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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一则新闻引起我的注意：赴朝志愿军烈士方鸿有的亲人找到了，该烈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第34师第101团警卫连战士，牺牲于1951年5月20日…… 我瞪大眼睛一下坐直了身体，这不正是爸爸的战友吗，他们牺牲的日期还是同一天！ “方鸿有烈士会不会就是你爸爸的警卫员？”看着朋友康明发来的短信，我一阵心酸。方鸿有烈士的遗骸在2014年已经归国，但我的爸爸却至今不知埋骨何处，近七十年来，这一直是我们家难以言说的伤痛。 多年以来，“爸爸”这个词在我们家很少提起，因为一旦提起，妈妈就会泪流不止。 1958年我7岁，被送进北京一所寄宿制小学。学校放假时，包括我在内的几十个孩子被老师叫到一处，给每人发了几块糖，说是学校给烈士子女的一点关心。 我这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烈士。 回到家向妈妈问起，她什么都不说，只是不停地流眼泪，而后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翻开，指着其中一张对我说：“这就是你爸爸。” 我凑过去，只见照片中的人头戴军帽，面容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 我爸爸 妈妈用手轻轻摩挲着照片，眼泪一滴滴掉在照片上，再也说不出话。 尽管心里堆满了关于爸爸的问号，但看到妈妈那么伤心，我再也不敢多问一句。 妈妈也从不主动提起。 直到后来我长大，需要填写一些履历表，不得不向妈妈问起爸爸的情况时，她才会说一些。每次说起，总是夸爸爸的各种“好”，说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不仅人长的好，有学问，能力强，还写得一手好字，脾气也特别好。她常说：“你们啊，一个都不如你们爸爸。 爸爸写得一手好字 从她的语气中，我能感受到，她对爸爸一直都难以忘怀。 我的爸爸叫臧克力，1918年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的一户地主家，与诗人臧克家是同族兄弟，高中时就参加了革命。 他与妈妈是在同一个部队里认识的，那时候，爸爸是第12军第34师第101团政委，妈妈是二野军大三分校的指导员，妈妈为人热情善良，乐于助人，爸爸对她很有好感，但妈妈那时候已有个孩子。 妈妈名叫崔枫，出生于河南孟县，为了能免费读书，14岁就随姐姐到太行山根据地参加了革命，20岁时嫁给了入党介绍人、时任二野六纵营教导员丁泊生，但没多久，丁泊生就在鲁西南羊山战役中牺牲了，给她留下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儿子。 爸爸知道妈妈有烈士遗孤，但从未结过婚的爸爸不但不介意，还常常帮助她们母子。后来，他们在首长的撮合下结为夫妻。 爸爸妈妈刚结婚时 婚后两人感情非常融洽，爸爸对妈妈的第一个孩子视如己出，这让妈妈十分感动。1950年，我的姐姐出生，为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喜悦。 但那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了。 1951年3月，爸爸随部队奉命入朝参战，妈妈作为医护人员，也要一起赴朝。临走前，将我哥哥和姐姐送回了河南姥姥家。 他们两人一起去到朝鲜后，不久就分开了，妈妈留在后勤工作，爸爸则要上前线。临走前妈妈十分担心，爸爸笑着安慰她说“没事、没事”，手一挥，大跨步走了。 两个月后，妈妈接到了噩耗。 师长尤太忠亲自找妈妈谈话，把爸爸牺牲的情况告诉了她，而她当时已身怀六甲。 五个月后，我呱呱坠地。 爸爸去世时，妈妈26岁，大哥4岁，我姐姐才6个月。如今想来，不知妈妈当时是如何强忍巨大悲痛，挺过这个难关的。 爸爸赴朝前在重庆留影 回到国内后，妈妈去山东找到我奶奶，告知了爸爸的死讯，奶奶哭得死去活来，但那时候奶奶家早已家道中落，迫于生计，妈妈后来将还在吃奶的我也寄养在河南姥姥家，然后回部队上班。 我一直在河南长到4、5岁，才被妈妈接到身边。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除了我们兄妹三人，还有姨妈的孩子——妈妈参军的姐姐、姐夫也在战争中牺牲了，留下一个儿子，妈妈就把他接到家里共同抚养。 四个孩子分别姓丁、臧、何，后来，妈妈干脆把我们的姓都改成了崔，随她姓。 妈妈和我们四个孩子，左一是我的表哥 我的大哥直到16岁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妈妈的厚影集里，有一张我爸爸妈妈牵着1岁的他拍的照片。后来妈妈告诉了他真相，他一时间很难接受，性格也变得更内向。 关于爸爸牺牲的情形，妈妈一直不愿意提起，直到她年老之后，才断断续续告诉了我们，后来我又查看12军的军史，才完整还原了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 1951年5月19日下午，爸爸所在的第34师接到协同第27军攻歼丰岩里的命令。 由于时间紧迫，为了让部队按时赶到指定地区，在没有炮兵支援的情况下，师长尤太忠命令第100团和第101团先后出发，两个团开始取道麻田洞、下松峙前进，途中遭遇敌人顽强抵抗，随即改变路线，绕道新村。 爸爸与团长张超商议，先由爸爸带队尾随第100团前进。后来张团长赶到前面与第100团的领导商议划分各自的作战任务，决定由第100团负责西北两面，第101团负责东南两面，组成环形防御队形。 等张团长急急忙忙赶回团里传达战斗任务时，却听说了我爸爸臧克力牺牲的噩耗。 几个小时前两人还在一起商议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张团长抑制内心的悲痛对身边的参谋长说：“我和臧克力是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就认识了，解放战争初期调到一个旅，他当组织科长，我当作战科长，抗美援朝又来到一个团，他当政委，我当团长，每天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哇，在去朝鲜之前，臧克力原本要被调到机关单位工作的，但他说要等打完这一仗再说……” 解放战争时期的父亲 副政委左三星哭着向团长讲述了爸爸牺牲的过程： 天快亮了，眼看张团长还没有回来，臧克力放心不下，就决定到第100团找张超。他随身带了一名警卫员。但去了很久之后也没有消息，左三星赶到前面去找，在前沿突击排，他一眼看到臧克力倒在一条小河的左边，警卫员则倒在右边，两人都牺牲了，明显是遭到敌人炮击，鲜血染红了河水。 当时敌人还在猛烈炮击，左三星只好叫来保卫股长，先就地掩埋了遗体并做上标记。 按照当时的规定，团级以上的干部遗体都必须运回国。 于是第二天，警卫营长齐少艺带了一个小分队去到小河边，准备把我爸爸的遗体挖出来抢运回去。刚挖出人用河水把脸部洗干净，准备让担架员往下抬，美军的坦克突然来了…… 当时，101团已经撤出战斗，执行带出臧克力遗体的小分队仅有一人生还。 几十年来，最让妈妈难以释怀的就是爸爸没能回来，甚至遗体都不知在何处。 每当清明，我们只有面朝北方，遥遥祭拜。
我们兄妹三人长大后，都陆续穿上了军装 年纪大了以后，妈妈越来越怀念爸爸，每次说起都特别伤心。1994年，我妻子听人说位于丹东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可能会有爸爸的名字，就带着妈妈去祭拜。 妻子告诉我，一路上妈妈特别沉默，只叮嘱我妻子，要提前帮她买一捧红玫瑰，而且要99朵，她要亲自给爸爸献花。 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年近70岁头发花白的妈妈，手捧99朵鲜艳的红玫瑰，颤巍巍地站在烈士陵园的英名墙前，昏花的眼睛焦急地寻找着那个她最熟悉的名字。 可找了一上午，都没有找到，妈妈失望极了。 我妻子带着她去找烈士陵园的负责人，希望寻求帮助。 在查找完资料后，对方摇摇头告知，那里并没有我爸爸的名字。妈妈只好含着眼泪将99朵玫瑰轻轻放在了纪念碑下。 当天晚上两人住进宾馆，半夜，我妻子被一阵压抑的哭泣声吵醒，抬眼一看，是老妈妈正躲在被子里伤心啜泣，我妻子连忙过去安慰，结果她哭得更伤心了，最后直接号啕大哭起来，整整哭了一夜。 那是她压抑了几十年的泪水。战争让她接连失去两任丈夫，家庭支离破碎，也让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笼罩在没有父亲的阴影中。 归途，我妻子为了让她宽心，便带她到鸭绿江边看风景。妈妈站在江边，望着滔滔不绝的江水，不禁回忆起过去，悲痛欲绝地说：“真不想活了，现在就跳进这江中，顺水追随他去……”
妈妈和我妻子在鸭绿江边 我妻子吓坏了，赶紧拽着她回到车里。 回来后，妈妈一下子像是老了许多，常常一个人出神地望着窗外。 后来，她们还去过沈阳的烈士陵园寻找，但也无果而返。 一年后，妻子因为工作再次去到丹东，并顺道去了烈士陵园，意外得知，那个陵园已经将我爸爸的名字加了上去。 她赶紧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终于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2004年，妈妈突发急病离世，临终未能留下只言片语，但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没有放下爸爸，她唯一的心愿是能找到爸爸的遗骨，让他回家。 她曾告诉我，爸爸牺牲的地方叫自隐里，从卫星地图来看，那里如今是韩国的一个偏远山村，只有很少的几户人家。 从2014年起，韩国开始向中国归还志愿军的遗骸，离开祖国60多年的烈士英灵终得魂归故里。 这事让我很是振奋，但几年来，爸爸的遗骸依然不知所踪。 今年清明前夕，同为志愿军烈士后人的康明给我发来了烈士方鸿有的信息，康明猜测他可能是我爸爸的警卫员，但我记得妈妈曾告诉我，爸爸的警卫员姓张。 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第12军后代的微信群，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准备下月就启程去韩国自隐里，希望寻着第五次战役的路径去寻找爸爸当年的足迹，更希望能出现奇迹，找到爸爸的遗骨。
我（右二）与34师后人合影 清明给妈妈扫墓时，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她，我想她地下有知，一定会十分欣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我的家族长辈、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诗句。爸爸臧克力正像第二句写的那样，虽然离开我们快70年了，但他和他千千万万的战友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中，但愿他们能早日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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