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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三国，风起云涌，巴蜀在这场历史风云之中跟以往一样，被卷裹其中，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战火纷飞英雄驰骋的同时，巴蜀大地先后诞生了师徒二人两个著名的历史学家，深深影响了巴蜀乃至诸夏的命运，他们就是巴西西充（今西充县）人谯周和他的得意门生巴西安汉（今南充市）人陈寿。 先说谯周。 东汉末年献帝刘协建安五年（201年）他出生于著名的书香人家。远祖谯玄便是一位以治《易》与《春秋》而著称的硕学大儒，汉成帝时因日食之变，诏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谯玄得以公车诣京，屡陈灾异。王莽摄政，谯玄弃官归家。其父谯岍治《尚书》颇有心得，兼通诸经和图纬之学，是一个学识淹贯、节操高致的读书人，曾谢绝了州郡官吏对他的辟请。成长于这样家庭，谯周自幼养成了嗜古笃学的习惯，学而不倦，乐以继忧。 另外谯周还跟当时巴蜀学界的另一巨擘广汉杨家有师生之谊。杨家祖传有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杨厚在顺帝朝以善推灾异闻名全国。杨厚挟此术游学京城，竟能与当世大儒如樊英、朗宗、襄楷、李固等分庭抗礼。其后返乡，弟子“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可见其影响。其弟子任安尽得杨厚之真传，谯周师事杨门弟子任安、秦宓，与杜琼交好，另外巴蜀自落下闳之后，星象术数大师代不乏人，则谯周此一学术渊源亦可知其来有自矣。是故谯周内外兼修，成为巴蜀学界继董扶、任安之后的又一后起之秀，其学师承多元，研精六经文史，兼通谶纬方术，气象博大，远超前辈，后辈学人更难以望其项背。陈寿称其 “为时硕儒，有董（仲舒）、扬（雄）之规”。从其成长经历和致思路径即可看出，谯周儒学素养渊通纯正，以士大夫格局自任，绝非卖主求荣、谄媚强权之辈。 蜀中如此的饱学之士，自然非“系而不食之瓢瓜”，因而在后主刘禅建兴中期，诸葛亮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大将军蒋琬任其作典学从事，总州之学。之后官至光禄大夫，位亚九卿。 自此谯周已是称名当时的硕儒，史称他“词理渊通”，著作等身，有《法训》八卷，《五经论》五卷、《古史考》二十五篇、《论语注》十卷、《五教志》五卷多种，可惜都已亡佚不传，只在《三国志本传》中保留了《谏帝后疏》、《仇国论》、《谏后主南行》等为数不多的篇目。本文之重点并不是探讨谯周的学术影响，交代这些主要还是为了全方位认知谯周的心路历程。 后来故事大家都知道，谯周先是坚决反对诸葛亮与姜维的北伐路线，后来更是首倡投降之策，让蜀汉归于曹魏。对后来的这些故事，历代论家都对谯周猛力攻击，尤其向来凌厉的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中更是说他“人知冯道之恶，而不知谯周之为尤恶也”，理由是“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周塞目箝口，未闻一谠言之献，徒过责姜维，以饵愚民、媚阉宦，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服上刑者唯周，而冯道末减矣”。这显然就是偏颇之言了，当然船山持论又有他的用意，这是题外话。 知人论世，必须连贯其历史场域与处境，不可孤悬其外，而作堂皇之言。早在谯周入朝之初，以谯周的眼力与推算，很容易就看出后主刘禅不是国君之器，愚钝靡弱，且沉醉于声色，毫无先主之宏远武勇之仁德。但是作为人臣，有君臣大义在焉，谯周以劝诫之言谆谆相告，这就是言辞恳切的《谏帝后疏》。文中谯周引经据典，援古证今，向刘禅进言，作为蜀汉之君，应以德治国，约束自身行为以赢得国人的拥戴。就像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刘秀关切民疾，务理冤狱，节俭饮食，以法度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得民望而安天下，希望刘禅见贤思齐。其中“百姓不徒附”更是至理名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无偏无私，只将恩典与命运赐予有德爱民之君，也是圣贤之语。其后谯周更指出天下三分之际，先帝之志未竟之时，实在不应该倾情声色，整日游猎观赏。然而，谯周的这些话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后来，诸葛亮的北伐事业连年实施，且有姜维后继，蜀国的民力耗费巨大，而且没有实际成果。如此下去，不待敌军进攻，自己便早已溃散，岂是长治久安之策。何况刘备政权本就是外来政权，若是有德爱民，也就罢了，如此无视乡土父老家园毁弃骨肉离散，而只为自己之政治图景一再折腾，这已超越了政权的合法性，此即关乎天命。所以谯周又撰写了《仇国论》，针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现实，反对急功近利不知进退的一意北伐。在此文中，谯周用比拟假托手法，指出较之于中原曹魏，蜀汉已经征战连年，生民涂炭，此时地狭人少，难与强大的曹魏主动强力硬拼。且当时的情况“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只可仿效当年周文王修养生息待时而动，始可收以少取多之效。否则民疲人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危险必至。他强调“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的稳健持重的策略对于处于疲弱的蜀汉而言，显然才是一剂良药。但是朝廷还是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上帝总是一次次给人机会，但是很少有人悬崖勒马。景耀六年（263年）冬，邓艾攻克江油，进逼成都。自此，历史已经无法挽回。有人提出蜀吴盟国友好，可以投奔。而谯周通晓古今之变，明晰蜀国现状，败亡之时投奔吴国岂可能再为天子。既然投吴称臣，见辱于吴，最后曹魏并吴，岂不是再受一次称臣之辱？至于说可以到南中七郡凭险据守，也根本行不通。南中七郡当年诸葛亮费尽周折才使其归附，那时蜀汉强大，而今以流亡之身南奔，将是何等结局，很难想象。既然不能东奔于吴，又不能南下七郡，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据城死战，一是归降。前者壮烈，但无可能，那时蜀中成都无险可据，无兵可用，根本没有任何坚守的物质准备与策略应对。强力抵抗，那就先是劳民苦战，再是失败之后被敌军全部屠杀，这样的故事，在巴蜀已经上演数次。为了保全大蜀元气与万千父老，归降已经别无选择。 汉末三国时期的巴蜀学林，多以家乡利益为重，对于现实政治大都抱有一种深刻的戒慎之心，决不肯全身心地、不计后果地投入进去。他们愿意保持乡土平安而免于兵燹，不忍看到蜀地为了某种政治理想而承担过多的痛苦与负担，更不肯为了外人利益而让蜀地作出巨大牺牲。谯周反对北伐，反对决战到底，因为这最符合蜀地民众利益，也符合谯周本身的学术立场。当时之局势，乃外来政权自我折腾致死，巴蜀父老断无背锅之理。作为土生土长的巴蜀贤良，谯周已经感到此时保境安民之责任隐隐落到自己肩上，因此他的选择，不能用堂皇高论作纸上谈兵之语。 魏景元五年（264年），司马昭被拜为相国，封晋王，认为谯周有保全国家之功，封谯周为阳城亭侯。又下书召谯周前往洛阳任职，谯周行至汉中，因为患病而停滞不前。 次年夏，巴郡文立从洛阳回蜀，见谯周，谯周因为病重所以说话说不清楚，于是写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即司马，酉月即八月，意思是司马到八月就没了，而后司马昭果然于八月去世。谯周所传蜀地术数之神验，可见一斑。 五代词人温庭筠有一首《过五丈原》诗，可谓知谯周之言也。 铁马云雕久绝尘，柳阴高压汉营春。 天晴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误主，中原逐鹿不因人。 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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