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监禁流放史

关于澳大利亚的建立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流犯的历史，澳大利亚人长期以来也有着一种重构自身历史的倾向（似乎这种自我美化的爱好各民族都存在），但事实是即使在1960年代之前，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都对流犯制度殖民史讳莫如深，但是这个建立在近代流放制度基础上的国度的建国史实在离我们太近，是无论如何都隐藏不了的。但是即便是有着这种阴暗的历史渊源，现在的澳大利亚却是西方世界强国之一，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种简陋的种族主义论调在这里并不成立。

（18世纪世界地图）

18世纪前半段的世界地图上太平洋南部还是一片空白，那时候人们猜测在那里应该有一片大陆，人们叫它“南方大陆”，这就是后来澳大利亚名字的来源。1769年英国人库克带着一个测量任务驶入这片海域，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希望利用金星凌日的现象，测量出地球距离太阳的距离，库克要去塔希提岛观测金星凌日。第二年的4月份，库克的“奋进号”发现了澳大利亚，他把最初发现的这片海岸称为“新南威尔士”。因为随船的两位年轻的植物学家要从这次航行种带回3万多种植物标本，所以他们把首次停靠的海港起名为“植物湾”。随后他们沿着海岸向北航行时距离植物湾以北15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座海港，库克以当时海军部长的姓把该港口命名为“杰克逊港”，这个港口后来改名为“悉尼港”。回到英格兰的库克受到媒体的热烈欢迎，伊甸园一样的塔希提岛让公众心醉神迷，至于新南威尔士——既然已经证明南方大陆是个子虚乌有的猜测，那么也就是没有多大意义了。此后整整17年，再没有人想起这个地方来。

（高更画作）

从现在的眼光看，18世纪的英格兰可谓引领了人类历史的潮流，工业化从这里起航，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在这之前的两个世纪里，使得英国得以超过荷兰等商业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现象，其中农村公有土地私有化，也就是所谓的“圈地运动”扮演了一个争议极大的角色，其结果是一方面以大型农场为基础的农业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完全成型，英国农业生产力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另一方面雇佣劳动力大幅增加，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人力基础。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人口增长速度缓慢，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几乎保持恒定，约为600万，但是18世纪4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750年到1770年间伦敦人口翻了一番，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速度被称为英国“人口革命”。

伦敦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乔治时代的伦敦本身就像是工业革命初期社会巨大贫富分化的具象的体现。伦敦的西区是高尚的住宅和新月形的街道，街区和广场经过规划，房屋实行强制的建筑标准，但是伦敦的东区却是窝棚简陋、狭窄阴暗、杂乱无章的经济公寓，这里星星点点的贫民窟随处可见，人口拥挤到极致，一个每周租金从9便士到1先令的地窖里可能住30个人。污水直接流入明沟，混杂着屠宰场和鞣皮厂气味，老鼠大军光天化日之下翻箱倒柜。拥挤的地方连掩埋死人都变成奢侈，穷人腐烂的尸体充塞所谓的“穷人坑”——一种在教堂地带的露天大坑，这种景象一直到1790年在伦敦都很常见。儿童6岁起就要做工，职业病泛滥成灾，失业和饥饿是家常便饭，人们只能用廉价的杜松子酒来麻痹自己。恶劣的生存环境即造就了后来的工人阶级，也造就了伦敦的“暴民”。本来“人口革命”就使得英国中位年龄不断降低，劳动力市场达到饱和，政府根本没有有效缓解大规模的失业现象的手段，大量的都市化的无根浮萍的青年人将犯罪当成谋生的唯一手段。1971年一本《论都市警察》的书声称，伦敦有11万人靠着犯罪生活，“暴民”成了乔治时代社会的一种身份标志。法国大革命之后，雅各宾主义的血腥恐怖使暴民问题似乎成为一种更大的威胁，犯罪率和革命问题的结合使随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相信社会上存在一种“犯罪阶级”。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都市犯罪率，乔治时代的英国人制定了范围最广数量最大的死刑的成文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沃尔瑟姆黑色法案》，它规定的各种应判处绞刑的罪名多达两百多种，烧玉米垛、偷猎兔子、砸毁鱼池、甚至把脸涂黑站在大马路上和砍伐一株用于装饰的灌木都可能招致绞刑。但是虽然偷一个面包就有可能被判绞刑，但是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法官不愿意太过频繁的将人送上绞刑架，国王为了显示仁慈，又往往使用所谓“皇家豁免权”，于是这就形成一种矛盾，上层的高贵人士压根就不愿意看到这些“犯罪阶级”，但他们又不想过于弄脏自己的手——杀人太多毕竟不够绅士，所以“流放”就成了最好的办法，就像将排泄的脏污倾倒到远远的地方，眼不见心不烦。

从古至今世界各地从不缺乏流放制度，古希腊“陶片放逐法”、中国隋朝的“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俄国十二月党人以及古拉格群岛，但所有这些都与英国的流放制度以及目的大相径庭，因为从一开始英国的流放制度就不仅仅是一种处罚，而更像是某种解决麻烦的手段——就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通过肠胃将污秽物排泄掉一样。1597年英国的一条法律条文中，明确惩治流氓、流浪汉和冥顽不灵的乞丐的法案，将游手好闲者从本王国驱逐出去，发配至海外指定的地方。1755年以前这个指定的地方大多数指的是美洲，一批批重刑犯源源不断的运至加勒比海和北美洲的种植园。但是1755年以后，美国各殖民地纷纷起义，北美独立战争最终使英国人没法将流犯发配到这片土地上去了，于是英国监狱立刻泛滥成灾。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伦敦通过了《废船法案》，以清洁泰晤士河的名义将犯人关在泰晤士河以及南方各海港废弃的船体上。这些囚船一般排成一排锚泊，七拼八凑，像是浮动的废墟，一副贫民窟的样子，里面拥挤不堪，暗无天日，臭不可闻。这本来是在打败北美清教徒之前的应急手段，但是1783年乔治国王被迫承认美国的地位，北美洲这个“便桶”就彻底被堵塞了。到了1790年犯人的数量每年增长1000人，如何摆脱这些“犯罪阶级”成了当局当务之急。到底把这些“伦敦下水道里流淌的污秽物”倾倒到哪里呢？哪里可以接替美洲成为新的垃圾场呢？关于这个地点的争论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779年伦敦下院成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解决如果美国不接受流犯后，被判处流放的流犯应送往何处的问题。备选的地点有直布罗陀、非洲西海岸，而澳大利亚从来就是个次要方案，但是到了1785年，基本只剩下澳大利亚这一个次要方案了，因为经过考察原定的几个地点都因为干燥贫瘠等这样那样的原因不适合拓居。到了1786年，英国的监狱和囚船已经到了即将奔溃的地步，暴动和疫病频发，政府已经没有一年半的时间（从英格兰到澳大利亚需要8个月）派遣船只考察，所以同年8月一份殖民澳大利亚的正式文件呈递内阁，10月乔治三世任命菲利普为殖民船队的船长和新南威尔士的总督，1787年5月拥有11搜船只的第一船队跌跌撞撞的启航。

（伦敦塔）

选择澳大利亚曾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松树和亚麻。18世纪的战略物资中，松树和亚麻对海军的重要性相当于今天的石油，当时战舰的桅杆和帆桁需要巨大、笔直、坚韧的针叶松圆材，而亚麻则是轮船帆布的原材料。当时英格兰这两样东西来自于俄国波罗的海海岸的里加，不列颠岛和印度都没有这种圆材，库克船长在1774年的一次航行中，发现距离澳大利亚1000英里的诺福克岛上生长着巨大的松树和亚麻，他再航海日志中写道“据我所知南太平洋上没有一个岛屿有树可供船只制作桅杆和帆桁。。。。。。这个发现可能既实用，也很有价值”，虽然当时的英国政府的确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真正选择殖民澳大利亚的原因还是为了解决流犯问题，所以呈报内阁的计划书中只将这一点列为次要理由。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因为诺福克岛之后没有为大英帝国提供任何战略物资——诺福克岛松树的本质根本不适合制作桅杆，而且也没能建立起原来想象中的亚麻工业。当然，这是后话。

1787年的第一船队带着736名流犯，从朴茨矛斯港口出发，向西南方向经加里纳群岛的特内里费（西班牙属地）和佛得角群岛，横跨大西洋穿过赤道到达南美的里约热内卢，休整一个月后，船队转向东，再次横渡大西洋，经过一个多月的航程到达非洲最南端的开普敦，然后继续向东，通过时间最长最艰难的海路到达澳大利亚的植物湾。现代人很难想象当时航海条件的恶劣，只以一点为例，长时间航海的船只卫生条件都极其肮脏，18世纪船只底部的污水现在没人可以想象，“海水像发酵泼溅的肉汤，与粪尿、呕吐物、腐烂的食物、死老鼠和伟大的帆船时代成千上万的别种玫瑰油搅合在一起”，“成群结队的害虫——老鼠、臭虫、虱子、蟑螂、跳蚤，从船底的污水里钻出来”。囚犯住在底舱，臭气蒸腾，酷热难当，条件极端恶劣。当时的船只没有舷窗，为了防火不许点灯或者蜡烛，黑暗的像坟墓，唯一新鲜空气来自一个帆布通风管，一旦遇到风暴舱口就必须用板条钉起来。没有换洗衣服，甚至没有干衣服，褴褛不堪。肮脏恶劣的条件里，人几乎变成了兽，只为了一点点舒适可以干任何事，第一船队有记载姓名的330人中有127名女性，分布在四艘女囚船上，这些女囚已经完全不存在任何廉耻之心，看守者海军陆战队员只要愿意，一小杯朗姆酒就能买下一个女人，而任何惩罚都没法阻止女囚前往海员的住处。但不管怎么说，第一船队的整个15000多英里航程优点像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历经252天，没有丢失一艘船只，死亡人数只有48人——死亡率比3%多一点点。鉴于当时严酷恶劣的航行条件，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

网络上曾经有这么一篇红极一时的网文，说是英国政府最初按照装船的人数付费，结果人犯死亡率非常高，平均超过了百分之十，最高达百分之三十七。政府官员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派官员上船监督，限制装船数量等等，但都不起作用。最后他们将付款方式改为依据下船的人数付费，于是死亡率立刻降到了百分之一，船东为了提高生存率还在船上配备了医生等等。这篇网文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它的心理依据是只要用心掌握某种窍门，所有的麻烦自然迎刃而解，这种是一种典型的“懒人心理”，与我们现在面对癌症等重症时总期望寻找到某种民间秘方是一样的。事实是，帆船时代的航海从来就不是一件惬意的事，人只要出海就会受罪，就会面临死亡，不管他是不是囚犯。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有一个简单的规定，除了战斗伤亡之外，在海上死于疾病或者事故的人，只要少于海员总数的三十分之一即为正常。而19世纪中期渡过大西洋前往美国的自由移民，在海上的死亡率大致也就是三十分之一。

1787年第一舰队启航到1868年最后一艘流犯船只靠岸西澳之间，英国政府从英格兰和爱尔兰一共发出了825艘犯人船，总人数大致为16万。整个监禁流放史上，情况最糟糕的是第二舰队，1006个囚犯中有267人葬身大海，另外至少有150人在登陆后去世。如果不算流放史上因失事沉没的船只，死亡率最高的是第二舰队的“海王星号”，499名囚犯中158人丧生，剩余的341人中269人失去了自理能力，也就是说只有72人登陆时身体健康较好。第二舰队的消息传回英国后，引起了一定反响，官方出现一阵慌乱，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没有预料到会死这么多人。但是影响并没有持续多久，伦敦市政厅虽然进行过调查，并对“海王星号”的船长和大副进行了审讯，但两人最后都无罪开释。整件事唯一真正造成的影响是政府再没有与承揽第二舰队的公司签订运输合同。18世纪的海上航行船只配备外科大夫是必须的，不管有没有囚犯，但是合同商或者船主配备的外科大夫存在素质层次不齐，工作敷衍了事的情况，例如1796人“不列塔尼亚号”的船长邓诺特无中生有的鞭笞囚犯，打死了6个人，而随船的外科大夫拜耶既不肯监督鞭笞也拒绝为犯人包扎伤口。政府后来对两人进行了调查，但没有采取法律行动，不过鉴于邓诺特“近乎过严”和拜耶的“渎职”，两人再没有上过流放船。高昂的死亡率迫使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延迟付款，按上船流犯的人头算，25%的余款要待到流犯上岸后，身体健康时再付。流放船的船长和外科大夫要由悉尼的总督颁发证明，如果证明他们表现优秀，流放委员会就会给他们发奖金。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都很难说令人满意，而且合同商往往可以利用其他手段赚钱，除了常见的克扣囚犯的饮食之外，把船上装满货物（例如朗姆酒），以很高的标价拿到悉尼去卖就是获利颇丰的生意，所以本来就很拥挤的船舱，因为货物的挤占就更加拥挤，囚犯的生活条件就更加恶劣。真正比较有效果的做法是政府给每条船安排的海军外科大夫或者监督员，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督流犯的健康，纠正船上官员的虐待行为，观察合同商派遣的外科大夫是否称职，根据这种安排1792年到1793年的四艘流犯船的670名囚犯中，仅有14人死亡。但是等到1795年以后，由于拿破仑战争的爆发，英国人没有多余的海军外科大夫用于配备流犯船，没有配备官方督察员的船只死亡率明显升高，最高达到六分之一。到了1815年，监督办法的进一步改变，同时海军军医从战争中学到了更多的医学知识，流犯船的情况得到了大幅度改变。其中一名叫威廉勒德芬的本身就是流犯的医生起了很大作用，根据悉尼总督的命令他对1814年最糟糕的三艘流犯船进行了调查，勒德芬的报告给英格兰当局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强调需要通风设施、擦洗甲板、流犯需要洗头、用石灰和“焦油”进行消毒、进行熏蒸以及锻炼身体，他坚持认为每条船都必须有海军外科大夫作为政府中介。该计划一经采纳马上显示出效果，流犯的死亡率降至一百二十二分之一，并在此后很少超过百分之一。

整个澳大利亚监禁流放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787年到1810年，目的是清空英国的囚船和监狱。1793年拿破仑战争开始，运输到澳大利亚的流犯数量大幅下降，原因在于战争需要更多的人手和兵源，而且英国参战以后也拿出更多的船只来运送流犯。第二阶段是1811年至1830年，流放率又开始增加。尤其是1815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口增长失调，犯罪率大幅爬升。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牧区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流犯劳动力。这一时期的流犯人数约占流放总人数的31%。第三阶段是1831年至1840年，这是整个澳大利亚监禁流放史的顶峰，不过1830年以后，一股强大的反奴隶制舆论潮流开始涌动，同时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开始憎恨背负的流犯恶名以及来自流犯劳动力的竞争。第四阶段是1841年至1868年，流犯的作用越来越小。最后一批流犯给了处于胚胎期的西澳，那这个距离悉尼3000英里的沙漠和丛林地区无法吸引自由劳动力。

1960年以前如果一个澳大利亚人到伦敦就有遭人嘲笑的危险，没有一个澳大利亚人愿意有个当流犯的祖先，但很少有人敢百分百肯定自家的族谱上没有流犯，对1960年的中上层澳大利亚人来说如果有，那就是个污点，必须要藏起来。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澳大利亚人并不这么看，尤其是爱尔兰人后裔，他们用一种很常见的标签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他们认为澳大利亚的流犯多数不是罪犯，而是反抗圈地地主的自耕农，他们清白无辜，充满男子气概，反抗专制与不公正，然而这更多是种自我美化的安慰。在承袭于中世纪流放制度的澳大利亚监禁流放史中，绝大多数流犯都是因为偷盗、诈骗等各种各样的“侵占财产罪”（大约占五分之四），英国人的严苛的法律条主要在于保护个人资产，但是犯罪行为并不是如英国人恐惧的存在一个“犯罪阶级”，说到底不过是贫穷就会生盗这一个简单的原因，大多数犯罪只不过因为贫穷落后、缺乏工作、流离失所、住宿条件恶劣、吸毒上瘾、希望渺茫而已。不管怎么说，这种因为一个国家政府的命令而被迫流放的一大群公民的现象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世界也不再曾有一个国家像澳大利亚这样诞生。英格兰——这引领工业革命引擎的，有着“光荣革命”之神圣加身的国家——同时也第一个绘制了“古拉格群岛”的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