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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味的是，将“诗”和“远方”相提并论的版权是高晓松。这位音乐人几年前不经意说的一句话，竟成了大众耳熟能详的时尚名言，很让热气腾腾的诗界颜面尽失，心里泛酸。当下诗坛鱼龙混杂，人满为患，急功近利，“诗人”的美学公信力早已大打折扣，也就顾不了这么许多。我此刻想到的是，诗坛热得一塌糊涂，与“远方”有何干系？ 大半个世纪以来，新诗在中国的境遇堪称奇葩。文化荒芜年代，活跃在台面的“写诗者”不能算少，报纸上时有分行排列、合辙押韵的字样出笼，但终究属于假大空的口号，与诗的真谛相距十万八千里，之后成为文字垃圾和历史笑柄，也是必然。娱乐至死时代，按回车键成了流行动作，热气腾腾的诗歌表演有如人头攒动的广场舞，文字的搞笑功能被无限放大，遂又在制造垃圾，沦为笑柄。 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诗歌的某种“广场效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只适用于特定历史年代。比如田间，曾被闻一多誉为“擂鼓的诗人”，我读过他在抗战时期写的一些街头鼓动诗，印象最深的是，“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在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西蒙诺夫发表过著名的《等着我吧》，以一位置身硝烟、生死未卜的苏联红军士兵的口吻，写给遥远的心爱姑娘，现在读来，仍能感受其蕴含的人性深度和道德力量。“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勾起你的忧伤满怀，/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那酷暑难挨，/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往昔的一切，一股脑儿抛开。/等到那遥远的他乡/不再有家书传来/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亏了你的苦苦等待，/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来……”但是，在今天看来，这种作品更多的价值，还是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发酵、鼓吹与传播。 写诗这件事，永远只关乎灵魂与个体生命体验。201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美国摇滚歌星鲍勃·迪伦，爆出冷门。最先质疑的是曾经的诺奖得主尼日利亚诗人沃莱·索因卡，直言此事“荒唐”；继而秘鲁作家略萨指出，“诺贝尔文学奖是给作家的，不是给歌手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则哀叹，“我认为很多作家在那一天受到了伤害”。文学的尊严和寂寞，与娱乐时代的摇滚声浪很难融合，与群情激荡的广场狂热更是格格不入。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认为，“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进而得出“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的结论。这对于当下无厘头的诗歌大热，会有醒脑作用。 微信时代带来了诗歌广场的万众欢腾。新媒体环境使得写诗沦落成了搞怪的“行为艺术”，或分行排句的“工艺写作”。诗歌成了人人可为的最无难度的写作，“诗人”如过江之鲫，比比皆是，只要会敲字，会按回车键，就可以“著名”自居。各种诗歌选本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诗歌节、评奖、诗歌春晚、诗歌营销四处开花，个人或民刊制作出版的诗歌日历、扑克牌年选让人不忍目睹。有人设想，不久的将来会有诗歌积木、诗歌面巾纸问世——亦未可知。 只是这热闹的诗歌，与“远方”没有半毛钱关系。远方是一种心灵的视野和诗意的隐喻。远方之外还是远方，如泰戈尔诗句，“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远方是永无边界的移动风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远方充满了神秘的未知和无限可能性，“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方有梦，有泪，有爱，有心跳，有期待，令人心旌摇动。 19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相信，终有一天，人们不得不求诸诗歌为我们诠释生活，提升生活，用诗歌来慰藉灵魂、支撑精神。那时候，诗歌将把一切花里胡哨、起哄架秧子的热闹留给广场，然后默默奔向远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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