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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
一、编纂情况 《后汉书》中有三段文字涉及《白虎通》的编纂情况，三段的内容多少有所不同。根据其中最长一段文字（《后汉书》卷三，第137页及以下）的记载，79年皇帝在一个诏令中回顾了官方提倡五经的步骤过程，并关注到自公元前124年设立五经博士以来就开始存在的各家阐释五经的差异。诏书中还提到了几家学派的成长，以及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论经；这一诏书还提及56年诏书所表示的对于五经章句烦多的关注，以及58年一份奏议中提出的要求重新审核五经经义的请求。这段文字暗示，这一请求是79年的确是为这一目的而召开的讨论会的缘起。这一讨论会在白虎观举行，参加者有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等人，讲议五经同异。由魏应承命决定哪些是合适的问题，淳于恭草拟答复，依照宣帝在公元前51年所立先例，章帝本人亲临大会宣布决定。大会上草拟了题为《白虎议奏》的议程记录。 《后汉书》中另一段相当短的文字（《后汉书》卷七十九上，第2546页）补充记载，这些讨论持续数月之久，以及是皇帝下达了编纂“通议”的命令。第三段文字见于班固（32-92）的传记（《后汉书》卷四十下，第1373页），据称，皇帝下令让一群学者解释五经并撰写《白虎通德论》；并命令班固根据已搜集的材料编纂一份事件记录。 二、标题和篇幅 关于该书的标题和长度有不同的记载。《隋书"经籍志》，第937页著录《白虎通》6卷；藤原佐世的书目中所列条目相似，但却有10卷，作者为班固等人。以后的笔迹在文本关键位置加入“五”这个字，但并不清楚这是否把条目中的卷数有意更正为5卷还是15卷。《旧唐书"经籍志》第1982页中该书仍旧名为《白虎通》，总共为6卷，注释中称章帝为编纂者。《新唐书"艺文志》第1445页所列《白虎通义》为6卷，并首次在本土的汉文文献目录中把作者权归在班固等人的名下。 《崇文总目》著录《白虎通德论》10卷，班固著，14篇，数字14很可能是44的笔误。《通志》收入《白虎通论》6卷，作者为班固等人。《郡斋读书志》录有《白虎通德论》10卷，作者班固；《直斋书录解题》记载《白虎通》10卷，共44门。上述绝大多数条目这些书目中出现于涉及经书和《论语》注释的门类。 在最近的版本中，这本书被分为2、4或10卷。无论分为几卷，目录都列出44个独立篇的题目，其中包括被分别列为“三纲”和“六纪”的两篇。这种分目是错误的，因为“三纲六纪”连在一起构成一个单篇的题目，正文中也是这样给出的。 三、该书的起源和真伪 以下关于这一主题的概述有待参见曾珠森的全面研究而得以补充完善，后文（六）引述这项研究。 通行本《白虎通》的真伪之所以受到怀疑有两个原因：首先，《荀子》的注中所引的属于该书的一条引文不见于通行本，不过四库馆臣并不认为这是通行本为伪的显著标志。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例，即关于该书的编纂和使用标题的多少有点不同的记述，使人对通行本与写于一世纪的原作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疑问。在这方面，四库馆臣认为该书的正确标题应该是《白虎通义》；他们暗示，使用《白虎通德论》这一书名是错误的，它只应适用于关于这些讨论的笔记，它比由班固受命撰写的相对较短的记述完成时间更早。周广业（1730-1798）部分同意这一观点，他要信，“白虎通德论”这个名称的使用乃是源于错误地混淆班固的两部著作，即《白虎通》和《功德论》，他更赞同用《白虎通》这个标题。 庄述祖（1751-1816）强调关于议程的原始笔记和通行本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前者总共超过100卷，而后者的各章是后来的伪作。孙诒让（1848-1908）赞成区分两套记录；他提示，79年进行的这次议程，与继更早的、发生于公元前51年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之后的那次相似。这两次中所提问题与所做的答案的记录，都依照所讨论的每一部经书草拟而成。此类记录范围广泛，达到大约100卷，并以奏折的形式写成，到4世纪时已经佚失。另一份记录涉及对许多经书的一般性的关注，以不同形式编成，题为《白虎通义》。晚近时期的刘师培（1884-1919）大致同意孙诒让的观点，但作了部分修正。他强调，《白虎通义》由关于讨论的总结、皇帝宣布的定论和由班固个人撰写的部分组成。 与认为通行本源于班固草拟的关于79年讨论记录的观点不同，洪业认为这部著作是后来编写的。他引用具有对比性质的材料，包括班固本人撰写的《汉书》中的段落，得出结论说，通行文本是在晚些时候的学术背景下完成的，并且依据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的材料（包括纬书）写成。他认为编纂时间在213至245年之间，把著作权归于班固是四或五世纪以来的事。现存的著作反映出流行于汉末或稍后的思想，而不是79年的那些讨论中所体现的观点。 但是，洪业的结论，曾珠森斥之为无效，其根据是，洪业的论辩只适用于该书的一些部分而不能够依此怀疑该书总体的真实性。与其他文本的比较并不足以证明通行本是伪作，虽然这样做也有可能确认某些增引材料的年代为二世纪或以后。摘自类书或早期注解著作的引文能导出如下结论，在516年以前可能一直存在过一个比现行本更加完善的文本。洪业在后来的注释（《哈佛亚洲学报》第20期，1957年，第110-111页，注释○50中叙述了曾珠森的观点，并重申了自己关于《白虎通》成书于213-245年间的意见。 四、内容 通行文本被描述为错误的，时常收进不完整的引文，而且决不总是清楚的。文本中许多部分采取问题的形式，这些问题导向经书中某一段话的意义或权威性，接下来给出的回答又由另一段引文来给予支持。经常引用的是今文经的说法。 关于该书论辩的总结见于曾珠森的著作（见第71-72页）。其中还包括关于“第43篇”主题的详细记述（见第195-216页）。文本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爵与号的正确使用；封公侯；嫁娶）；宗教与哲学话题（例如：社稷；筮龟；牺牲；五行；灾变；宿命的观念）；自然界的特征（例如：四时；日月；天地）；皇帝与国家庆典的事务（例如：乡射；耕桑；巡狩；仪式；礼乐）；以及帝制政府（例如：京师；五刑；谏诤；辟雍）。 五、版本 以下的说明基本上局限于已经查到的各种版本。《哈佛燕京学社汉籍引得》第19-20页中列举的版本更为完善。 在目前缺乏更多资料的情况下，许多学者断定，现存该书的刻本，无论题为《白虎通》、《白虎通义》或者《白虎通德论》，都源于1305年的印本，并载有标定于这一年由严度和张楷所作的序。据张楷称这个印本本身是根据该书的一个稀有版本，即为刘世常（字平父）的私人所藏本刊印的。刘氏藏本有时被称为宋本（例如，《四部丛刊》的编者注语中即称宋版）。现存重印本可分为三组。 1．10卷本，每页9行，每行17字，见于 （1）《四部丛刊》本； （2）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手稿抄本； （3）《随盦徐氏丛书续编》。按，其正常格式有时会有所变动（例如，卷十第7页有些行有18或19字）。 稿本（2）（《四部丛刊》并未采用）附有一条注释，声明它依据的是1305年本的缩小本，并更正了原本的许多缺憾。它还指明1305年本的格式为每页8行，每行17字；明代附加的许多经文部分，在这个稿本中被移放到正文纵行的下面。这个稿一于1841年编成，同时还有一个类似的《风俗通义》的稿本。就现在能够确定的方面来看，（2）的本文与（1）是一致的，（3）的文本与（1）、（2）不完全一致，但是，它与前二者不同之处远远少于这三种版本与《两京遗编》中所收文本的不同，下文即将讨论这本书。版本（1）、（2）、（3）都收入严度和张楷的序文。 2．2卷本。这一文本被收入《两京遗编》（1582年），又据说由杨祜编辑。格式为每页9行，每行17字；未收入任何序言。在已经核查的7篇样本中，本文与藏于北京图书馆的一个版本并无不同。后者被确定为1305年版本的明代重刻本。这一稀有版本的格式为每页10行，每行16字，包括张楷和严度的序文，张文在前，严文次之。 上面所列的10卷本与2卷本这两个版本系统中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在7篇样本中所注意到的45例中，与《两京遗编》本和格式为每页10行、每行16字的版本相比，《四部丛刊》和另两种相关版本存在至少有28甚至可能是33处的明显错误（例如把“言”和“钊”分别错印成“下”和“刘”）。与其他版本相比，《两京遗编》本和格式为每页10行、每行16字的版本只在3处存在明显错误（如把“天子”错印成“太子”）。 3．每行20字的版本。 （1）见于吴琯编订的《古今逸史》（1571-76）；2卷，格式为每页10行，每行20字，包括张楷序和严度序。除了编辑者署名为汪士汉，并收入汪序以外，这个文本很明显毫无更改地翻刻在《秘书廿一种》之中。 （2）见于程荣1592年编订的《汉魏丛书》中；2卷，格式为每页9行，每行20字，包括由张楷、严度和冷宗元（1520年在世）所作的序文。冷序提及由傅钥（字希准，正德进士）对文本所作的修订。 （3）见于《广汉魏丛书》。根据《丛书书目汇编》（第472页），4卷本《白虎通》收入《汉魏丛书》76种。这大约是指何允中（1628年）的《广汉魏丛书》，该本很可能是4卷本最早的版本，并且成为卢文弨（1717-1796）和鹈石参（见下文）本的底本。该丛书中的《白虎通德论》的格式为每页9行，每行20字，书中的第一叶署明王道焜为编订者；他可能就是16世纪初叶的王道焜（字昭平）。收入张楷序文。 （4）见于王谟（1791-1792）编订的《增订汉魏丛书》；4卷；格式为每页9行，每行20字，有断句，收入张楷序和未注明日期的王谟跋，编订者署名为赵宜仑。 总的说来，这些版本所载文本与《两京遗编》本一样，避免了出现在《四部丛刊》中的错误。《古今逸史》、《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和《增订汉魏丛书》都有各自不同的错误或异文。 上述三组印本都避“恒”字之讳（宋真宗名恒，公元998-1022年在位）；“桓”（宋钦宗名桓，1126-1127在位）字有时不缺笔，有时缺笔。《汉魏丛书》完全保留了“匡”字（宋太祖名中用字，960-975年在位）；《四部丛刊》和《两京遗编》避讳有所不同。 由上述理由也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错误最少的1305年印本就是出现在《两京遗编》中的印本和明代格式为每页10行，每行16字的版本，这种版本的抄本现藏于北京。 六、注解和评注 1、卢文弨的校注本见于《抱经堂丛书》中，《丛书集成》据以影印（第238本）。卢文弨承认庄述祖的贡献，后者在1777年以前就已经着手校订现存版本。他也提到由吴槎客（18世纪人）提供的“小楷”本。在这一版本的补充注释里，卢文弨记载这种小字本的格式为每页12行，每行23字，并认为它的时代在南宋以前。很可能是根据了这一版本，他在文本的一处插入包括23字的一行（见《丛书集成》第285页，《四部丛刊》卷10，第8页；《两京遗编》上卷，72页上）。卢文弨还提到另一个归属于朱文游的小字版本和1305年版本。但是，他在准备编订自己的版本时，他并未见到这后两种版本，因此只能在印于正文之后的补充注释里提及它们。 现在不可能鉴定卢文弨所见的“小字”版本；似乎他最终才见到的1305年版本，其接近于《两京遗编》本有甚于接近《四部丛刊》本。在撰写该版注释的过程中，卢文弨访求了他所列举的一些明清版本。他所得到的著作包括1522年傅钥的本子（见上文，《汉魏丛书》中）、程荣的《汉魏丛书》、周广业的补注和何允中的4卷本。他写道，他改正了那种[1305]版本中的许多错误。他对《白虎通》文本的校订通常是根据类书的引文或者诸如此类的证据。 卢文弨的文本分为4卷，每卷又分为两部分。他写道，该书最初分为六卷，宋版扩为10卷，但是更为常见的印本都为4卷。由于得不到更早的本子，他只好保留4卷结构。卢文弨在列出43篇的标题时，插入了一个关于每一篇内容或论辩的分析性概述。 《白虎通》这一版本的文本，在每篇的不同部分之间分断。行之间的注释提供了对本文的解释和所校勘的理由。有时可能出现彻底的校改（如第26篇的由“文质”改为“瑞贽”）。卢文弨还收进张楷和严度的两篇序和他自己所作的序文；还有周广业对该书的叙述和卢文弨本人为1305年版所作的跋（未署日期）。正文后面有一个部分是由庄述祖和卢文弨本人搜集的佚文；然后是补注，以及那些只有在卢文弨的主要工作完成之后才可以得到的信息。 2、陈立（1809-1869）的《白虎通疏证》给出了新作的而且内容广泛的注解，这一版本有几种本子，一个未署名的单刻本包括一条尾注，注明该版为杨铎校。另一个印本收入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第1265-1276部分，该本共分12卷，在各卷末尾都注明校对者，分别归在吴大彬、汪之昌、何锡骅、管礼昌、刘毓家等人名下。陈立的序文写于1832年[原文如此]，他把每篇分为若干部分，把卢文弨的目录中所给出的注释用简短的话语附在后面。曾珠森认为，这个版本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提供了大量的注解，可是不知何故，却没有收入洪颐煊（1765-1837）的注释。 3、孙星华版本，分为4卷，附录4卷校勘记，他不时评论卢文弨的观点；孙星华最晚的注释注明为1895年。这个版本首次发表在福州书局重印的《武英殿聚珍丛书》中。并影印收入《关中丛书》，其中有由宋联奎、王健和吴廷锡署名的跋，年代为1934年。这个文本并没有追随上述各版的任何一种文本。 4、洪颐煊对一些问题的注释有时是也包含卢文弨观点的反驳。见《读书丛录》卷十六，第十四页上-十八页上（1821年）。 5、孙诒让的注释依据了1305年版本，并注意到卢文弨和陈立的观点；孙有时拒绝了卢文弨所采纳的异文，这些注释见于他的《札迻》卷十，第一页上-第六页上和他的文集中。另外，孙诒让在《国粹学报》55（社说）第一页上-第四页上中在《白虎通义考》（1909）的标题下，发表了他关于该书编纂情况的结论。 6、曾珠森提及王仁骏（1866-1913）的两本著作，它们还没有被查出下落。 7、刘师培（1884-1919）发表了文本注释以及对卢文弨、洪颐煊、陈立及孙诒让的诠释进行了评注，他还对著作的缺损或佚失的段落作了研究，由此而大大地超过了前代学者的研究工作。他的这些著作见于《刘申叔先生遗书》卷三十三和三十四。 8、金德建在《古籍丛考》（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中发表了两篇文章：（1）《白虎观与议诸儒学派考》；该文列出参加讨论的14名学者，并注明他们的学术成就，见第139-156页，署明写于1937年。（2）《白虎通义与王充论衡之关系》；该文讨论了《白虎通》与《论衡》的关系，见第157-166页。 9、关于其他不普及和不易得到的书目，参见《秦汉思想研究文献目录》第0904，0906，0909，0923和0925条。 10、英文中最完备的《白虎通》研究是曾珠森（1903-1969）题为《白虎通：白虎观里的全面探讨》（2册，莱顿大学1949，1952年）。在篇幅很长的导论中，作者考察了该书的版本史、内容及其在汉代经典研究中的地位。在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曾珠森注意到《白虎通》的真伪问题的考据性评价；注意到对经书的不同诠释和今古文学派的论争。该书的译本注意到《四部丛刊》本和卢文弨与陈立的评注。第1册收入4篇的英文译文，其余部分的英译和佚文一起见于第2册，第1册的注解比第2册更为广泛。 七、日本版本 上文提及，该书也收入藤原佐世的书目中，而且这个书名也出现在江户时代传入长崎的书目中。一个可能是以《广汉魏丛书》为底本的“汉文”文本中，编辑者题署为鹈石参和饭田忠兵卫，印刷时间为1662年。该本分为4卷，格式为每页9行，每行20字，并装饰以“训点”和“返点”，还收入张楷、严度和冷宗元的三篇序文，此外还利用以王弇州（17世纪人）和金府父（17世纪人）所著的导论作为进一步的注释。 八、索引 1．《白虎通引得》，哈佛燕京学社汉籍引得丛书第2，1931年。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 2．《白虎通索引》（附本文），中国哲学资料来源丛书第3，伊东伦厚编，东京：1979年。索引前有附有一篇讨论本文及其版本历史的导论。该标点本以卢文弨本为底本，附有参考文献。 3．《白虎通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即将出版。 ——鲁惟一 （杨筱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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