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梦溪笔谈》载，宋宫存唐代吴道子所画钟馗，卷首题记说，唐明皇病中梦见小鬼偷了香囊玉笛，绕殿逃窜。有大鬼捉住小鬼，剜眼珠子，撕扯着，把小鬼吃了。问何许人？大鬼答，臣钟馗，考武举不中，誓为陛下清除天下妖孽。明皇梦中醒来，顿觉病去神爽，遂向画工吴道子讲梦中所见，让他画。画成，唐明皇提笔批道：“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像，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大意是，钟馗能驱鬼除妖，画其奇异形貌，颁各官署，岁末年节要让天下都知道钟馗。可与玄宗故事参阅的，是唐朝大臣张说《谢赐钟馗及历日表》。 玄宗奇梦成为钟馗传说的故事核儿。然而，这只是为流传提供了情节载体。这一载体出现之前，棒槌终葵逐鬼驱邪的信俗，已演变为钟馗信仰，从而才有玄宗梦的记述。清代赵翼《陔余丛考》概括钟馗来源的要点，“但据《考工记注》槌曰终葵，再以马融所颂终葵逐鬼之物证之，自可了然”。这是棒槌钟馗之变的一条主线。有副线吗？有，那就是俳谐文及其反映的思维方式。明代杨慎《丹铅总录》曾点出，“唐人戏作钟馗传，虚构其事，如毛颖、陶泓之类”。可惜当代研究者未予重视。 由讽刺戏谑歌谣及滑稽言辞发展形成的俳谐文体，至南北朝趋于成熟。例如，南朝宋大臣袁淑的《鸡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庐山公九锡文》，分别将鸡、猪、驴人格化，有官职、受册封，借以讥讽封爵之滥。后梁韦琳《鱼旦 表》，鳝鱼“伏见除书，以臣为粽熬将军、油蒸校尉、臛州刺史”，上表谢恩，还得到诏答：“允堪兹选，无劳谢也”，也是拟人化的描写。至唐代，在韩愈《毛颖传》里，毛笔名叫毛颖，受封管城，官至中书令，侍从皇帝理朝政。毛颖形影不离的密友，是绛人陈玄（墨）、弘农陶泓（砚）、会稽楮先生（纸）。此类作品以戏谐为语言风格，至于拟人化，是修辞手法，也体现了活跃于那个时代的一种思维方式。著名学者金克木有言，“唐人的笔记是传奇，而宋人的笔记是掌故”，可谓精辟之论。唐代人仍承汉魏南北朝传统，在俳谐文方面，产生了《毛颖传》这样的巅峰之作。由棒槌辟邪的信俗，到驱鬼的钟馗，为这演变助力，是那个时代的拟人化写作及其反映的思维方式。尽管钟馗成神稍早于韩愈写作《毛颖传》，但二者得益于同一思维方式的影响，应该是并不费解的。 嫉恶如仇、守护平安的钟馗，至今仍广受喜爱。安徽作家金兴安热衷这一专项古今艺术品收藏，以几十年的藏品编著出版《中国钟馗》大型画册。本文从古代俳谐文的视角为钟馗溯源，算是对藏品集的推介吧。 （本栏长期征集“日知录”三字篆刻，投稿邮箱：rizhilu999@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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