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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论《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对于尧舜禹三人之间政权交替方式的描写都不真实，仅仅是不同学派政治理念的折射而已。 尧舜禹的时代，在夏朝以前，那时中国还处在原始社会，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竹书纪年》写成于战国中期，《史记》写成于汉武帝时期，参考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与《史记》的时代相近，距离尧舜禹的时代已经过去上千年了。在夏商周时代，文字记载是比较匮乏的，不像近现代出版业如此发达，所以不论是《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在说到上千年前的尧舜禹时，都不免依据传说与自己的想象，而不是确实的文字记载。 如果我们把尧舜禹想象成后世的封建帝王，那么确实很难相信《史记》中记载的“禅让”，会比较认同《竹书纪年》中说的“篡位”，即“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但是，尧舜禹处在原始社会，当时不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社会制度，都跟春秋战国乃至西汉时期大不相同。尧舜禹不是后世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天子，而只是部落联盟首领。他们可能权力稍大一些，生活水平稍微好一些，但远远没有达到令人羡慕的地步。比如《韩非子·五蠹》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黎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尧舜禹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艰苦的。在这种情况下，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更像是尽义务，而不是享受权力。 而且，部落联盟首领并不是可以世袭的职位或权柄，而是由各部落推举出来的。其实古今中外各原始部落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比如中国古代不论是契丹、女真还是蒙古等少数民族，在他们接受中华文明以前，都采用推举首领的方式。而先秦书籍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孟子》中说，尧死后，大家不去拥护他的儿子丹朱，却都去拥护舜。这个记载很可能说明了，舜其实是各部落推举出来的共同的领袖，而不是接受了尧的禅让。 但是，先秦时代的人已经无法理解这种推举首领的方式了，所以不同的学派为了说明自己的思想，对于尧舜禹的事迹做出了自己的改编。比如儒家、墨家推崇高尚的品德，所以说尧舜禹之间是禅让，而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不认可禅让的说法，认为尧舜禹之间是血淋淋的谋权篡位。 一切有为法，如梦亦如露。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梦露居士，为你解读国学经典。 先从个真实的例子开始谈起： 我三爷跟着我太爷读了十二年私塾，一手毛笔字村里一绝，过去村里对联、婚丧嫁娶等文仪，无不出自其手，子曰、仁义、礼信脱口而出，且为人谦恭，童叟皆爱。而且极为能干，十六岁分家立户，带着四个长工种三十亩地，种地种菜园是把好手；秋冬跑川、陕马帮，生意无路人有路，带着出产之物一路交换，有什么换什么，回家都驮着银钱、必用之物。58、59年村里开始饿死人，他硬是带几牛车棉油渣饼出去，在汉中换回了几船南瓜，救了几村人的命。 而我二伯更能，能说会道，但成分不好初二就被下学回家了。脑子灵光，自学木工，两年后盖房做梁架，四邻八乡老师傅无不听他使唤。但在家里，与我三爷极不对付，终于有天爷儿俩干起来了，好像因为二伯要盖房、三爷说没钱更不想欠钱，我当时拖着鼻涕在场：先是三爷拿鞋提抽我二伯，我二伯不敢还手，淌鼻血后才火了，一下把三爷按翻在地，拿板凳给了三爷光头一家伙，鲜血顿时直冒，三爷立马蔫了，躺在地上哭得惊天动地，在房里睡了三天都没出门。我二伯呢，第二天就叫了几十个小伙子，把院墙柴房扒了，五天后硬是在老屋西起了三间大瓦房。此后，三爷三奶奶住太爷传下的老房，二伯住新房，但凡家里家外大小事儿，连三爷都说，去找二娃子商量吧，他当家，我老了不作用了。 这场家长权力的父子交接，是通过血腥的暴力革命实现的。你可以说我三爷是选贤与能，听族老规劝，把家长之位“禅让”给了我二伯；也可以说我二伯凭武力打败了我三爷，夺取了政权。一个历史事件，有很多纬度，看你强调哪个纬度。只有各纬综合，才更接近历史真相。 具体到尧舜禹的交班接权，我是这样看的：儒家《史记》强调了尧舜禹的德性和能干，因而出现了“禅让”的说辞；而古本《竹书纪年》强调了舜、禹、启的权力斗争，因而出现了暴力夺权的记载。 我认为两者只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纬度，都有夸饰成分。《史记》要突出圣人之道，为后世立典范，肯定过于美化。而《竹书纪年》实出自魏襄王的汲冢竹简，为魏国史书，三家分晋，魏本得国不正，没必要讳饰，因而更接近历史真相。 大家觉得呢？但否定尧舜禹启之贤，肯定也有失偏颇。如果再有几种原始记录，恐怕更有利于我们还原真相。但那是种奢望！ 我认为《竹书纪年》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先秦著名思想家韩非子有这么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在韩非子这里却成了“舜逼尧，禹逼舜”。若是属实，那么这种禅让的本质，与后来曹氏、司马氏篡权模式如出一辙。这个说法只是韩非子杜撰出来的么？或者他有秘密的资料来源，而这个资料是其他人所没看到的？ 一本神奇的史书破茧而出后，让问题水落石出了。这本书就是对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后来秦始皇一统中国后，把六国史书都给烧了，魏国史书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数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盗墓事件竟然让这本史书得以重见天日。 据《晋书》所记，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数十车的竹简，其中便包括这本非常珍贵的魏国史书。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故而称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与正史的记载有许多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小民们看的，而是给君主看的，这是属于内参，绝密。给普通百姓看的，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历史。现代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竹书纪年》是如何记载舜取代尧的事情呢？共有几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弃，他是帝尧的同父异母兄弟，被舜任命为后稷，后稷是主管农事的官名。）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学传统的“禅让”美德。原来舜是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又斩断了帝尧与儿子丹朱的联系，以此逼迫帝尧让位！ 原来这竟然是“禅让”的真相。舜的手段，与后世的王莽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舜侥幸得到善名，而王莽却得到恶名。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的说法，与韩非子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为什么在学术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只有韩非子提到帝尧是被舜逼迫让位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人看不到内部史料。韩非子是韩国公子，而韩国与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史料中从五帝时代到晋国时代的记录，在韩国也应该保留一份。韩非子以王室贵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触到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写出“舜逼尧”的观点。 当舜大权在握时，便开始清洗异己势力，把刀口对准反对派，以武力手段镇压自己的对手。铲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学派认为是舜的功绩，由于汉代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一枝独秀，所以很少有人去置疑所谓“四凶”的说法。现在我们摆脱了传统儒家史观的束缚，可以好好探讨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欢兜、三苗、鲧，其中共工、欢兜、鲧都是人名，三苗则是九黎分离出来的一个部落。在传统儒家看来，四凶都是罪行滔天，十恶不赦，可是他们到底犯什么罪，没有人说得清楚。
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尧以天下禅舜，鲧为诸侯，怒于尧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兽，召之不来。帝舜于是磔杀之于羽山。” 再看看韩非子《外储说》的说法：“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之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 因此，共工与鲧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反对舜称帝。 鲧与共工是因为反对舜而被杀死，这已经有明确的证据。那么欢兜呢？欢兜之所以在劫难逃，是因为他与共工关系密切，他曾经在帝尧面前称赞共工的业绩。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诛，欢兜自然被牵连，流放到崇山，据说后来投南海自杀。 至于三苗，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镇压。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有这么一句：“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四凶”、“四罪”，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舜，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恰恰印证了“成王败寇”的说法，成功的人就是圣人，失败的人就是恶人，所以舜成为圣人，而鲧、共工、欢兜等则成为千年流传的恶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舜取代尧，并非禅让那么平和、那么一帆风顺，实际上充满了血腥的政治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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