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古人虽很少把慈善二字连用，但在儒家却弥漫着大量慈善思想。孔子所言“仁者爱人”的思想自不必说，孟子所说“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表达的都是一种质朴慈善观。 《礼记》中，更是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些观念即使今天看来，也仍是我们对于慈善事业的理想。佛教传入中国后，“行善得报”的思想更是在民众中得以普及。
当然，不仅是慈善观念，在慈善事业上，中国传统社会也并不落伍。在西周时，就有专门的地方官负责救济荒年民众。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还设立了平籴制，即丰年官府购入粮食，灾年则平价卖给民众，对70岁以上的老人也有专门的机构赡养。魏晋南北朝时，除救灾赈贫外，还出现了六疾馆，是用来收容贫病者的慈善机构。
到隋唐之后，不仅有赈贫济贫的义仓、粥院，还出现了社邑，碰到贫民的丧葬婚嫁等事，也予以资助。两宋时，还出现了义庄，由乡绅出资购置田产，交给那些不能自给的族人居住耕种。至于义塾、义学更是民间社会常态。除民间慈善外，南宋还诞生了官办的慈幼局，专门用来收养遗弃婴儿。明清时代，官办和民间的慈善事业都很发达。
此外，明清政府还设有栖流所，用来收养流浪乞食人员。民间的慈善机构，明清时则多如牛毛，如遍布各地的普济堂及同善会、惜字会、义渡局、丧葬会、救生局等。清代的义庄更是数以千计，提供从贫病婚丧到养老劝学的一条龙服务。
从中国传统的慈善史可看出，现代慈善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非政府性质，它是公民出于自愿原则而开展的一项事业。如果政府对慈善干预过多，会影响到慈善组织的积极性。慈善垄断与没有统一的慈善立法，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一方面官办慈善机构形成了今天慈善业的利益集团，阻碍了慈善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由于慈善立法的停滞，也导致慈善垄断难被打破。这使不同主管部门之下的慈善机构性质和运行规则迥异，自然难以获得社会公信力。一旦这种公信力的缺乏形成社会共识，对依靠募集善款才能生存发展的慈善机构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
现代慈善源起于美国，不仅包括钱财物的救助，还包括改善人的精神、教育和环境等各种公益行动。在西方社会理念中，慈善属于市场分配后的“二次分配”，与纳税及公共福利具有同样性质，所以政府通过免税及一系列制度安排，来鼓励民众和民间组织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
美国早在2007年，慈善捐赠总额就超过了3000亿美元，其中来自民众个人的捐赠超过了80%。可见，美国慈善绝非只是企业和富豪的游戏，民众才是美国慈善业的主体与动力。美国除了有规范的法律与税收减免政策来激励民众对慈善的热情，更有保障慈善组织运行的约束机制。
很显然，正是美国慈善机构的民间性和独立性，促使了慈善机构透明、公开、高效地运行。在美国即便是十美元的正规捐款，捐赠者也有权了解它的去向，否则便需承担法律责任。正因为有规范的法律，才能真正保证慈善机构运行得让所有人放心。
（本栏长期征集“日知录”三字篆刻，投稿邮箱：rizhilu999@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