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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8年我军东北部队攻击锦州之前，最早的目标其实不是锦州，而是长春。由于国军在长春的防御体系相当严密，东野愣是没能打下来。当然如果东野不计代价的话，别说一个长春，就算是两个、三个也能攻下来。但是作为兵力两倍于敌人的东野部队，绝对不会仅仅为了一座城，不计战士们的伤亡采取强攻，而是使用了暂时搁置长春，围困这座孤城的战法，转而南下先打锦州，以实现迂回包围东北50万敌人的目的。48年国军守卫长春的是一位名将，叫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的学员，抗战时期就曾远征缅甸，执掌新1军和新6军两支劲旅，威名赫赫。  辽沈战役之前郑洞国率领手下的10万守军顶住了东野的几轮猛攻，这使得他对形势抱有一定幻想，以为我军拿长春没有办法，才将部队撤离，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我军包围整个东北的战略。郑洞国此后向南京方面表示忠心，一定要带着60军和新7军死守长春，战斗到最后一刻。就算无力死守，他也绝对不会投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带部下向长白山突围，宁可打游击也不当俘虏。郑洞国这样讲，而且此时他也确实是这么想的。郑洞国并不是一个喜欢吹嘘的人，相反在国军将领中他是一个务实派，为人低调谨慎。  虽然郑洞国本人还是决心继续死战，但是长春城内的国军形势却日渐恶化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由于我军大量兵力围在长春四周，国军没有有效途径把粮食和补给运送进城里。陆路被完全切断，采用空投的方式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一方面东野的1000多门火炮，包括高射炮在内是当时全军最多的，防空火力迅猛。国军飞行员怕被击中，执行任务时，飞行员们总是故意把飞行高度拉得非常高，完全超出了正常范围，这样在长春上空的投递精度明显下降，根本就是应付了事。而且国军的空军实力并不能算十分强大，全国只有不到400架飞机，东北区域的飞机数量就更有限了。就这样，长春逐渐成了一个水粮皆无之地，是一个绝地。  5个月的围困使得国军在城内的士兵一个个都是面黄肌瘦，别说和在外面包围的东野大军交战，就是自己站在城墙上都直不起腰来。60军和新7军内，士兵在1个月内多次发生哗变，军纪败落士气濒临崩溃。此时的郑洞国仍然很固执，不仅死守的意志没有丝毫动摇，还给南京方面多次写下亲笔信，表示在这样的危急关头，自己还是决心要和长春这座孤城共存亡。然而郑洞国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手下人可不是这样想的。60军军长曾泽生私下已经与东野部队多次沟通，商量好了手下部队的起义的时间，为了达成目的还不惜扣押了多名可能限制60军起义的友军军官，胁迫他们一同起义。而在60军起义后，实际上长春已不可守。郑洞国只得命令剩下的部队勉强突围，部下知道冲出去就是解放军的机枪和大炮，没人愿意送死，新7军也决定向我军投诚。  仗打到这个份上，郑洞国竟然还是没有回头是岸的打算，甚至想掏出枪一死了之。然而郑洞国的手下侍卫不让他这样做，反而强行从后面架着他，把郑洞国硬推出了银行大楼里的国军指挥所，出门面对东野指战员，要求他宣布投诚，给弟兄们一条生路。就这样，本来根本无意投诚的郑洞国，想自裁却没能实现，反而被部下强迫着出门投诚了。他也是整个解放战争过程中，惟一一个有如此经历的国军将领。别小瞧郑洞国手下人的这一“强迫”举动，这最起码让郑少坐了11年监狱，因为郑当时被算作“投诚”一类。而其他与郑洞国平级的杜聿明、廖耀湘等国军中将，因为是“俘虏”身份，都至少改造到195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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