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责怪陈匡、陈规的情报不准确，当时邺城的动向确实很难掌握。 像皇帝亲征这种事情，一般都发生在创业之初天下未平的时候，比如汉高祖亲征匈奴、英布，汉光武帝亲征隗嚣等等。守成之君亲自冲锋陷阵，翻遍史书都十分罕见，偏偏今天就发生了。旁人还可以袖手事外看热闹，但邺城内部都被平地惊雷炸晕了，《晋书》上说“邺城震惧”。 受打击最重的当然是成都王，朝为宰辅皇嗣，夕为皇帝指名点姓的头号逆臣，而且还有劳皇帝亲自操刀捉拿归案，这人生的起伏波折也未免太剧烈莫测了。 成都王心乱如麻。皇帝天威难拒，多年的苦心经营眼看要化为乌有，终究是春梦一场，怎么办？成都王慌不择路，第一个念头竟然是，逃。 一逃那就万事皆休。幸好当时身边有个下属叫步熊，制止了成都王的蠢动，这步熊据说有道术，神机妙算，他掐了会儿手指，很坚决地断言：“勿动，南军必败！” 成都王的母亲程太妃信奉道教，成都王是孝子，与母亲保持了一致的信仰，步熊的仙风道骨与斩钉截铁的吉言镇定了成都王的心神。成都王平静下来，发现局势并没有臆想中那么绝望，论军事实力，邺城并不落下风，压力主要来自政治方面。皇帝代表着不容置疑的正确，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与皇帝作战，压力首先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成都王觉得有必要在邺城内部统一意见，安抚惊恐迷惘的人心。 于是成都王召集邺城大小官员到丞相府议事。这种场合与其说是用来问计献策，不如说是用来选择立场表忠心的，这时候稍有不慎，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两年前在洛阳，油滑了一世的王戎就因言惹祸，最后只得跳粪坑。这段佚事广为人知，有这么个臭烘烘的前车之鉴，此刻谁都不敢言语。 当时东安王司马繇正在邺城替母亲诸葛太妃守丧，他是宗室前辈，也是朝中重臣，觉得有资格捋一下成都王的虎须，他说：“天子亲征，殿下应该放下武器，缟素出迎请罪。” 成都王其实主意已定，他只盼着群臣识趣地附和一下，制造一个众望所归不得不然的样子，然后出城把皇帝打个落花流水，没想到，竟跳出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反对者。东安王的封国东安国与其父的封国琅琊国都与东海国毗邻，仅这一关系就令成都王十分疑忌，但是东安王是族叔，成都王不便于大庭广众之下呵斥他，所以黑着脸隐忍不发。 东安王带了头，其他人就受到鼓励，胆大起来。折冲将军乔智明是匈奴人，察颜观色不如汉人那么机敏，他也劝成都王出城投降。成都王一肚子火气总算有着落了，他痛斥乔智明：“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主上为群小所逼，将加非罪于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义，正若此乎？” 成都王指桑骂槐，这话是说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听的，其中“共事之义，正若此乎”八个字分量犹重，相当于在质问乔智明：“你让我束手就刑，你是不是与我同一阵营？你是否对我忠诚？” 成都王如此态度，当然不会再有人不识趣，于是司马王混、参军崔旷纷纷表示，我军应主动出击，从持驾的歹人手中救出皇帝，其余众人也都唯唯诺诺。成都王很高兴，拨出五万军队，给石超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出城救驾。 荡阴，石超率军突如其来，王师十万大军惊惶失措，狼奔豕突。 来时路上，石超心中还很忐忑，不料甫一交战，胜负已分。各地方援军纷纷临阵脱逃，稍有抵抗力的只有洛阳出来的禁军，也是一击即溃。 惠帝坐在御辇上，周围杀声四起，头顶箭矢飞来飞去，身前身后不断有人受伤倒下。敌军士兵步步逼近，惠帝渐渐可以看清他们脸上飞溅的血污。打到最后，陈眕、上官巳也带着部分残军逃离战场，风声鹤唳，一口气逃回洛阳城。东海王也撂下惠帝逃跑，他知道回洛阳会继续引来灾祸，于是改向东南方向逃窜，目的是徐州下邳，寻找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的庇护。惠帝北征时下诏要求司马楙出兵，司马楙没有从命，这已经表明他不想得罪成都王，此刻东海王来投奔，司马楙当然也不会接纳，东海王走投无路，只好回到位于徐州中部的封地东海国，等候处分。 领袖们都逃了，随扈的百官作鸟兽散，他们有的逃回了洛阳，有的死在战场，更多的是向成都王投降。惠帝被可怜而无助的撂在装饰华美的御辇上，辇身满是箭痕，周围横七竖八堆砌着死尸，惠帝身中三箭，脸上也受了伤，鲜血直流。留在惠帝身边护驾的只剩下嵇绍一人，嵇绍穿着朝服，下马登辇，用身体遮蔽惠帝。石超的士兵巡俊而至，根据服饰辨认出二人身份，这些士兵正杀得性起，惠帝不敢杀，那就杀嵇绍。 士兵将嵇绍从惠帝身边拉开，惠帝说：“忠臣也，勿杀！” 此刻圣旨已经没有用了，士兵回复惠帝：“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说完手起刀落，将嵇绍斩杀于御前，血溅了惠帝一身。 惠帝吓得跌落草丛中，怀中六枚皇帝印玺（注：蔡邕《独断》：“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散落在地。石超闻讯赶来，将惠帝接到自己营帐。惠帝担惊受怕半天，又累又饿又渴，石超献上水，军中没有食物，就到附近摘了几个秋桃，给惠帝充饥。 石超派人回邺城报捷。成都王大喜，如果惠帝死于此役，那就等于他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弑杀亲兄、弑杀天子。幸好，惠帝无事。 当天黄昏，惠帝被移到邺城外成都王的军营里，荡阴之役以王师惨败、惠帝被俘告终。 整个惠帝亲征是一次混乱的、拙劣的军事投机行为，失败是必然之势。在军事上，此役毫无称道之处，但是它在两晋政治史上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两晋之交叱咤风云的人物，大部分参与了荡阴之役。虽然在当时，它混迹在连绵不断的大小内战之中，所有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没有能够窥其全貌，必须等到二十年之后再来回顾，才发现此役提纲挈领，定下了今后二十年历史的大纲，并且早已给各个历史人物安排好了角色、立场。 且先看东海王的军营，前后有三位皇帝，他们是晋惠帝司马衷、晋怀帝司马炽与晋元帝司马睿。当时怀帝司马炽还是豫章王，以抚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元帝司马睿继承了父亲的琅琊王爵位，以左军将军的官职随扈出征。 此外，与此役有关系的还有另一位皇帝晋愍帝司马邺，司马邺当时只有六岁，因此留在洛阳，随扈出征的是他的父亲吴王司马晏。 除了皇帝，东海王阵营还有不少三公宰辅，比如说王戎，比如说东海王本人，比如说晋怀帝朝的太尉平昌公司马模（日后封南阳王），再比如说东晋名相王导，王导当时以司马睿幕僚的身份随军出征。 三公之后，复有名将，比如说苟晞，他是晋怀帝一朝抵挡匈奴、羯人的柱石，又一度被怀帝用来制衡东海王，当时苟晞担任北军中侯，统帅禁军，荡阴之役失败后投奔豫州范阳王。再比如日后中流击楫的民族英雄祖逖，当时他以豫章王从事中郎的身份随军赴邺。 成王败寇，东海王那边全是朝堂显贵，成都王这边则涌现诸多乱世枭雄。 比如日后建立汉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当时就在邺城担任辅国将军，督北城军事，他的儿子刘聪也在邺城，担任右积弩将军，参前锋军事；再比如成都王的帐下督公师藩、汲桑，日后纵横中原，搅得并、兖、冀三州不得安宁，他们帐下有一个羯族将军，取了个汉族名字叫石勒，日后占领北方半壁江山，建立后赵政权，一度是威胁东晋朝廷最严重的敌人。 永安元年七月二十五，也就是荡阴之役的次日。成都王率领邺城百官早早拜服在御道两旁，诸门大开，恭迎惠帝临幸邺城。 天子卤簿隆重无比，开道的旌旗如同一片树林在移动，后面有骑兵、步兵内外数重，排着方阵缓缓而行，环卫着惠帝所乘坐的由六匹骏马拉掖的金根车，豫章王司马炽与司徒王戎等人跟随其后。 隔着数千盔甲锃亮、表情严肃的护卫，人们只能远瞻龙颜，但是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惠帝望之不似人君。他神情委顿，这是受到惊吓的缘故；眼睛红肿，这是哭了一夜的后果；惠帝身上的衮服并不合身，幸好坐在车中所以没有被发觉，惠帝头上的远游冠细看之下有破损，那是在战斗中被损坏后紧急修补而成的，远游冠没有冕旒垂下遮住脸部，所以很轻易就可以发现惠帝的脸上带着伤。 如此庄重盛大的迎驾场面是成都王的刻意安排，其用意，一来是炫耀武功，向天下宣告惠帝在他手中；二来是圆谎，他的出兵理由是从劫驾的逆臣手中救出惠帝，如今大胜而归，若是惠帝悄无声息地现身邺城，或者现身时一身血污，难免会有人发诛心之论：进邺城的究竟是当今天子，还是成都王的俘虏？为堵悠悠之口，成都王必须向天下人昭示他的忠诚与恭谨，不能失礼。 为了惠帝这次亮相，成都王可煞费苦心，搅得半个邺城一夜未眠。 皇帝卤簿按照护卫数量与副车数量的繁简，分为天子大驾、天子法驾、天子小驾三个等级。天子大驾最为隆重繁缛，需要三公九卿全部出动，属车八十一乘，护卫数万人，不过“天子大驾”只有在祭祖祭天等最神圣的场合才使用。按礼，此处需用“天子法驾”，法驾相对简便，东汉蔡邕描述说“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时副车，皆驾四马，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晋朝这方面的制度与东汉相仿。 “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这些有现成的；护卫数千可以从邺城诸军里调拨；所谓“五时副车”，就是五辆安车，每辆车由四匹马拉掖，分别涂成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按一定组合排列，邺城有现成的安车，连夜涂上颜色也可以炮制出来；难以准备的是皇帝坐的金根车，因为它不仅是一辆车那么简单，车身上还要装饰许多御用器物，当时惠帝的服御已经散落在战场上，除了身上穿戴的，其余都无从寻觅，而且御用器物都是违禁品，任何人擅自拥有、使用都是重罪，所以不可能从民间购买，赶制又来不及。 怎么办？金根车是整个卤簿的中心，总不能让皇帝坐裸车吧。成都王想起三年前惠帝曾试图自己加九锡，自己虽然推辞未受，但是那“九锡”之物并没有带回洛阳，至今仍然躺在邺城府邸。成都王赶紧取来那九件礼器，吹去灰尘，装点在金根车上。 车的问题解决了，但还有更棘手的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惠帝穿戴整齐。皇冠在战斗中摔坏了，左右请求摘下来修补一下，惠帝很合作；龙袍沾满了血迹汗渍，左右请求脱下来洗洗干净，这次惠帝不合作了，他揪住身上的衣服，好像生怕别人来抢，一再告诉左右：“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惠帝自从到了成都王军营就一直在哭，始终没停下，此刻傻劲一发作执拗无比，无论如何哄骗都无济于事。成都王看着哥哥垂泪抱胸,一脸憨态，可笑又可气，还可哀。 正一筹莫展，有精通掌故的聪明人提醒成都王，在邺城除了司马家，还另有一个皇帝。成都王一点就通，他马上派人到陈留王府，征用天子御用衣物。 原来三十九年前晋武帝受禅之时，仿靠前辈魏文帝曹丕的做法，以对待天子的方式对待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武帝封曹奂为陈留王，准许他在自己的封地继续做皇帝，行曹魏的正朔，以天子的规格进行祭祀，上书也不用称臣。曹奂此后一直居住在邺城，两年前（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刚病死，时年五十八岁，比晋朝大部分皇帝的寿命都长，晋朝廷追谥曹奂为“魏元皇帝”。如今的陈留王是曹奂的儿子，他必定不敢再自称皇帝，但是他府上必定留有曹奂的遗物。 这个猜测马上得到证实，陈留王当即送来天子纹衣，还有装饰皇冠用的貂蝉、鹖尾等物，惠帝这才得以穿戴整齐的在邺城亮相。 成都王的精心布置骗不了人。当时也好，后人也好，都认为“荡阴之役”咎在成都王，都认为惠帝是成都王的俘虏，《晋书》中将北征的军队称作“王师”，成都王与“王师”作对，自然就是叛臣。 平心而论，这件事上成都王其实有点冤，御驾亲征确实并非惠帝本意，而是受他人挟持，但是社会舆论往往并不关注事实真相，它只是表达舆论传播者的情绪而已。 成都王有三个问题经不起询问： 一、如果成都王是忠臣，怎么忍心将天子的万乘之体置于枪林箭雨之中的，而惠帝果然就在战斗中挨了三箭、伤了脸颊，差点丧命； 二、如果随扈北征的都是劫驾的逆臣，那该如何解释嵇绍的舍命救驾？嵇绍的血不是泼在惠帝的龙袍上，而是泼在了成都王的脸上，洗都洗不掉。嵇绍被公认为忠臣死节的典范，以至于成都王的盟友河间王也不得不作出姿态，要上书追赠他为司空，晋爵为公；后来晋怀帝、晋元帝都先后给嵇绍追赠官爵，嵇绍最后被定爵为侯，官职为太尉，谥号为“忠穆”。四百年后，唐朝人奉旨修攒《晋书》，嵇绍的传记被列入《忠义传》，排列第一； 三、自从被立为皇太弟那天起，成都王的野心就昭然若揭，篡位自立只是时间问题，如今将北征诠释为惠帝为了自保而先下手为强，这也无不可啊。 车驾进入邺城的当天，成都王就让惠帝宣布大赦，改元，这已是当年的第三次大赦、第二次改元。改元并不是新鲜事，令人诧异的是新年号竟然叫“建武”，惠帝从洛阳来到邺城，无论诠释为被挟持也好、御驾亲征也好，都是灰头土脸的事，与“建武”两字根本扯不上关系；反倒是成都王打击了禁军俘获了惠帝，正在耀武扬威。 很明显，“建武”两字不是说惠帝建立了新的武功，而是在夸耀成都王的强盛武力，这个迹象无比清晰地透露了成都王想做皇帝，并且他已经急不可耐。 成都王已等不得惠帝回銮，到洛阳再进行禅让了，他打算撇开盟友河间王，以一己之力完成篡位。要做皇帝，首先当然是令天下归心，成都王派人去东海国，试图招回遁逃的东海王，东海王当然不会傻到自投罗网，没有应征。成都王鞭长莫及，拿也他没办法。 以防止禅位时有人跳出来扫兴。成都王接下来在邺城搞肃整,杀一儆百，不幸沦为祭物的就是此前劝成都王出城投降的东安王司马繇，八月初二，戊辰日，即惠帝入邺后的第九天，成都王收押了东安王，在邺城菜市斩首。 以东安王的显赫身份，他的死震撼整个邺城，群臣是否因此变得更加识趣了，这不得而知，因为成都王预谋中的禅位并没来得及发生，但东安王的死却促成了另一个皇帝的诞生。 司马睿当年二十九岁，他十五岁时那年，父亲司马觐、也就是第二任琅琊王病逝，司马睿嗣位成为第三任琅琊王。司马睿韬光养晦，“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沈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因此始终默默无闻，“时人未之识焉”。此前司马睿一直在洛阳，荡阴之役后与惠帝一同变为邺城的俘虏。东安王是司马觐的弟弟，也就是司马睿的嫡亲叔父，他一死，邺城内最惊惶不安就是司马睿，这时幕僚王导劝他逃出邺城，回琅琊封国去。 司马睿连夜遁逃。据说当天夜晚月明星稀，邺城防备严警，司马睿无计可施，突然云雾晦冥，雷雨暴至，守军躲雨不暇，司马睿趁机出城。 出了城仍有危险，成都王为了防止那些挟持来的朝臣遁逃，设下关卡，禁止显贵官宦通过。司马睿逃到河阳，被关卡挡住了去路，幸好有个叫宋典的随从十分机智，他用马鞭敲敲司马睿，打趣说：“舍长，有令禁止贵人过河，你怎么也被拦了？”关吏一听来人身份仅是个舍长，于是开关放行。 司马睿先到洛阳接了母亲夏侯太妃，然后火速回到琅琊国。如此一来，琅琊王就坚定地投入了东海王的阵营，日后被委任管理江南，因缘济会，成为晋朝的中兴之君。 琅琊王的遁逃，对两晋历史意义非凡，但在成都王心里并不算什么大事。成都王正沉浸在皇帝梦中不能自拔，他已在邺城南效祭过天，并且已在安排新朝的文武百官。 天不遂人愿，仅仅数天之后，幽州都督王浚的军队就打到家门口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