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丁先生指出曹植嗜酒放纵，误国家大事，确为严重的问题。至于在论说曹丕的时候，仅指出其不杀汉献帝和杨彪，则失于片面。曹丕曾毒死其弟任城王曹彰，《世说新语》载：“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曹丕曾欲杀曹植未遂：“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丁先生提及此事，认为“只能说明曹植才思敏捷，成文速度的快与慢亦不足作为判断诗文优劣的依据”。是的，不能据此判定两兄弟诗文优劣，但可以从中看出曹丕为人狠毒的一面。 再说说二曹诗歌。在《诗品》中，南朝批评家钟嵘对曹植评价甚高：“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钟嵘论诗，按上品、中品、下品区分优劣，曹植为上品，曹丕仅为中品。钟嵘的观点，从他所处的时代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大多数诗歌评论家都是赞同的。 到了20世纪，情况较为复杂。20世纪初到30年代末，几部文学史和诗史，基本上是肯定曹植的为人和为诗均优于曹丕。到1947年，郭沫若写了《论曹植》一文，为曹丕翻案，他认为曹丕为人作诗均优于曹植。50年代中期开展了关于曹植的大讨论，发表的文章多是扬植贬丕。而1957年张德钧发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1959年廖仲安发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则支持郭沫若的观点。 对于诗文优劣的评断，本来就见仁见智，丁辉先生认为“曹丕的文学成就不输曹植”，也无可厚非，但是采用“摘句”的方法，则显得有些草率。鲁迅论及“摘句”弊病时曾说：“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笔者抄引此段文字，愿与丁先生共勉。 （本栏长期征集“日知录”三字篆刻，投稿邮箱：rizhilu999@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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