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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明永乐 青花披肩花缠枝莲花盖罐 无款，高27.5cm 本品造型敦实端庄，釉汁厚润泛青，胎骨雅洁坚致，罐身上下分别装饰云肩式图案和折枝花卉，主题纹饰为缠枝莲纹，所绘莲花朵朵，硕大饱满，枝蔓轻柔舒展，荷叶俯仰有姿。所见青花一色，浑厚深沉，锡光迸发，极得水墨意蕴。布局疏朗清逸，诸式纹样气韵生动，空灵潇洒。底部涩胎无釉，抚之光润细腻，可见陶土淘炼之精，足墙平扁敦实，修整工致，泛出一层橘红之色，乃垫烧高岭尾砂所致。 其罐盖为清代雍正御窑所后配，原盖应该在雍正朝以前已佚。其发色苍雅清丽，运用点染技法绘画纹饰，刻意追求摹古的效果，虽无永乐青料深入胎骨之力度，亦足见雍正一朝好古之情。对于清宫旧藏前代名窑，雍正皇帝颇为关注，常以之摹古，对当中缺失配件的器皿，往往谕旨御窑厂补造，以得成全之美。据清宫造办处文档记述：“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郎中海望持出葫芦式磁壶一件。奉旨：将此壶交年希尧照其款式仿烧造几件，其釉水如不能十分像，些须深浅亦可，将原壶上添一盖。” 以此推知，当年雍正皇帝肯定下发类似的谕旨为本品烧造盖子，方有今日之完美。永乐罐身雍正盖，此可谓明清两代官窑的连理之作，使人不由想起《饮流斋说瓷》开篇之名句：“瓷虽小道，而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明代永乐与清代雍正皆为官窑青花瓷器的鼎盛时期，本品集二者为一体，展示明清两代鼎盛时期之不同国运气象，殊为难得。 此式青花盖罐为永乐御瓷之经典隽品，存世至为罕见，除本品之外，仅知三例，分别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带原盖 ，高28.5厘米，无款，年代定为宣德时期，参见《故宫藏明初青花瓷器》页220 ，图111；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缺盖，高20.7厘米，无款，参见HE LI著《Chinese Ceramics》页221，图407；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缺盖，伊斯兰式镶宝石铜包口，高21.6厘米，参见《东洋陶瓷大观》第6卷《维多利亚及阿尔波特博物馆》，黑白图版146。 永宣青花御瓷在明后期已经备受世人推崇，本品作为永乐御瓷之名品自然成为收藏和摹古的重点，嘉靖时期御器厂已成功实现对本品的摹造，实例见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立博物馆典藏“嘉靖 青花莲唐草文壶”，高20.5厘米 ，底署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款，参见《东洋陶瓷大观》第3卷《雅加达国立博物馆》，彩色图版80。 备注：徐展堂“在望山庄”旧藏，香港苏富比1989.5.17，Lot117 展览：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纪念展 1990.11.30-1991.2.10香港艺术馆；文物精粹——徐氏艺术基金藏陶瓷青铜器选，1980年 出版：《历代文物精粹——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纪念展》第132号；《文物精粹——徐氏艺术基金藏陶瓷青铜器选》图77 RMB 14,000,000 512明天启 米万钟制青花洞石花卉出戟觚 款识：“天启年米石隐制”，高32cm 本品隽秀挺拔，别致典雅，摹仿殷商青铜四方觚，圆腹随形四角出戟，硬朗而精巧。觚之上部四面绘以青花洞石四季花卉纹，腹部四壁装饰折枝花卉托“卍”字纹，下部则是葡萄丰收图。其釉白皙，其胎厚实，青花淡雅妍美，所画纹饰告别以龙凤为特征的宫廷艺术图案，代之而起则是反映自然意趣的洞石花卉和葡萄硕果，生活气息浓郁，笔法奔放之中不失稚拙之气，予人倍觉清新悦目。 观之造型奇特，线条曲折收放，成型工艺必为复杂，景德镇称此类器物为“镶器”，不用拉坯，只能拼合方成，烧造当中更容易疵裂变形，明万历王世懋《窥天外乘》记：“盖窑器圆者，碹之立就，倏忽若神。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余皆置之无用。”因此力求造型周正，实是百里挑一，若如本品者，殊为可贵。 明后期花道之流行遍及文人士大夫阶层，花器之抉择更为瓶花之首要大任，青铜觚以优美之造型备受众人推崇，如袁宏道（1568-1610）《瓶史》所言：“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故慕古所至，以瓷制器，不失意韵，本品之出现堪称花道佳器。 较之其它，本品最为独特之处则是口沿下横书[天启年米石隐制]青花单栏楷书款，表明器物烧造时间和归属，颇为重要。铭款所言米石隐者，乃明末著名书法家米万钟，其字仲诏，号友石、石隐，生于明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原籍陕西安化，后随父居燕京，米芾后裔。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4年）进士，次年授永宁令尹，三十一年改铜梁县令，三十六年授江宁府六合县令，有善政，得民心。后为浙江参政，历江西按察使，山东参政。后为魏忠贤党所污，被革职。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起用为太仆少卿，同年遂卒。长于诗文，有《澄澹堂文集》十二卷、《诗集》十二卷等存世。善书画，簿书之暇不废清课，所书画皆临摹晋宋名家，精鉴别，好收藏名迹，行草书得米氏家法，浑朴丰厚，俊迈豪放。与邢侗、董其昌、张瑞图并称“明末四家”，与董其昌并有“南董北米”之誉。擅名四十年，书迹遍天下。山水得倪瓒法，花卉似陈淳。又善画石，间亦泼墨仿米法作巨幅，气势浩瀚，烟云滃郁，令人叹绝。 米石隐不仅翰墨书法驰誉天下，而且石刻、琴瑟、棋艺等方面造诣颇深，更以自家园林——勺园名噪一时。勺园，建于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三年间（公元1612年-1614年），位于今北京大学校园内，取海淀一勺之意，故名，又名风烟里。占地约百亩，擅水之胜，一望尽水，复以长堤、幽亭、虹桥相映衬，有江南水乡之趣，是明末北京最著名的私家园林之一。孙国敉《燕都游览志》中有《勺园胜景故事题咏》一文，可让我们追溯勺园昔日之盛： 勺园径曰风烟里，入径乱石磊砢，高柳荫之，南有陂，陂上桥曰缨云，集苏子瞻书，下桥为屏墙，墙上石曰雀浜，勒黄山谷书。折而北为文水陂，跨水有斋，曰定舫。舫西高阜，题曰：松风水月。阜断为桥，曰逶迤梁，主人所书也。逾梁而北为勺海堂，吴文仲篆。堂前怪石蹲焉，栝子松倚之。其右为曲廊，有屋如舫，曰太乙叶，周遭皆白莲花也。东南皆竹，有碑曰林于澨。有高楼涌竹林中，曰翠葆楼，邹迪光书。下楼北行为槎枒渡，亦主人自书，又北为水榭，最后一堂，北窗一拓，则稻畦千顷，不复有缭垣焉。 米万钟曾经在江浙为官，深谙江南园林之趣，因此勺园颇多学习江南之处。《万历野获编》便称：“米仲诏进士园，事事模效江南，几如桓温之于刘现，无所不似”。勺园因借远山近水，其建筑景观布局、匾额楹联设置皆赋予文人追求自然、寄情山水的文化底蕴，惹得当时京城文人墨客皆往游览，极一时之盛，米氏不禁自诗《勺园》一首谓： 幽居卜筑藕花间，半掩柴扉日日闲。 新竹移来宜作径，长松老去好成关。 绕堤尽是苍烟护，旁舍都将碧水环。 更喜高楼明月夜，悠然把酒对西山。 诗中得意之情流露无遗，无奈米氏逝世以后，勺园遭逢甲申之变，一代名园毁于战乱之中，昔日之美景永成追忆。所幸勺园建成后的第二年（公元1615年）米氏曾邀友人、著名画家吴彬绘制《勺园祓禊图》（图一）手卷流传至今，借其神手我们得以观览勺园当年之盛况。后公元1617年米氏自己亦依《勺园祓禊图》绘制了《勺园修禊图》一幅，两者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另见米氏所作《勺园图》现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以上三者是目前所知以勺园为主题仅存的三份图像资料，异常宝贵。 本品正是当年米氏为勺园专门订造的花器，应装饰其某处书斋或居室，掬芬芳于其上，增厅堂之春色秋意。天启一朝七年之久，米氏之订造时间将会是在哪一年呢？前述提及米氏曾为官江西，至少这一经历是最有可能促成订造一事。根据《明熹宗实录》卷之四十一 “天启三年十一月”所载：《庚辰 升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米万钟为江西按察使分守饶南》。米氏新职为江西按察使派驻地方的官员，为正五品。明朝省级地方官分为三司，分别是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司法，又设按察分司，分道巡察。饶南为江西按察使辖下之分道，是饶南九道的简称，管辖饶州府、南康府、九江府三地的司法事务，道治饶州府，而饶州府所在地即为鄱阳县城内，去浮梁景德镇不足一百公里，由鄱阳湖入昌江，舟行一日即达，订造自用瓷器自然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按照当时京城与浙、赣两地的交通状况和官员交接制度，估计米氏入赣到任应该在天启四年初，而去职则发生在天启五年遭魏氏阉党倪文焕弹劾之后，其间在江西时间不足两年，故订造时间应在天启四年与五年之间。 对于此次订造的具体情况，文献无载，我们仅能依靠流传至今极为有限的实物窥知一二。目前公开资料之中，除本品之外，署写米氏相关款式的瓷器共有三件。第一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青花花觚（图二），尺寸和署款与本品一致，纹饰相近，原为清宫旧藏，由此可见此式米氏订造花觚之可贵，深得满清皇室珍视。但两者细节上仍有两处显着的不同，首先，后者横款外栏为双框，本品则单框，其二，后者腹部纹饰为折枝花卉托佛教四宝纹（轮、螺、伞、盖），本品则为折枝花卉托“卍”字纹，两者虽是不同，蕴意却无异，应为配对之作。 第二件和第三件均为造型、尺寸、纹饰相同的青花折枝花卉纹撇口碗（图三），分别为美国观鹭园私人收藏和北京李氏所属。碗类署款为“天启年勺园制”，例如观鹭园藏品的写款则比本品圆润，笔力更见遒劲，其中“年”字符合正常写法，而本品则是“丰”年，比正常笔画多出一横，犹称奇妙。其余青花发色、画风、胎釉皆与本品无异。 除以上所知四方花觚和撇口碗之外，笔者于2006年春赴景德镇调查中，觅得十八桥窑址出土“天启年勺园制”款白瓷残片（图四），长10厘米，造型均不同于前二者，似是花盆之类的底部，胎壁厚实，上下没有纹饰，款字与前述二花觚相同，尤其“年”字写法一致，应出同一人之手。此发现意义有二：第一，丰富了米氏订造瓷之品类，存在类似花盆之类器皿；第二，以实物证明十八桥窑址是烧造米氏订造瓷的作坊窑场所在地。十八桥位于御窑厂的东南面，即今景德镇市区珠山中路南侧100米处（图五），为明中期以来瓷器烧造的中心窑场，明末清初正是其发展之巅峰时期，近年频频出土崇祯至康熙之际的笔筒、花觚、筒瓶、香炉等上品细料器残片，是目前景德镇市区唯一大规模出土发现明末清初时期高档器皿残片的窑址。（详见景德镇陶瓷学院黄薇讲师2009年6月23日在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专题演讲《明末清初瓷器在景德镇窑址的新发现》，载于《2009年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会刊》） 以本品为代表的米氏订造青花瓷是明末高档民窑瓷器大发展之前奏，为明末文人意趣与陶瓷艺术融合之先声。万历三十五年，御窑厂停烧，皇权退出制瓷业，优秀的窑工恢复自由，回归民间，当时主宰瓷器生产的是以文人官宦阶层为主的消费市场，这一阶层的思想感情深刻地影响着瓷器的风格，决定着瓷器的装饰和器型。文人意趣的因素在瓷器制作当中益见增强，在天启之后，瓷器正式成为文人个性追求的物品，用于装饰居家陈设或文房清玩，瓷画内容则是充满自然逸兴的山水题材和文学色彩浓厚的版画图案。为了满足自身不同爱好的要求，突出个性化，专门订制便应运而生。订制者自己提供瓷画的范本或转告自己喜爱的图文，委托瓷商为之即可。米氏是当今确认晚明时期最早于瓷器上署写姓名斋号的文人，其订造之举成为此次美学革命到来的标志性事件，从而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此例一开，蔚然成风，引领明末清初时期高端瓷业之发展潮流，后来出现的崇祯十一年慎读斎北沼主人、顺治十一年西畴书院等纷纷入景德镇订造，无不步其后尘也。（黄清华 撰） 备注：徐展堂“在望山庄”旧藏 出版：《历代文物精粹——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纪念展》第139号；《徐氏艺术馆》图92 RMB 12,320,000 513明万历 青花庭园凤凰纹大盖罐 无款，高67cm 本品造型端庄，雄健饱满，气势恢宏。“言必有意，意必吉祥”是明代工艺的一大特征。若以此观之，本品之装饰则是绝佳注解。其绘以双凤、双鹊、双鸳鸯，以及四季花卉与洞石牡丹等，可谓富贵长寿，吉祥之致。其占据最大画面的装饰为“凤求凰”图，因传说秦穆公的女儿爱上了吹萧的萧郎而嫁萧为妻，后来萧郎吹萧做凤鸣声，引来凰至，夫妇二人则乘凤凰而成仙，后人对这个故事进行描述，绘制图案，寓意对爱情的忠贞，夫妻和美. 本品所绘凤凰尊贵华丽，气韵生动。鸳鸯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水禽，飞则同振翅，游时同戏水，栖则连翼，交颈而眠。雄左雌右、灵性似通人类。古人将鸳鸯比喻为吉样物则是珍视鸳鸯和谐美好，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情操。图中鸳鸯戏水，意境幽远，引人入胜。喜鹊则是童叟皆知的吉祥鸟，因喜鹊一名“大吉”，故如本品所绘则寄予喜上梅梢，日日见喜之意。 本品之青花山石勾勒、渲染层次井然，尤具功力，锦地绘画于繁密中见灵动与挥洒，更有盖顶之宝珠底部做螭龙戏耍之情景，生动可爱，盖顶之“福”字做镂雕装饰，极具创意。 以上观之，本品集青花绘画与雕塑于一身，通体寓意吉祥喜庆，是为祈福好运之作也。 备注：徐展堂“在望山庄”旧藏， 纽约拍卖1997.3.20，Lot90 RMB 3,584,000 514清嘉庆 青花海水九龙葫芦瓶 款识：“大清嘉庆年制”，高30cm 嘉庆一朝御瓷之烧造远逊乾隆时期，无论烧造数量、质量和经费，与前朝相比均多有不同。其中经费一项尤为明显，嘉庆四年时定为“统以五千两为率”，较乾隆后期每年“约用银七千余两”少了近三分之一。依清宫档案记载，嘉庆五年进瓷记录为“上色呈样尊瓶罐共三十七件，上色装桶尊瓶罐共一百五十九件”；嘉庆十年则是“上色呈样尊瓶罐共三十七件，上色装桶尊瓶罐共一百六十三件”，与乾隆时期琢器烧造动辄过千的情况确实不能相提并论。 因此，嘉庆御瓷烧造规模缩小，尤其琢器数量锐减，故《景德镇陶录》卷二有载：“今上御极以来，诏崇节俭，每年陶器需用无多，而陶工益裕矣。”但因嘉庆元年至三年之际，乾隆为太上皇，烧造制度一切遵循前朝，据内务府嘉庆三年《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嘉庆三年发往江西烧造的官窑瓷器，尚须要求“一半乾隆款，一半嘉庆款”，如此独特的烧造现象是明清御窑绝无仅有之事，亦恰好说明嘉庆御瓷与乾隆官窑渊源密切，断不可截然区分。彼时工匠秉承前朝之造器精神，技术物料相同，故所出之物量虽少然其品质无异于乾隆后期，是为嘉庆官窑水平之最佳时期。 本品正是烧造于此独特历史阶段的上品御瓷，可证瓷史之不虚。其以葫芦瑞果为形，丰盈饱满，别致精巧，通体纹饰以青花绘就，口沿饰如意云头纹一周，此为乾隆后期经典的边饰，颇为流行，器身上下部绘以九龙闹海图，所见惊涛之上，祥云迤逦，火焰飞滚，诸龙苍健凶猛，叱咤风云，气势凌厉恢宏，更有一龙破浪而出，昂首欲飞，以致方尺之间，犹有排山倒海之势。其布局繁密而不乱，诸龙神态之描画精准，逼真传神，青花妍美淡雅，于莹润洁白的釉面映衬之下，更见亮丽非凡。底为卧足内凹，中心篆书“大清嘉庆年制”六字款，规整端庄，写法之特点与乾隆后期相同，如出同一人之手。 与此器同形者，可参考清乾隆绿地矾红彩云蝠纹葫芦瓶。九龙闹海纹饰为乾隆朝御瓷之中颇为重要而流行的装饰主题，传世实物中可见于数例，当中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清乾隆青花胭脂红彩云龙纹瓶”构图纹饰与本品最相近，可证嘉庆时期之粉本乃是承袭前朝而来。由于嘉庆皇帝意在励精图治，对工艺珍玩少有需求，故嘉庆一朝瓷器基本沿袭乾隆旧制，以最大限度保持了前朝的余韵风貌。 备注：日本藏家旧藏， 香港苏富比2008.4.11，Lot2831 RMB 13,440,000 515清乾隆 斗彩云鹤纹爵杯 款识：“乾隆年制”，高12cm 瓷爵作为宫廷用器在宋代已经开始，目前所见瓷爵实物最早为元代，在明清祭祀礼制当中更赋予重要的涵义，例如明洪武元年规定祭祀太庙需用“瓷爵十六”，明初多重白瓷爵，嘉靖时期霁蓝釉瓷爵广为流行，存世实物较为丰富。清乾隆以后，瓷爵既充当祭祀神器，同时又是为清玩摹古之物。 检视乾隆早期清宫档案，多次提及瓷爵的烧造情况。如乾隆八年御窑厂奉旨烧造“洋彩黄地锦上添花江山一统爵盘二件，洋彩红地锦上添花江山一统爵盘二件，青花白地江山一统爵盘二件”，后来乾隆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唐英烧好的“天神坛祭器一案、地祗坛祭器七案并备用祭器”送至宫中，其中天神坛一案，有白瓷爵十二支；地祗坛十案，有白瓷爵八十四支。可知，前者烧造是为清玩摹古之物，品类丰富，多为青花、彩瓷，有鋬，以佐执用。后者则是祭祀礼器，以纯色为主，例如黄釉、白釉、茄皮紫釉、鎏金彩，无鋬，器身装饰古青铜器纹饰。 本品形制仿商周青铜爵，别致古雅，杯口左右两侧中心处立两柱，附设一鋬，敞口深腹，下承三个高撇足。爵身绘画斗彩云鹤纹，彩料妍美淡雅，所见祥云迤逦，仙鹤，翱翔于其中，神姿各异，绘画细致清晰，釉质莹润光滑。以古之造型，添新之纹饰，其品格之高，当为乾隆皇帝的清玩之物。检视乾隆朝瓷质爵杯，未见与之相近者，仅此一例，是为孤品，犹可珍也。 备注：美国私人旧藏； 香港苏富比1975.11.17，Lot44 RMB 1,120,000 516清乾隆 松石绿描金粉彩莲花观音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高35cm 乾隆一朝堪称中国彩瓷历史之巅峰时代，其彩釉之丰富，品类之繁复，技术之高超，皆空前绝后，唐英引领下的御窑厂，极良工巧匠之能事，依遵乾隆皇帝之广博爱好，以瓷为胎，敷设彩釉，仿制诸式材质的工艺品，其范围涵括竹木玉石金铜等十数项，水平之高竟达以假乱真之地步，令人叹为观止。 本品乃摹仿景泰蓝（铜胎掐丝珐琅器）而成，于乾隆官窑之中堪称别致。其形尊贵秀美，装饰雍容华丽，通体施松石绿釉为地，瓶口自下为如意云头纹，莲花纹，蕉叶纹，变形螭龙纹，变形花瓣纹，腹部主题纹样为四面团宝相花纹，其余空隙之处点缀各式缠枝花卉纹，婉转舒展，颇见柔美之姿，瓶底饰如意云头纹。底部亦通施松石绿釉，中央以金彩写六字年号篆款，工致端庄，以金彩写款其实是为了达到全面摹仿掐丝的效果。整体构图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绘画细致工整，工艺精湛绝伦，松石绿釉匀净厚润，至为可爱，金彩辉煌夺目，诸彩绚丽浓妍，彰显出皇家富丽堂皇的至尊气质。 本品摹仿景泰蓝主要体现在色彩和纹饰方面，以松石绿釉摹仿景泰蓝之色地，以金彩勾勒替换掐丝，红黄绿三彩尤见景泰蓝之本色，具有视觉上硬朗深沉的质感，而纹饰之中绝不缺少宝相花一项，因为宝相花是景泰蓝最主要的纹饰，本品所绘宝相花之花瓣与花蕊色泽浓淡交替，正是追求景泰蓝填施彩料之效果，可谓仿古暗合，与之无二。 瓷仿景泰蓝技法应为乾隆时期所首创，嘉道二朝沿袭烧造。雍正御瓷之中未见有实物与之对应，亦不见于雍正十三年唐英《陶成纪事碑》的记载。纵观乾隆朝御瓷，运用此法俱为品格不凡者，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 粉彩绿地勾莲纹螭耳瓶”、北京保利2009年秋拍第2042号拍品“清乾隆 松石绿地粉彩“福寿呈祥”灯笼瓶”和香港佳士得2008秋拍第2566号拍品“清乾隆 绿地粉彩描金暗八仙纹象耳尊”，俱为金彩写款，风格如出一辙，可资参考。然与本品造型、装饰技法一致的同类作品，目前检视公私资料尚未出现，可见其珍贵难得。 本品流传清晰，原为日本著名古玩公司山中商会旧藏，曾着录于昭和九年（1934）山中商会举办的展览会图录《日本古陶瓷 支那古美术展览会》中。之后一直为东瀛同好所珍藏，当今重回故土，如斯珍品，岂可轻之乎！ 备注：山中商会旧藏； 中国嘉德2009.05.29，Lot1921 著录：《日本古陶磁·支那古美术展览会》图615，山中商会，1934年 RMB 1,3440,000 517清乾隆 粉彩百花不露地葫芦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高32cm 乾隆一朝，瓷艺精进，榷陶使者唐英殚心竭虑，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括中外良器之精萃，藉以御窑厂之能工巧匠，以瓷为胎，敷设彩釉，铸就千古不遇之辉煌。其间既崇尚复古，亦勇于创新，所带来的技术突破与艺术新姿采均在中国艺术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诚如《陶雅》所称：“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于鬼斧神工。”其中百花不露地一项为乾隆御瓷粉彩器之珍贵隽品，历为藏家所珍。 本品于乾隆御制彩瓷之中堪称别致，巧取葫芦为形，尊贵秀雅，装饰雍容华丽，通体点缀各式花卉，圃簇繁丽，上下相映，各尽其妍，种类之多，不胜分辨，使人仿佛置身百花丛中，目不暇接。其设计独具匠心，画面虽繁密却不乱，花叶分布各有主次，婉转舒展，颇见柔美之姿。其笔意精美绝伦，彩料妍亮，色彩搭配与转换之妙又恐非言语可表。底施松石绿釉，匀净厚润，中心书红彩篆款，端庄规整，足际处涂抹金彩一周，全器上下皆工致非凡，处处彰显出乾隆彩瓷无与伦比的华丽与尊贵。 百花不露地装饰之出现必在工艺繁荣之世，考其源流，可知雍正一朝为初创阶段，多见碗杯之属，花叶之间留有空隙，尚无致密之象，实物可参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乾隆之后发展至极致，嘉庆初年尚见。其工序之繁缛，设色之丰富，绘画之多彩，绝非数人之力可成，当为彩瓷之翘首。彩瓷之妙贵在工致，工致之本则在于良工与巧匠。百花不露地者，若无良工为之构图设计，巧匠为之敷彩洗染，何来一器成，天下宠？故其烧制颇为考究。 首先，需要内务府造办处出具画样，设计出百花齐聚之画稿，交付御窑厂作为粉本，其构思最妙之处则是尽收春意盎然之象而又无砌堆之感，殊为巧思。其次，御窑厂的工匠将画稿临摹勾勒于白瓷胎上，务必与原稿一致，同时又要照顾到器表不同于纸面的不均衡特性。百花不露地者花饰遍身皆是，故临摹工作最难，而临摹画稿为施彩绘画之基础，一旦有误，全局皆变，任其彩料何等妍美，画手如何高超，亦无法弥补画稿原有之神韵。第三，彩料配制之多堪称众瓷之首，百花不露地者一器之上所见颜色不下于三十余种，故绘画之前，彩瓷的所有颜料必须配备，种类繁多几近百种，均需一一调试。此项工作之完成需动用多少人力，耗费多少时间，预支多少成本，可想而知。最后，填绘洗染，必经画师数人之手，历十数日之功方可入窑。故一器告成，历时数月之久，耗资甚巨，绝非其它御瓷可比。如此繁复之至必将注定百花不露地者烧造不多，大器则更为罕见。 检阅公私典藏，乾隆朝百花不露地者寥寥无几，琢器不过五例，均典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当中未见与本品相同者，较为相近的一例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的“乾隆 粉彩百花图葫芦瓶”，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页159，图104。本品尊贵典雅，釉彩妍美多姿，洋溢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为所有百花不露地器皿当中，器型最美，高度最大，画工最精者，其珍罕程度必为世人所推崇。 （黄清华 撰） 备注：香港苏富比2004.04.25，Lot237。 RMB 22,400,000 518清乾隆 茄皮紫釉蒜头瓶 （一对）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高24.5cm 乾隆一朝蒜头瓶式样丰富，尤以本品最称俊雅秀逸，其线条柔美起伏，尽见迤逦之姿，所施茄皮紫一色，匀净莹亮，静穆古雅，胎骨细薄坚致，丽质怡人，远视之，宛若佳人玉立，风韵无限。颈部装饰二道凸起弦纹，为修长的造型平添一份韵律之美，饶见匠心独运。底部阴刻六字篆书年款，笔道精练有神，为乾隆早期独特之写法。茄皮紫釉创烧于明代中期，流行于清代前期，因色如茄子之紫，故得名。系以锰为着色剂，在850度左右火候窑温中烧成。其色紫中泛蓝，釉质肥厚光润，釉色有深浅两种，深者呈紫黑，浅者呈淡紫，以无裂纹者为上乘。本品即属于后者，釉水深邃饱满，一如成熟的茄皮之色。 此式蒜头瓶颈部有二道凸起弦纹，清宫原称为“双环蒜头瓶”，创设于乾隆二年五月，是乾隆早期御瓷尊贵之造型，有珐琅彩、青花和颜色釉诸品种。据乾隆二年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烧造瓷器处”记载：“五月十一日，首领吴书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传旨着将瓶样画些呈览，准时交于唐英将甜白瓶烧造些来。钦此。于本月十三日画得……双环蒜头瓶纸样一张……，奉旨，……交唐英照样发去烧造。”因此，此式蒜头瓶应为乾隆早期独有的式样，存世珍罕，除本品之外，茄皮紫一类仅见一例，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清宫旧藏“清乾隆 茄皮紫釉瓶”，高28.3厘米，不同之处则是后者无款，见《故宫藏文物珍品大系——颜色釉》，图166。其它同型异彩者可见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清乾隆 珐琅彩缠枝花卉纹蒜头瓶”，高18.6厘米，出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清代》页171，图112；香港苏富比2008年秋拍第2512号拍品“乾隆 仿汝釉蒜头瓶 ”，高23.1厘米；香港钟氏怀海堂收藏“清乾隆 青釉双弦纹蒜头瓶”，高29厘米，出自《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瓶》页188图52。以上器物写款皆与本品相同，亦为乾隆早期御窑厂所出，而茄皮紫一色最为珍罕。 本品集静穆纯色与尊贵造型于一体，且成对保存，至为可贵，可称孤品。 备注：香港苏富比2003.10.26，Lot56 RMB 7,840,000 519清雍正 柠檬黄地青花缠枝花卉仿汉壶尊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高34.5cm 本品羡取南宋官窑穿带壶之造型，以彰其端庄古雅之优美，外表装饰宣窑黄地青花之釉彩，以撷其苍妍璀璨之华贵。胎釉精良，抚之似玉，笔意细腻，点染深沉，颇获宣青神髓。敷设黄彩，匀净明亮，与青花上下辉映。其造型与此等釉彩相配，犹如天作之合，两者相得益彰。底部青花双圈内留白书写“大清雍正年制”楷款，笔道有力，工整俊秀。 黄地青花者为雍正御瓷名贵之品，始自明代宣德御窑，其中琢器尤为珍罕，公私收藏之中仅知数例，而与本品纹饰、造型相近者，惟见香港佳士得2000年春拍第1575 号拍品“清乾隆 黄地青花缠枝四季花卉纹荸荠扁瓶”。 如此罕少之成因皆源于雍正皇帝对御瓷的追求思想。纵观雍正一朝御瓷之烧造，许多隽品多为孤例，少见类似乾隆时期的成对之作。因为雍正皇帝强调是“同形而异彩”，相同的器型装饰不同的釉彩和纹饰，而每一品类往往仅烧造一件，越是名贵的品类越是体现明显，绝少重复。例如著名的十二色釉菊瓣盘和瓜棱尊，均强调多件组合，故每一件均不相同。此为雍正御瓷一大特点。又如本品造型除黄地青花一种之外，尚见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霁蓝釉和上海博物馆和瑞士Baur爵士典藏仿钧窑变釉（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清世宗文物大展》页219，图Ⅱ-45 清雍正霁青瓶，高25.3厘米。汪庆正《雍正朝之仿官、哥、汝、钧御瓷》见《Orientations》1991年第2期，图9，高28.8厘米）。在此审美思想引导下，雍正御瓷绽放出斑斓夺目的新姿采，形成种类丰富釉彩缤纷的局面。 同时，由本品造型与釉彩之组合可折射雍正皇帝对摹古的态度。在追求全面摹古之际，雍正皇帝绝不仅停留于此，而善于汲取前朝艺术精粹，移为己用，注重在传统构成因素中创新，借鉴原来的工艺造型和纹饰进行抽绎，组合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样式，寄予新意。官窑穿带壶为南宋插花之佳器，深受后世文人推崇，若得之于案头又何其惬意；而宣窑黄地青花者则是尊贵之至，为朱明御瓷之翘首，极具品格，取两者之长于一体，遂为独步有清一代的旷世名器，这正是雍正皇帝“师古而不泥古，仿古而不忘新意”的摹古思想体现。 RMB 33,600,000 520清乾隆 青花鹤鹿同春胆式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高26.3cm 本品俊秀优雅，小巧怡人，执之于手，甚适于心，器身以青花描绘《六合同春图》，图中合欢树前瑞鹿回首仰视，与飞翔在天的仙鹤相呼应，另一仙鹤则伫立在梧桐树干上，梧桐枝叶婆娑，生机盎然，虬枝蜿蜒于瓶颈之际，使得画面构图饱满，地上叠石错立，翠竹相掩。绘画精美细腻，处处一丝不苟，有如瑞鹿，均以极细之笔触反复点涂轻画，将鹿毛质感表现得极为逼真，其情态之写实传神，叹为绝妙，又见苍枝之渲染，叠石之层次，均展示非凡的绘画技巧。所绘青花出色秾妍，于莹白滋润的釉面映衬之下，益见清雅逸致。 胆瓶为古代瓷器典雅之式样，臻于宋代，盛于后世，乾隆皇帝对其优雅之形颇为欣赏，曾多次赋诗题赞，并在诗注中说明：“胆瓶、纸槌瓶皆瓶式之最佳者。”如《宋瓷胆瓶》中即赞咏：“恰似白描吴道子，观音妙相手中持。”（见《御制诗二集》卷之三十七）。作为花器，胆瓶更是深得宋明文人所推崇，明末《瓶花谱》记曰：“瓷器以各式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为书室中妙品。”乾隆皇帝追求文人之风雅，亦好宋明花道，对此当然也极为认同，清宫旧藏《弘历古装像图》之中，乾隆皇帝一手执笔，若有所思地坐在案前，左侧矮几上置放素雅胆瓶，插以横欹二枝梅花，极见逸趣。 除了对古胆瓶仰慕以外，乾隆皇帝还积极选择自己喜爱的纹饰和色釉品类，命御窑厂依胆瓶式样烧造，艺术水平非凡多姿，比如乾隆早期的挚爱御瓷——洋彩之中就不乏胆瓶之例，而且数量不少，多达六对，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华丽彩瓷——乾隆洋彩》页142-152，图45-50）。相关档案记载可见于清宫档案记载，如《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二年载：“五月十一日：首领吴书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著做瓶样画些呈览，准时交与唐英，将填白瓶烧造些来。钦此。于本月十三日，画得胆瓶纸样一张，双环蒜头瓶纸样一张……玉环纸锤瓶纸样一张，小胆瓶纸样一张，天盘口纸锤瓶纸样一张，首领吴书持进，交太监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准照样发去烧造。”档案所说“填白”瓶当是专烧制为珐琅彩所用白釉素胎瓶。目前常见乾隆御瓷胆瓶高度有二款，一约为23厘米，一约为27厘米，此件即为后者尺寸较大者。 本品寓意吉祥，以鹿、鹤谐音“六合”，所指天地四方（天地和东南西北）故六合同春寄寓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之意。六合同春图在清代康熙时期民窑青花瓷器之中非常流行，可参见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品（《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页476、477，图307、308）。但是作为清宫御瓷的装饰题材在康雍乾三朝均极为罕见。 因此检阅目前所见资料，未见有相同器物。惟见香港苏富比2008年春拍第2830号拍品“乾隆青花松石寿鹿图橄榄瓶”与之相近，该橄榄瓶所绘之瑞鹿、叠石、枝干等均与本品相同，如出自一人之手，故整体风格一致，两者当为同时期御窑厂之佳作，由此观之，本品当为同列，并且香港上拍之橄榄瓶有较大修理，而本件保存基本完好，当不失其应有价值。 备注：厦门文物商店库房旧藏； 中国嘉德1999.10.27，Lot803 出版：《嘉德十年精品录—瓷器·玉器·工艺品·家具》第79页 RMB 15,12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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