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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视频于80年代《国乐大师卫仲乐》金健明制作上下集纪录片。 （上音录制） 国乐大师——卫仲乐 徐立胜 卫仲乐，原籍无锡，1908年农历2月21日出生在上海一个姓殷的码头工人家里。由于家境贫因，从小过继给一个姓卫的寡妇做儿子，更姓改名叫卫秉涛，进小学读书时取学名叫卫崇福。小学尚未念完，因家里经济困难，只得辍学去当学徒。年轻的卫崇福喜爱文艺，靠自学也会摆弄几下笛、箫、二胡，对于文学、画图、舞剑也颇喜欢，但他最喜爱的还是音乐。他觉得在苦难的生活中，唯有音乐能解除他心头的苦闷，给自己带来快慰和欢乐。 十八岁那年，他结识了在邮务局当投递员的许光毅，两人经常在一起演奏江南丝竹，卫崇福吹箫，许光毅拉二胡，并参加邮务工会国乐组的演出活动。两年下来他已感到不能满足了，他到处揣摩丝竹高手的演奏，渴望能得到名师的指点。 在离他居住的淡水路相隔不远的嵩山路上，有一家挂着“大同乐会”木牌的国乐社，过去卫崇福常在门口聆听屋里传出的琵琶、二胡、筝等乐器声，还进里去打听过有关乐谱方面的问题。一天，卫崇福鼓足勇气走进屋内，向一位老人讲述了自己的求师愿望，并从口袋中掏出两元钱交给老人作入会的会费。这位老人就是该会的创始人和乐务主任郑觐文先生。他觉得这个怀着强烈求知欲的青年人，兴许是块好材料，答应免费收他入会。几个月后，许光毅及另外几个邮务工会的同事也加入了“大同乐会”。 “大同乐会”是当时上海较有影响的民间音乐团体，蔡元培、李石曾、史量才、叶公绰等社会名流都做过该会的赞助人，名师汪昱庭、杨子咏、苏少卿、陈道安等来会任教。在继承和改革传统乐器、培养音乐人才、整理优秀古典乐曲等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脍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就是由该会的柳尧章根据传统琵琶乐曲《浔阳夜月》改编成为合奏曲的。 卫崇福进入“大同乐会”后，师从郑觐文学习古琴，从琵琶名师汪昱庭先生学习琵琶，柳尧章除了指点他琵琶技术，还指导他拉小提琴。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秋鸿》、《梅花三弄》等一批乐曲，老师和师兄们都喜欢这个聪明刻苦的年轻人。一天，郑觐文对他说：“你的名字‘崇福’太俗气了，我看改为‘仲乐’吧。”“仲乐”就是致力于中华民族自己音乐的意思，从此，卫仲乐的名字便与民族音乐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勤奋、良师加上天赋，卫仲乐的技艺进步得很快，短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琴、瑟、琵琶、二胡、京胡、三弦和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技巧，成为学员中的姣姣者。在郑觐文的带领下，他百余次地在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世界学院（后改名世界社）表演器乐独奏和合奏，向外国来宾介绍古老的中国音乐文化。频繁的艺术实践使他的技术日臻成熟，越发出众。 1933年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举行落成庆典，邀请了上海文艺界名流同台献艺。风华正茂的卫仲乐应邀演出琵琶独奏《十面埋伏》。一曲终罢四座惊，全市由此开始传说一个名叫卫仲乐的琵琶高手。卫仲乐，宛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在中国乐坛的天幕上闪烁、发光。 音乐会是外国传入的一种音乐艺术表演形式，个人独奏音乐会更是罕见。卫仲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世界社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一个人演奏琵琶、古琴、二胡、洞箫等多种民族乐器，这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也是前所未闻的。 1935年郑觐文先生去世，卫仲乐接替了乐务主任的职务。同年，他赴长沙、武汉等地举行独奏音乐会，一人演奏四首琴曲，两首二胡曲，琵琶大曲五套，使内陆的观众大开眼界，当地的中文和外文报纸纷纷给以报道和赞扬。 1936年，一位酷爱中国民族音乐的俄裔音乐家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创作了一部钢琴协奏曲《忆王孙》，专门请卫仲乐以及“大同乐会”的黄贻钧、秦鹏章等人用民族乐器协奏。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同台演出，这在当时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后来，阿龙写了六首曲子组成的二胡独奏曲《杨贵妃之死》，特地让卫仲乐担任二胡独奏，阿龙指挥交响乐队伴奏。中国的民族乐器登上“大雅之堂”唱主角，卫仲乐手中的二胡竟然有那么丰富的表现力，这给当时的中外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卫仲乐应聘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音乐部任音乐播音员，除定时演奏传统乐曲外，还经常介绍刘天华的二胡、琵琶曲。随著无线电波的传递，卫仲乐的名字和他演奏的作品，深入到更多的千家万户之中。 1938年夏,他在香港大学大礼堂举行了两场音乐会，高超的技术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迫使卫仲乐逃离南京，上海也不安宁，他又躲到乡下。为了替饱受苦难的同胞募集资金和药品，他接受了一个名叫“中国文化剧团”的民间团体的邀请，告别祖国，登上东去的海轮驰向美洲新大陆。 白炽的水银灯将舞台照得雪亮，台中央坐着身穿长衫马褂的青年。一头漂亮的长发整齐地梳向脑后，愈显得前额宽阔有精神。那青年从容不迫地拎起琵琶放在腿上，平静的脸上看不出丝毫可以预示乐曲内容的表现。 这是卫仲乐在美国的舞台上演奏《十面埋伏》的情景。古老的中国乐曲能否会被美国观众理解接受，大家的心里都不太有底。随着乐曲的展开，台下观众时而紧张，时而振奋，大家的情绪仿佛都被台上的那双大手所控制。当乐曲的最后一个音嘎然煞住时，观众们禁不住欢呼了。好奇的美国观众第一次发现四根弦的中国“吉他”，竟然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可将两军对垒，千军万马嘶杀格斗等激战场面刻划得如此维妙维肖，栩栩如生；他们惊叹卫仲乐的高超技巧和扣人心弦的本领。 “中国文化剧”是由国际红十字会教济总署的成员谭蔼芙组织起来的，这个总共只有十一个人的剧团他们演出的节目却是丰富多采的，有民歌、舞蹈、京剧和民族器乐等。整台节目中，卫仲乐的琵琶独奏最受欢迎。纽约的音乐评论家在《美洲日报》上说：“他的惊人演奏，使我的耳朵难以相信。”旧金山的评论将他与号称世界小提琴之王的克菜斯勒、梅纽因相媲美。“卫仲乐”、“琵琶”、“世界最优秀的琵琶演奏家”的名字，通过新闻媒介从太平洋的西海岸传向东海岸，一时间，卫仲乐的名字几乎成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同名词。 纽约电视台慕名来请卫仲乐上电视台演奏古琴，向美国观众介绍古老神秘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国报纸称卫仲乐是“第一个上美国电视台的中国人”。 翌年五月，剧团结束了七个月的巡回演出准备回国，卫仲乐想留在美国学习西洋音乐理论和小提琴，便独自一人留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花两块美元买来一只结实的、裹着铁皮的木箱子，里面放心爱的琵琶、二胡和箫，另一只手拎着古琴，兴冲冲地前去投考著名的朱丽亚特音乐学院。考试顺利地通过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后来名额给别人占去了，卫仲乐第一次受到挫折，但他不灰心。旅美华侨张善仔（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哥哥）热心帮他联系进入纽约附近一所文学院，并从华侨区里筹集到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卫仲乐进校后才发现，学校根本不设专业音乐课，第一学期只学了些语言。校方发现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音乐家口袋里没有钱，便通知他要交纳下一学期的学费，否则就要被除名。为了筹集昂贵的学费，他顶风冒雨常在纽约各大学、中学、社团、文艺沙龙等处演出，希望能找到改变命运的办法，结果发现一次次受到剥削和欺骗。 没等卫仲乐赚足学费他就被学校除名了。他向驻美大使馆求援，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对他的请求不屑一顾，甚至以吊销护照相威胁。美国移民局接二连三地催卫仲乐回国，最后下达了限期两个月离境的通知书。他陷入了绝望之中。 一个名叫罗宾斯坦的经理人劝卫仲乐在美国灌录唱片，于是走投无路的卫仲乐在一家唱片公司灌制了四张唱片，包括琵琶曲《歌舞引》、《飞花点翠》，古琴曲《阳关三叠》、《醉渔唱晚》，二胡曲《病中吟》、《光明行》，箫曲《妆台思秋》，笛曲《鹧鸪飞》。四十多年来，这几张唱片一版再版，现已改成密纹唱片发行。据哈佛大学音乐系赵如兰教授介绍，在美国，每一个研究、学习中国音乐的人，必备卫仲乐灌录的这套唱片。目前美国各阶层熟悉和喜爱的中国乐曲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卫仲乐三十年代美国之行的演出节目和灌制的唱片曲目。 卫仲乐拎着乐器箱登上了一艘挪威的轮船启程回国了。轮船在太平洋波涛的峰谷里上下颠簸，挣扎着前进。卫仲乐心中痛苦万分，彻夜难眠。愁苦中想起家里寄来的照片，那是儿子的相片，离家时候他还未出生；想到了亲人们正等他回去…此刻，华夏大地笼罩侵略者的烟云，等待着这位艺术家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1940年卫仲乐只身回到上海，上海处于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之下。“大同乐会”的牌子已被郑觐文的儿子携往重庆，其他几个老朋友都有各自谋生的职业，可他何以为生呢？美国之行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变得心灰意懒，甚至到了失魂落魄的地步。不久，他那未满三岁的儿子又天折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使他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患难之中，卫仲乐的挚友沈知白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把他从颓废消沉的深潭中拉出来。沈知白是位学识渊博的音乐家，早在“大同乐会”时就与卫仲乐相识成为好朋友。沈知白耐心地开导他不能丢掉未竟的奋斗目标，一面介绍他到沪江大学音乐系任教，同时建议他开办一个音乐馆，既可为民族音乐事业培养一批人才，亦可以此维持生活，解决燃眉之急。卫仲乐听从了良师益友的建议，不久嵩山路原“大同乐会”的墙上挂出了“仲乐音乐馆”的牌子，并在报纸的广告上刊出乐馆的宗旨：“提倡中国音乐，培植专门人才及介绍西洋音乐，使融会贯通，以求改进并创造中国国乐。”乐馆教授的科目有古琴、琵琶、二胡、笙、箫、扬琴、小提琴等，沈知白帮助兼教钢琴和音乐理论。不久“仲乐音乐馆”又迁往霞飞路（今准海中路）乐安坊10号。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客厅里，只有四把折椅和一张桌子，白天这里是教室，晚上就是他的宿舍。那时来的学生，除个别人是有钱人家子弟，大部分是在学的大学生。对于大学生，卫仲乐只收少量的学费，个别实在困难的也可以免费。 头两批学员培养出来了，卫仲乐又在考虑，“大同乐会”已不复存在，应该组织什么样的国乐团体来展开活动？ 1941年卫仲乐与金祖礼、许光毅一起创办了“中国管弦乐队”，成员来自学馆的老学员。队员们抱着“改进与创造中国国乐”的目标和精神，没有金钱与物质的酬劳，只有帮助克服分担困难的义务。每当卫仲乐举起指挥棒，便象有一股强大的磁力把大家聚拢在一起。 “中国管弦乐队”大胆借鉴外来艺术，勇于探索创新，在乐队声部的编配、和声织体等许多方面，反复试验改进，比起传统的丝竹乐队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国乐团体。“中国管弦乐队”在这时期排练的曲目，有传统乐曲《春江花月夜》、《将军令》、《月儿高》、《妆台思秋》和卫仲乐根据古琴曲改编的《流水操》等；现代乐曲有聂耳的《翠湖春晓》、《金蛇狂舞》，刘天华的《变体新水令》，阿甫夏洛穆夫的《游园》，沈知白的《洞仙舞》等一大批作品。 从“孤岛”时期到抗战胜利，卫仲乐和“中国管弦乐队”经常到英国民主电台和苏联呼声电台演播民族音乐。1945年10月，上海各界市民在兰心大戏院举行盛大文艺晚会，庆祝抗战胜利。梅兰芳领衔的“梅剧团”与卫仲乐领导的“中国管弦乐队”同台演出。一个业余的国乐团体能参加如此盛大的演出，可见卫仲乐和他的乐队在上海市民中赢得了尊敬。 抗战胜利后，卫仲乐以更大的热忱投入辅导大学国乐活动的开展。在卫仲乐教授的指导下，交大、复旦、震旦、同济等大学的国乐组蓬勃兴起。“中国管弦乐队”在1947年扩展成“中国管弦乐团”。老的队员走了一批，新生力量又补充进来。一批批乐队的成员走向全国各地，犹如种子撒到四方。 五月的鲜花，姹紫嫣红。1949年春，上海解放了，上海音乐学院军管会主任桑桐亲自前往卫仲乐家，正式聘请卫仲乐为该院民乐教授。1956年他和沈知白先生受贺绿汀的委托，负责筹建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沈知白任系主任，卫仲乐任副系主任。1958年起任系主任。从课程设置、聘请艺人、整理传统乐曲，创作新的作品等方面，做了大量呕心沥血的工作，为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作出了重大的、独特的贡献： 他，第一个将中国的民族音乐介绍给世界，并取得辉煌的成果。 他，第一个用多种民族乐器举办独奏音乐会。 他，是第一个在乐坛上用中西乐器合作演出的演奏家。 六十年的音乐艺术生涯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财富： 卫仲乐教授的演奏风格讲究气质与气度，气势雄伟豪放。他反对在舞台上有丝毫脱离内容需要的动作和表情，而应注重表现音乐的内涵。他一出场就有“稳如泰山”的气概和紧扣人心的气势。他还认为演奏乐曲要“武曲文弹”，“文曲武弹”，刚柔相济，神形兼备。 他主张演奏艺术应“基于法而不拘于法，无法则乱，拘法则死。”一切从内容出发对传统乐曲加工提高。例如传统的《十面埋伏》在乐曲到达高潮的“大战”、“败阵”后，还有“奏凯”、“争功”、“回营”三个小段。卫仲乐觉得最后三小段音乐内容单薄，显得拖沓、累赘。便大胆删去这最后三段，曾被一些人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人们都接受并肯定卫仲乐的版本。这在当时是要真知灼见和巨大勇气的。 卫仲乐精通许多种乐器，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他广泛求教于前辈，凡是他认为值得学取的地方，不论哪家哪派都刻苦钻研学到手，所以很难说他的琵琶是哪一派，古琴属于哪一家的。他的演奏已经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了。 卫仲乐先生很早就接触西方音乐，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音乐，必须学习西洋音乐的长处。他在沪江大学教课的时候，就用五线谱来教学生演奏。他认为学“洋”是为了“中”用。这一思想很早就旗帜鲜明地作为“中国管弦乐团”的宗旨。他教学生要听西洋的交响乐，了解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内容的手法，以供自己演奏时的借鉴。 卫仲乐认为民乐要发展，必须从普及和教育着手。为了改变“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局面，他利用广播、公演、音乐茶座、义演等多种形式，广为宜传，使阳春白雪逐渐为大众熟悉和能够接受。卫仲乐深知要使五千年古国的音乐文化跻身于当今世界先进行列，要培育大批杰出的人才，为此他将毕生精力投入音乐教育事业。今天，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不少人成了著名的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已经后继有人，前程灿烂。 在热烈庆祝卫仲乐教授从事音乐艺术生涯六十周年的时候，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发来了贺信。信中说：“六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近乎一辈子的漫长历程，而在这个漫长历程中,一个人要始终不渝地追求一个崇高的目标，就必定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毅力。卫老不愧为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这是对卫老六十年坎坷历程的高度概括。 这里有党和人民对国乐大师卫仲乐的崇高评价。 文章发表于1986年《音乐爱好者》第1期 卫仲乐先生一九三九年在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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