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熊先生担任终南印社社长时，曾接受南京印社秘书长刘春的一次电话采访。 下面就让我们还原先生这次关于南北篆刻差异等问题的深入而恳切的探讨。 1 壹 1 刘：赵社长，终南印社和南京印社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和深厚情谊，作为兄弟印社的社长您对我们的社刊《印说》有何看法？ 我们全体编委很想听听您的批评意见。 赵：《印说》杂志已经历了八个年头，作为一个地方社团的内部刊物来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印说》每一期四十八页，折合字数总共有十二万字左右，插图及其他内容以外，每一期的实际文字大概也需要八九万字，单单这样的一个数字，不要说是内行，就是一个外行来看，也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 做的很不错！ 这一点我很钦佩。 总体来看，《印说》具备下面这三个特点：一是大格局，二是高水准，三是全方位。 刘：赵社长您过誉了！ 赵：“大格局”是说《印说》能够把印章、印史的研究，中西学的研究以及地域性的艺术创作研究等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到、考虑到；就整体来说，《印说》在向一个高的标准看齐，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虽然不能用论文的标准去衡量，但是能够以高的标准去办，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关于“全方位”，可能与上面说的大格局有点重叠的地方，但是在全方位这一点上，我是从作者以及所介入的学术单位的地域性来着眼的。 参与《印说》的作者天南海北都有，打破了地方性杂志易局限于一地一域的限制。 篆刻说道底属于小众艺术，全中国玩篆刻的也就是那么多人，如果把门户封闭起来，那么最后就导致队伍越来越小，朋友越来越少，课题越来越窄，这不利于整个篆刻研究、创作事业的发展。 学术支持单位广泛，各地的作者都有，从年龄大的关注起，一直到青年才俊，这是我指的全方位之一。 “全方位”之二是关注金石学。 关注金石学就是关注篆刻的根本问题，篆刻这门艺术其本身是金石学上盛开出的一朵花，没有这个花金石学似乎不够绚丽，离开金石学的根，则篆刻这朵花必然枯萎。 徐利明社长在二十九期上撰文谈当今篆刻发展前途时，就指出当代青年印人其印风存在某些弊病，好像是三点，分析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传统印学底蕴。 1 贰 1 刘：您看《印说》非常细！徐社长的文章从三个方面检点当下篆刻创作之弊。 他纵观当下着眼篆刻发展，呼吁当代青年印人要意识到加强国学修养、把握传统文化内蕴、宏扬传统人文精神才是篆刻创新的正途。 赵：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西冷印社近年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其根本意思就是要关注一种文化，这点很重要。 当下某些人在评论篆刻艺术时仅仅把篆刻看成一个技术活，说的更高级一点仅仅是看成一个艺术性的技艺，这是不对的。 徐社长的文章也批评了这样的观点。 近几年有些人持这样的观点，认为：“我们就是搞艺术创作的，学术让搞学术的去搞，文化让搞文化的搞”。 这实际上不是提高了书法和篆刻艺术地位，反而是矮化了中国书法和篆刻的文化形象。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去理解篆刻艺术的文化内涵，浇水要浇到根子上。 刘：传统文化有它的内脉，印学亦如此，其内脉即是本身的归属性，离开它可能就缺失了篆刻的文化性，只能是技艺了。 赵：是的。我们曾经生活在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的时代，导致传统文化和我们产生隔膜。 今天需要补课，不仅是一代人，甚至是两代人。 在今天，重要的是从根子上认清篆刻艺术的文化归属问题。 1 叁 1 刘：当下的年青篆刻作者对印学文化普遍比较迷茫。 《印说》着意于印学文脉的梳理和拓展。 您如何看待我们的这项工作？ 今后《印说》怎么走？ 该做些怎样的调整？ 还请您给一些建议。 赵：当代两个机制的引入，对印学研究和篆刻创作有一定的干扰，但其中是有利有弊的。 一个是竞争机制，一个是市场机制，二者都带有功利性，但也同时促进了艺术的普及与发展。 关于功利，也要客观地看，比如说买一本书是要花银子的，创作也要买材料啊，都需要银子！ 面对诸多压力，年青的朋友急于表现自己的能力，这也是很正常的，其关键是对“度”的把握。 围绕《印说》来讲,就是我们该怎样很好地引导，把好的文化，优秀的传统，经典的范式不断地介绍给他们。 像我们这一代没有接触过的典籍就有好多，年轻朋友没见过的肯定会更多。 《印说》一年四期中，每一期可以有一个关注的主题，这个主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让尽可能多的朋友参与进来。 这样，角度能够多一点、话题能够深入一点。 客观地说，艺术的探讨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就是要给大家提供多样的方式和方法，让自己去思考、去选择。 艺术需要百家争鸣，而审美更存在着巨大差异，“环肥燕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有人喜欢胖，有人就喜欢瘦，你不能说谁错谁对。 刘：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向来尊重人的主观性，尊重主观就是肯定客观差异性，没有差异艺术也就不成为艺术了，更何谈学术。赵社长，您这个建议非常好！ 赵：这样《印说》每一期都有个关注的点，不一定非要找太热的话题，考虑到《印说》出版印刷的周期性，追热的反而不适合。追的太狠反倒显得咱们赶不上，还得累着。 1 肆 1 刘：是的！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向赵社长汇报一下《印说》编辑情况。 首先徐社长非常重视社刊的品质，每期确定责编二人，针对每一期我们是提前三个月做具体准备，从拟定主题到版块划分到到印前定稿我们全体编委碰头开会达四次至七次。 您刚才建议让南京以外的一些作者或者理论家共同参与来切入或提起一个话题，围绕一个中心共同探讨。 您的这一建议非常好！ 我认为这种方式肯定会提升《印说》的学术品味，综合视野肯定会超越我们几个人的视域。 尽管徐社长平时比较忙，但以他学者的身份来讲，他对《印说》的品质要求可没一点降低，本次名家访谈是他和南京印社另几位社长及全体《印说》编委共同商议的结果，其目就是为进一步提升《印说》学术层次而请大家提批评意见和建议。 赵: 以徐利明社长为首的南京印社和《印说》编辑部长期以来不懈努力，为当代的篆刻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关于请外地专家参与的问题其实也很好解决。 我的意见是针对每一期内容，由编辑部先拿出基本方案，分别列出三四个议题，然后发给相关的专家、朋友。 每个话题可长可短，也可以把诸多议题分割开，一个一个来，这样操作起来就比较容易，也相对集中。 提出三四个议题，每次用一个，下次需要时，再找另外一个议题。 议题不能太热，太热就牵扯时效，而《印说》对时效性是不易掌控的。 1 伍 1 刘：追求时效性其本身也不符合篆刻艺术本身的规律，作为艺术性和学术性兼具的篆刻毕竟不是时尚的东西！ 另外，赵社长，我想提一、二个关于当代篆刻创作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地城印风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像您所在的西安与江苏因地域差异两地印风存在明显的区别，而当下艺术创作受媒体的影响非常的大，不光是篆刻，还有绘画、书法的创作，创作方式、审美趣味的大一统使地域之风的差异日趋消融。 您怎么看这一现状？ 赵：第一点比方说南北差异，篆刻和其他相比可能是最明显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历史渊源。 拿陕西来说，是秦汉故都，秦汉印是公认的中国篆刻发展第一高峰，那么第二个发展高峰在江浙。 当江浙发展起来的时候，陕西却是空白。 江浙篆刻是从元朝开始的，从元到清数百年间是有传承性的，这恰恰是北方不具备的。 就我来说，我从来没见过篆刻大家是怎么刻印的，都是自己到书上找，自己琢磨出来的。 历史上西北没有在全国享有声誉的篆刻家，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也是南北差异的一种表现吧； 第二点就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客观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文化形态。 北方人生存在高原、沙漠的环境中，性格比较粗犷； 江南人是小桥流水人家的环境，难免多生蕴籍之情。 从适以生存的角度看，形成各自特点是自然的。 在篆刻上的差别，更重要的还是我说的第一点。 现在的问题关键是传媒的高度发展，原来一个人在家里琢磨三四年创造出的一些新东西，通过传媒，别人可能三分钟一看就会，比你聪明的人多着呢，这样导致什么结果呢？ 导致了所谓的时尚和流行，互相之间就被同化掉了，针对个人则是被异化掉了。 说到异化，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需要开放，它需要相对的封闭。 过度的开放会导致一些问题，完全的封闭同样也有弊病，如果都走向极端，最终恐怕连你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两者之间实际上仍然有个“度”的把握。 客观地看，鉴于上面说的几种情况，篆刻的地域风貌差异依然有所表现，但已经不是十分突出。 1 陆 1 刘：我读过彭德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画家的基本条件是少看或不看当下的一些展览，这也就是您说的这层意思吧。 确实时代风格、地域风格无形中影响着我们，适当的保持距离对艺术创作有好处。 赵：就是保持一种相对的封闭性。 就骨子里来讲，如果你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材料，你开放不行，封闭也不行，如果你真的是做这种事情的料，相对封闭比开放可能要好。 说到艺术创作，我认为是要循序渐进的，现在我年龄大了点，越来越觉得当年的激情啊、冲动啊，难免有些幼稚。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多了，读的书也多了一点，感到艺术这个东西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现象的外化形式，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愉悦并享受自己的生命。 如果享受之余还能给社会一点美的奉献，让别人，第二人、第三人，甚至更多的人从中得到愉悦，就已经幸莫大焉了。 刘：先自我愉悦，然后给别人以启示、启发，美感和再愉悦。 赵：这个转变有一个过程。 总之是不要把“艺术”想得太大，老有一个使命感啊，责任感啊，怎么样怎么样的。 前人讥为雕虫小技不是没有道理，与经国大事相比，篆刻可谓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大可不必和太多太大的社会、经济功能挂钩。 1 柒 1 刘：哈哈，您说的好！谈到艺术的功能，首先是它的审美愉悦功能。 过大、过多的社会、经济功能可能会变异艺术家，使他们走向非艺术。 社会上的爱好者更容易被误导，人性中原本的美性被“功利的艺术”遮蔽了，陷入其中反而影响人的人格健全啊！ 我有一个偏激观点：艺术过于群众化不利于艺术自身的发展。 李小山曾引林散之的话“书法热坏了书法”谈画坛状况。 扭曲、夸大艺术功能只能异化艺术，异化人性。 您如何看？ 赵：这个“异化”说到底无非是名和利，不就是卖两个钱在人面前感到很荣耀、很有面子吗，不就是追求比别人多挂上几个衔吗，衔一高价就高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说到底，艺术家要有意识地静下来，投入到传统文化的“根”上去，在修养上多下些功夫。 前人所提倡的诗书画印四艺兼及，现在还是要做，做与不做是完全不一样的。 二十年前我就开始这样做，侧重点先放在书法篆刻上，绘画和诗文相对少一点，近些年陆续在诗文方面补课，毕竟根基差，要慢慢来。 当时曾有人嘲笑，说你一个都未必能做好，还贪这么多。 他们所谓的“好”与“不好”的标尺，恐怕就是你是不是得奖了，是不是出名了，作品是否价涨了。 刘：他们多半强调艺术的社会经济价值，而不是艺术本体价值。 赵∶艺术修为达到怎样一种境界非常难衡量，就如同人的内心只有自己知道一样。 脚穿在鞋子里面，舒服不舒服，只有脚指头知道。 心里的那种愉悦啊，那种焦灼啊，观众未必能有深切体会。 别人怎么说，往往对自己没有太大作用，明白的人心里终究是会明白的，不明白的人跟他说也搞不懂。 1 捌 1 刘：美术史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风格是理论家、批评家研究、评述艺术作品差异性的语词标签。 而当下的创作境况是书画篆刻家唯风格是求，作品的文化内涵被视觉图式取代成为风格建立的标准并以此去迎合体制、批评的趣味，他们通过“图式”争夺“风格”话语，图式特征成为艺术家最直接的追求。 不知您是如何认识“风格”并构建您的“风格”的？ 赵：关于风格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好多人把形式和风格混淆起来，真正的风格应该是透过种种不同的表面形式，还能看到一个人骨子里的一些东西。 就像狐狸尾巴一样，藏也藏不住，掖也掖不住。 今天可能是工整的，明天可能是写意的，后天又有点前卫，其实这基本上都是形式上的变化。 上次我和薛元明就谈了这种观点。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求变，但我知道太工的我刻不了，像陈国赋那样的我肯定也不行。 就是这么一块材料，只能做这么大的东西。 做牙签好像有点可惜，做栋梁却够不上，做个普通房子的门窗还行，这门窗变来变去的，不管西式、中式总归还是门窗嘛！ 所以，这个变也是有局限的。 尽管主观上自己很想变，它仍是有限制的，受性格的限制，受天赋的限制，受学识的限制，受环境的限制……是带着“脚镣手铐”的。 如你不想变，那就更没的说了。 所以时尚、流行的东西我也在关注和吸收，关键看怎么样去做，在此过程中肯定要有选择和变化，其中又有一个切入点的问题。 这个 “点”很重要，你自己可能认识到了，或者你能力达不到。 只有自己能够着的，才有可能拿得回来。 如你看到某个东西好，那是美国的，手够不过去，也就拉不回来。 所以只有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才可以做成一件事情。 我希望能在一生的学习与探索中自然地形式所谓风格，所以迄今没有一个既定的目标。 1 玖 1 刘：构建个人印风已成为当代篆刻家的普遍艺术追求，与此不同，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篆刻家他们多和书画家、官僚、收藏家、鉴定家交游并受到赞助，他们的印风往往受当时文人、书画家、鉴藏家的品趣影响，如陈巨来与张大千、吴湖帆之间的关系，再如明、清收藏鉴定家用印普遍较工的情况等等。 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赵：我刻收藏之类的印肯定也是这样做，真正的鉴藏家懂得这个道理。 我平时刻印，写意性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别人让我刻收藏印，我一般刻得基本上是比较工的了，因为鉴藏印首先不能伤及书画藏品，不能在藏品上产生喧宾夺主的效果。 这涉及到印章的使用功能方面，我以为是要区别对待的。 篆刻家与书画家、收藏家交往影响其篆刻品趣的问题我也注意过，问题是你得先看看对方的修养。 你刚才说的年代是明清，明清时期无论是大书画家还是大鉴藏家，首先要在他们前面加两个字——文人。 他们首先是文人，或者是士人，是有文化修养的，所以篆刻家就比较好和他们接触、交流。 现在好多人都看不懂印，包括一些书画家，经常听说篆刻家给书画家朋友刻印章，书画家朋友基本都不用，他们用的往往有些稀奇古怪，这就说明在认识上已经形成较大偏差了。 1 拾 1 刘：当下的官僚、商人、画家已成了篆刻家的主要服务对象，被现实消費的印风和专业展览、媒体上的学术印风大为不同，这可是我们在专业展览、媒体上所看不到的客观现状。 被赞助的印风直接影响篆刻家的现实生存状态，现实生活中篆刻家更多的是处在创作的被动境地。 我觉得当代篆刻要独立首先是篆刻家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您如何看？ 赵：你说的对，但很不容易做到。 在这一点上，我自己是有所区别的，不去适应我也无法生存。 一般给领导、给老板刻的印章你说能刻那么多带写意性的、带有创作性的印章吗，不能，只能刻相对工整一点的。 我的印集里面很少收入这一类印章，不好意思拿出来，因为我覚的刻得不理想。 不过，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有眼光的“客户”多要求刻闲文印，并且在形式和风格上也允许篆刻家自由发挥，假以时日，应该能形成收藏者与创作者双赢的结果。 篆刻的发展是很特殊的艺术形式，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吃皇粮的书法家，吃皇粮的画家有，吃皇粮的篆刻家也没有。 只要汉字存在、使用一天，书法和篆刻就带有实用的尾巴，你永远割裂不了的。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从好的方面看，能使书法篆刻的发展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拥有一定的市场和一定的人群。 从坏的方面说，实用性限制了艺术的自由发挥，书法篆刻家只能在一个大笼子里充分表现。 话说回来，一旦汉字消亡了，书法篆刻变成了完全脱离实用的纯艺术玩意，其结果可能会更糟。 刘：如果这样就失去文化消费的内在意义了，失去了文脉可能就变成了时尚、花俏的装饰了。 赵：比如戏剧，现在看电视的、看电影的人很多，大多数人无暇去看慢悠悠的唱戏啊，观众还有，但是市场萎缩的非常厉害，客观上影响了戏剧艺术的生存与发展。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吧。
1 拾壹 1 刘：赵社长，今晚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在评说、建议《印说》之外，话题已经切入了当代篆刻创作的多个层面，你的观点非常鲜明。 接着当代的话题我想就当下陕西及全国印学理论研究学术现状方面请您为我们再作些简单评说。 赵：印学研究在陕西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一方面缺少传承，另一方面就是陕西的书法篆刻高等教育起步也很晚。 印学研究做的好的还是上海、江浙和北京。 比如印章拓谱及史料等方面，明清以来陕西几乎是空白。 再者，西北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来，只能靠二手、三手资料来做，这样的研究肯定做不好。 终南印社的张峰先生近年在《印说》发表了几篇文章，多为别人不太注意的内容，应该说有些意思。 他六十多岁了，比我年纪大，我觉得他做得比我好。 《印说》这个杂志我觉得当前宜定位在中等偏上的标尺上，不能做得太过深奥，否则不利于发展。 对于《印说》杂志，我建议制作一张回访单，列出一些问题，然后把单子发出去，让大家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回答。 你如果觉得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就可以选择回避，只要你愿意回答，三两句或者一篇文章都可以。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收集整理到一起，像我们平时提篮买菜一样，至于到了厨房，我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就看手艺如何了。
1 拾贰 1 刘：赵社长，您是我们南京印社的老朋友，南京印社的同仁都在关注您，最后请您给我们说说您目前的研究、创作动向。 赵：好的。我的篆刻创作是这样的，每年我自己拟定一两个小课题，可能是学术性的或者内容性的。 前年我做了一个古代货币文字系列，大概二十多方。 还有，就是用过去手边剩下的一些小石料进行独字印的创作，也辑为一册，《书法报》曾选刊介绍过。 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年我刻了老子的《道德经》，每章择句刻一方，共八十一方； 还有就是目前广东那边准备出版的“禅语印集”，那是我非计划中的，感兴趣的时候就刻，前后延续了十几年，刻了近八十方。 正好他们有出版计划就给拿去了。 二零零九年事情太多，基本上没有集中刻印，年底前从庄子的“秋水”里面选出二十多个词刻为一辑，算是对一年生命的告慰。 在创作形式上我没有什么限制，但近些年多留心于古玺形式和战国文字的研究与应用，像《道德经印谱》全部采用战国文字。 我并不是要还原战国文字的具体形态，虽然其中有几方难免形似，但更多的是把战国文字用印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用各式各样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今年我计划完成《干支印谱》六十方，稿子十几年前就勾画出来了，石头也定做了，兴趣来时就动手。 现在目力已大不如以前，希望自己能坚持长一点时间，多创作一些作品。 刘：赵社长，现在是夜里十一点十分。 我原预计用半小时打扰您，现在已经超过50多分钟了，您非常忙，我不能再多打扰了！ 真没想到您今晚侃侃而谈能有这样的兴致，您提出的观点、建议对我们《印说》来讲非常宝贵。 由此看得出您对我们《印说》的支持，最后我代表徐社长、代表《印说》各位编委感谢您，祝您晚安，预祝新年快乐！ 赵：不客气！谢谢你和《印说》全体同仁！
△治印【心有天游】（视频∣书画频道）
《长安艺文志》自3月21日推出赵熊先生老墙系列报道以来，反响良好。 我在开篇《陌上人如玉—先生赵熊》中曾写到本次策划的缘起： 多年出入先生门庭，深感先生的崇文求道，雅人深致。 也遗憾先生青年时期的求学轶事，大器晚成的治学心路历程与花甲后的孜孜以求的勇猛精进，缺乏一个系统的整理。 遑论先生大量的散文，诗词，艺术评论，书画篆刻作品虽有各种报道，但不免挂万漏一，面目雷同。 先生年入古稀以后曾手书一“口号”： 诗书画印，文人本分。 莫称有才，游心去闷。 娱己始终，娱人是运。 银货变通，柴米滋润。 得之即安，失之不吝。 由是孜孜，益学益进。 先生那日开玩笑对我说：作品、手稿、资料太多，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秘书来帮忙整理。 我也一笑作答：现在缺乏的是一个团队，来整理面墙斋这座宝库。 经过一个多月的初步整理和筹划：《长安艺文志》精心推出了这组策划。 连日来，每天都有爱戴先生学养风范，仰慕先生人品，书品，印品的朋友推送转发老墙系列文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