎瓷片，经初步整理，早的是元代，最晚的是明朝正德年间，其中十几片，跟这次会议所见的标本是一样的东西，它们可以给这次会议上的“明代说”作一个旁证。 通过这次会议的争论和见识，教益很大，我开始接受“明代初年”的说法。但我感到不理想的地方是，收集到的标本固然是好的、美的，但远远不够，还需要考古发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尽可以提出疑问：瓷片什么时候出土的？出土时的状况怎样？在同一个地层里，粗放的瓷器在上，精细的瓷器细在下？还是细在上、粗在下？共生共存的吗？这两组的对应关系是什么？只有经过认真的考古发掘，才可以最后判定“官钧”的准确年代。 陈克伦（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深圳做了一个大好事，把大家聚到一起讨论问题。会上所展出的标本和2004年禹州钧台窑遗址发掘的东西是一样的，那是唯一清楚说明有地层叠压关系的考古，时代应该是元晚期或更晚，但遗憾的是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还没见发表。所谓的“官钧”断年，太需要古地层关系、纪年墓葬、窑址出土的考古资料了。 我们以往的研究主要靠传世资料，传世资料在宫廷里才有，到了现当代才有了考古手段。如今我们又多了个利器，那就是上海博物馆2005年开始采用的“热释光”年代测评技术，对年代的科学确认比较管用。（2005年，上海博物馆公布了应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对历年出土的钧窑标本（包括74标本，04标本）年代的测试数据,认为“官钧”瓷器的年代为距今660~630年的14世纪后期，即元末明初时期。） 蔡毅（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研究员）： 关于“官钧”起于明朝，我只想提一些看法作为研究方面的思考：一，战争的频仍、朝代的更迭把“流传有序”破坏掉了，我们对“官钧”的考察，见不到序列，只能靠出土发掘、旁证、佐证去证实。二，文献的记载要大大地滞后于烧造时间，这是规律，文献上见不到的，也许因为没记，没记不等于没有。三，如果“官钧”真的是明代，那么好的东西皇宫里肯定有，有的话就可以做到宫内太监们的口口相传，譬如清人说过“永宣青花”，说过“仿钧”，没说过“仿永宣的钧”，为什么？是个疑问。 吕成龙（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 我仍然力挺宫廷传世钧瓷属于北宋的观点。一，无任何直接记载造成断代困难。关于“官窑”的生产是保密的，它们一般规模小，烧造的时间也很短，由于产品严禁民间使用，因此在弃窑时，都要彻底毁掉不留痕迹，这也成为不易发现窑址的原因之一。北宋时期没有任何关于钧窑的直接记载，而且官窑钧瓷至今尚未发现带有纪年款的一件作品，这就造成了日后对于官窑钧瓷断代困难的问题。二，钧瓷生产与宋徽宗大规模修建园林相关。虽然能够佐证钧窑时代的证据很少，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与“寿山艮岳”同处河南境内的钧窑所出瓷器的主要器形是花盆、花盆托，这与当时宋徽宗大规模装点园林的需要十分契合，而此时的其他官窑几乎并不烧制与此类似的花盆。以青瓷为例，明初的官窑景德镇和龙泉处州由于造型须由宫廷出样，因而所烧制的青瓷完全一致，如果要说钧窑是明初的，为什么在景德镇和龙泉都没有出产与钧窑形制类似的花盆和花盆托呢？景德镇所烧花盆底部为何并不像钧窑花盆刻有从一到十的数目字呢？三，同时代艺术风格成为断代软标准。宋代之后，广东、江苏、江西等地对钧瓷均有所仿制，不仅如此，就是在河南禹州，历代也都有钧瓷的烧造，但不同时代有着不同时代的气息，尽管就地取材，但内涵方面也是有变化的。专家们判断钧瓷起源于北宋，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精美、典雅、含蓄、明净的艺术风格是宋代特有的时代风尚，而宋钧与其他宋官窑的美是一致的，具有同一时代相同的神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