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3月1日，《北京青年报》资深记者、编辑，著名专栏作家，小说家尚晓岚（笔名尚思伽）离开了这个世界。 尚晓岚著有历史小说《太平鬼记》、影剧评论集《散场了》。正如她在《天边外的契诃夫》中所言“只要去阅读，去体味，‘永远的契诃夫’就永远地关照着我们的内心”，通过阅读，我们也许同样可以发现“永远的尚晓岚”。 今日，海螺社区特别推送晓岚的两篇短文《人世间最美的所在》，《<切·格瓦拉>：一个记忆的标本》，藉此悼念。 人世间最美的所在 墓地的美妙之处在于安宁。如果那里埋葬的是你爱的人，对你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感到亲切的人，那么凭吊就变成了探访，安宁就变成了幸福。我感受过这样的幸福。 那是很多年前，一个秋阳清澈的下午，我流连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那时，我还不知道墓碑下的果戈理离奇地失去了头颅，他那颗曾被银色桂叶装点的头颅究竟流落何方？那时，我为布尔加科夫叹息，他生前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决裂，死后却与斯坦尼做了近邻。但我并不知道，他们夫妇那块不规则的墓石曾经属于果戈理。那时，我在契诃夫面前默立良久，他的墓碑果然是朴素、低调而别致的。他的身边，有一座人像雕得极美的墓碑，我没有弄清楚，墓碑属于丹琴科还是他的夫人。那时，乌兰诺娃的墓地上只有一张优雅的黑白照片，我想象不出未来她的墓碑将是什么模样。那时，我看到邦达尔丘克狮子般的头颅沉默地生长在白色的墓碑上，我回想着《战争与和平》迷人的镜头，却不知道他晚年遭受的沉重打击。还有，我不知道爱森斯坦也在这个墓园。那时，我努力辨识着肖斯塔科维奇墓碑上那段蝌蚪般的五线谱，猜测不出这个简短的乐句出自何方，有何含义…… 如今，要感谢高莽先生的新书《墓碑·天堂》，一切都有了答案。 几十年间，高莽先生走访了俄罗斯十几处墓园，包括著名的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彼得堡文人公墓、艺术大师公墓，安葬着普希金的圣山，长眠着托尔斯泰的一小堆泥土，还有纪念卫国战争的斯大林格勒烈士陵园……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许多严肃亲切的面孔，作家、诗人、导演、演员、舞者、歌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 高莽先生将一次次耐心的寻访，化为一张张动人的照片、人像、速写，化为一篇篇朴素的文字，勾勒出那些登上人类精神巅峰的人们的生平事迹，间或也回想起他与墓碑主人之间温暖的往事。 生得痛苦，死得安宁，这是俄罗斯文化精英的普遍遭遇。无论他们是生前备受折磨，死后光芒耀目，还是生前荣名赫赫，死后一落千丈，无论他们的命运和评价如何随着国家的动荡，旗帜的变色而起落沉浮，他们都在墓碑下获得了长久的安宁。即便是那些寂寞的、不再有鲜花的墓碑，也自有一份永恒的尊严。墓园里缤纷的春花秋叶，飘扬的夏雨冬雪，是奉献给他们的最美的祭奠。 对于纪念逝者，俄国人似乎特别钟情也特别有才智。他们把墓地变成了雕塑陈列馆、艺术展览会，许多墓碑和雕像出自著名艺术家之手，有人索性为自己设计了墓碑。一首首石雕的诗歌，穿越阴阳两界，或古典或现代，或繁复或简约，或轻快或凝重，或悠扬或停顿，呼应着四季的色彩和节律，回环往复，吟唱千古。 “再见，我的朋友，再见。 亲爱的，你在我的心里。 这次命中注定的分离， 预示着今后的重聚。” 冰冷的死亡被岁月熨烫得温暖，墓碑成了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我的内心，不由自主地被那些强大、尖锐的灵魂吸引，每一次阅读，每一次观看，每一次聆听，都是满怀敬意的重聚。那些为世界留下深深足印的人们，住在看不见的天堂里，把永恒的呼吸变成了墓地的阳光和雨雪——那是人世间最美的所在。  新圣母公墓内契诃夫之墓 《切·格瓦拉》：一个记忆的标本 《切·格瓦拉》 国家话剧院 2005年6月25日—7月10日 北兵马司剧场 编剧：黄纪苏 导演：杨婷 主演：芸忆、汤唯、聂宁、杨雪等 酷暑之后，零落的雨将街道敲打出几丝清凉。北剧场里响起了《切·格瓦拉》的宣言，声调依旧铿锵，然而比起五年前的首演，剧场中的火药味似乎消散了不少，不再有会心的哄笑和愤怒的离席，掌声并非不热烈，但包含着礼貌。无形的距离在黑暗中悄悄弥散——也许，这距离是时光孕育的果实。 比起五年前张广天的版本，杨婷这一版的舞美要简单许多，几把凳子、多媒体加上一些简单道具而已，对双方冲突的处理似乎也不及上一版激烈——不过我怀疑这只是我的主观印象，对张版“激烈”的记忆更多地缘于那时的剧场气氛。五年过去了，《格瓦拉》真的变温和了吗？在中国，五年的时光，足以改变观众，改变剧场外的城市，改变城市之外更广袤的土地。然而《格瓦拉》的剧本没怎么变。所以，当它把3W点COM作为时髦的对象来讽刺的时候，观众已体会不到其中的热情和机智。 不过，这还不是《格瓦拉》制造距离的关键所在。 《格瓦拉》在2000年引起轰动，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活报剧的革命文艺样式，用一种鲜活的姿态介入并挑动了方兴未艾的社会论战，同时毫不避讳自己的政治色彩和煽动倾向，那些发出嘘声和拂袖而去的观众，最大程度地验证了这个剧的成功——刺激性成为观赏的第一动力，观众主动或半强迫地在政治上站队，几乎无人苛求它的艺术性。 五年过去了。社会论战在持续也在深入，左右阵营逐渐鲜明也日益复杂，而《格瓦拉》原地踏步。在今天，仅仅以一种激昂的道德姿态来抽象地讨论贫富分化和革命理想，就像去沙漠探险，却只带了一瓶矿泉水维持性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戏剧行动上的懒惰和滞后使《格瓦拉》丧失了最强有力的支点，它谈论的是一个“现实概念”而不再是现实本身，它不再是一出“活的戏剧”，而是一个记忆的标本。    杨婷版本《切·格瓦拉》话剧剧照 一个仅供观赏的标本，其缺陷是很容易暴露的。中国的左派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普遍不强，这是它备受攻击和嘲弄的一个靶子。被抽空的《格瓦拉》，辩论无非说教，台词场景极其单调，要么是大量气宇轩昂意义重复的排比句反复堆积，要么是“在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类貌似煽情的陈词滥调。 将道德激情作为革命的出发点也是危险的，它以一种抽象的、浪漫的姿态简化了格瓦拉，也削减了革命的意义和理想的价值。而这种抽象化和简单化，正是20世纪以来，资本阵营对待革命的手段，它否认革命所蕴涵的丰富的历史性和思想资源，热衷于派发专制集权或理想主义的标签。而在今天，道德激情不啻一种自我满足的小资态度，既不能衡量历史，也无法介入现实。所谓的激情，也只能是温饱之后痛饮一杯的陶醉感。 左派文艺的魅力在于它介入现实的能力，它取决于对现实的洞察、灵活的策略，而自身的表现力和美感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远的，鲁迅的杂文、珂勒惠支的版画，布莱希特的戏剧，都是经典例证，它们永远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泯灭。近的，还有达里奥·福，他从不停滞的戏剧活动，他对喜剧功能的理解，他带有民间杂耍色彩的表演方式，证实了戏剧依然是介入现实最灵活、最有效的艺术手段。如何恢复戏剧的社会功能而不是仅仅让它停留于“舞台艺术”，达里奥·福是《格瓦拉》们的榜样。 窗外依旧是黑色的夜，时光在空间中沉睡。我并不因重看《格瓦拉》而失望，反倒有些庆幸，两版《格瓦拉》之间的距离，标示着五年来变动的道路。我相信，这道路还将延续下去，不断地召唤更鲜明、更有力的坐标。 2005-6-27  尚晓岚与北京晚报记者王润，摄于2000年，照片由王润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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