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帝的追悔 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刘彻六十八岁，在位已经五十二年。他已经垂垂老矣，青壮年时代的雄心壮志大约早已化作一缕缕青烟，无复记起；而在此前两年，征和二年（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卫太子据、卫皇后卫子夫等均被杀，卫氏悉灭；曾经宠幸的李夫人等早已过世，女儿诸邑、阳石公主（皆卫皇后女）等也早已被杀。由于多年来忍而好杀，法令无常，大臣动辄得罪，致无罪而被夷灭者数十家。公孙贺被任为丞相（事在太初二年，前103年），“不受印绶，顿首涕泣”。身边的人问他何以如此，他回答说：“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君臣间的隔膜疏离由此可以见出。武帝的身边，当然一直是簇拥着无数宫女、宦者以及方士、臣僚的，但真正亲近的人大约越来越少，竟至于没有了。所以，暮年的汉武帝多少有些落寞萧索。 这年正月，七十高龄的武帝听了方士的话，向东巡幸到东莱（郡名，治在今山东掖县），亲临大海，还试图乘船浮海，去寻找海上的神山，以求取不死之药。随从的群臣苦苦劝阻，都无法让他回心转意。所幸天公不作美，连续十余天，“大风晦冥，海水沸涌”，根本无法登船。武帝在海边停留了十多天，无可奈何，只得回返。三月，他经过齐国的钜定县（治在今山东广饶县北），举行了劝农的籍田仪式。然后登上泰山，举行修封仪式；之后再到泰山南麓的石闾山，举行封禅仪式。在石闾山的封禅仪式上，武帝对群臣说：
在巫蛊之祸后因上言戾太子之冤而受到武帝信任的大鸿胪田千秋，这时首先进言：“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武帝回答说：“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在此之后，武帝还多次对群臣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他好像终于从方士编造的神仙不死梦中醒了过来。 《汉书·武帝纪》没有记叙上述情节，只是简单地写道：“三月，上耕于钜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 上引武帝追悔之言与田千秋奏对之语，来自《资治通鉴》卷二二的记叙。《资治通鉴》的“汉纪”出自刘邠之手，其所取用之史料，大大超过了《史记》《汉书》范围，这段记载或者有可靠根据。据此，可以想象武帝的追悔之念，盖直接发源于觉察到方士的欺骗，以及长生之不可求。所以，首先罢废的“伤害百姓、糜费天下”之事，就是在各处等候神人光降的方士。而观武帝之言，称从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似乎是对自己在位五十余年的历程基本上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而且用“狂悖”来形容，更称“不可追悔”，其悔过之心烛然可见，也确乎发自内心，绝非作态之辞。他以九五之尊，对群臣明言己非，确乎超出常人之所能，更非一般君主之所能。古往今来，文功武略，逾越汉武帝的帝王君主，或不乏其人，然而对群臣如此痛自非悔者，则并不多见。 六月，武帝回到甘泉宫。不久，就下了著名的轮台诏。《汉书·西域传》“渠犁国”下述轮台诏之本末云：
武帝下轮台诏的直接导因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一起，奏言在轮台以东的捷枝、渠犁地区（今新疆尉犁一带）开展屯田，并在渠犁屯垦区与敦煌连城之间修筑亭障，以便将敦煌以西至盐水上游的亭障向西延伸到渠犁乃至轮台地区（今新疆轮台东）。正如田余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里的重心是修筑连城与渠犁之间的亭障，并非在渠犁屯田。所以，桑弘羊等命令昌分部行边，同时令敦煌太守、都尉“明熢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都是为修筑亭障作准备的。 这一建议，虽然是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首提出的，联署的还有当时的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但创议的应当是商丘成。在此之前，征和三年（前90）三月，御史大夫商丘成受命将二万人出西河郡（治平罗，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南境），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出五原）、重合侯马通（出酒泉）一起，兵分三路，进击匈奴。后来，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商丘成进至凌蒙山，无功而返；马通军至天山，开陵侯成娩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国兵共围车师，尽得其王及民众而还，而马通军在东归途中，死者数千人。马通（又作“莽通”）本为武帝身边的侍郎，在巫蛊之祸中因功封为重合侯，并没有多少军政经验。田千秋其时刚任丞相（田千秋于征和四年六月刚由大鸿胪升任丞相），于边事向无所知。桑弘羊是贾人之子，此前一直担任大司农、搜粟都尉等职，是武帝朝后期著名的财臣，其于边事军政亦相隔甚远。所以，当时实际负责边事的朝臣，应当是商丘成。商丘成也是在巫蛊之祸中因击卫太子之功而受任为御史大夫的，很可能与刘屈氂、李广利是一党，当时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很可能急需兴边事以自固。如果此议果然是商丘成首先提出的，那么，武帝的否决，就有进一步清算刘屈氂、李广利一党的意图。到翌年（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六月，商丘成因罪自杀，马通与其弟马何罗亦因谋反被杀，举凡因在巫蛊之祸中击讨戾太子有功之人，率被废弃，刘屈氂余党被彻底清除。所以，武帝这时候的“悔”，最重要的，可能是对处置戾太子事件不当的后悔。轮台诏针对商丘成的建议而发，背后隐含的是对商丘成、马通等在击讨戾太子之役中有功之人的“恨”，以及自己当年信用这些人的“悔”。因为巫蛊事件的结果，使武帝后顾空虚，后来虽然立了刘弗陵，然弗陵幼弱，顾命大臣再忠心，也远远赶不上卫太子可靠。武帝当然痛悔自己举措失当，中了刘屈氂、李广利一党的诡计，必然会痛恨刘、李的党羽，如商丘成、马通以及马何罗之类。 按照上引《汉书·西域传》的说法，轮台诏的背景，是武帝“悔远征伐”。《汉书·西域传》并称：“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显然，是认为武帝后悔的“远征伐”包括了三十二年来武帝所主持的各种征伐。田余庆先生指出，所谓“师行三十二年”，是指自元光二年（前133）至太初三年（前102），并引《汉书·西域传》徐松补注，谓：“自元光二年谋马邑，诱单于，绝和亲，为用兵之始。其后连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贡献，凡三十二年。”田先生又引《汉书·五行志》：“自是（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以解释所谓“海内虚耗”之辞，并进而认为早在元封五年（前106）前后，武帝就已经意识到长期出师征伐给国家民众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因而有意改弦更张，转变政策，只是由于与戾太子的矛盾冲突等因素，一直拖着未办而已。这个解释虽然宏大深刻，更言之成理，令人佩服，但由诏书所见，武帝陈述自己真正后悔的“远征伐”，实际是指刚刚失败或至少是无功的征和三年之役。陈苏镇先生说：
所说可能更为切合实际。不仅如此。武帝对征和三年之役的后悔，可能还包括了对李广利、马通乃至商丘成的任用，使李氏一系势力坐大，给本来就已经非常复杂微妙的形势增加了更多的可变因素。 李广利是昌邑王髆的母舅。卫太子被废、卫氏夷灭之后，朝中势力最大的，就是李氏集团。《汉书·刘屈氂传》载：
刘屈氂与李广利是儿女亲家，一在内为相，一在外为将，朝廷内外更广布党羽，隐然可左右朝政，拥立昌邑王髆。其谋虽终为武帝所破，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兵败投敌，但本已大伤元气的汉朝，又受到了一次大的残害：李广利所领七万精锐尽陷，马通所部四万骑存者亦无多，只有商丘成所部二万得以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朝中能臣名将，经过又一次杀戮，所剩更少。这些，一定都会让武帝感到很痛心。因此，所谓“海内虚耗”，最根本性的是人才虚耗，武帝环视满朝文武，几已无人可用。他在晚年骤然提拔重用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人，固然因为这些人确实忠勇可靠、才干卓然，但当时朝中也确实没有资历、才干更为合适可靠的其他人选。 要之，武帝晚年的后悔，大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信用方士多年，求取长生之药却终不可得；二是巫蛊之祸处置过当，至戕杀嫡子，动摇皇家根本；三是发动征和三年之役，使刘屈氂、李广利一党乘机坐大，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变，更使朝廷内外均受到进一步损失，汉家天下人才虚耗，兵少将寡，无人可用。这三个方面的后悔，涉及武帝自己的身心、身后的继承人以及身边的臣工，从大处而言，也都关涉国运大政，但其出发点，却主要是武帝自己，是武帝从自身立场出发，对一系列做法与事件的反省，反省的范围也比较有限，可能说不上是对他数十年来政治的彻底反思。 （二）轮台诏文本复原 《汉书·西域传》谓武帝在接览桑弘羊等人的上疏后，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其所录诏书云：
这里引录的诏书，应当不是诏书的原文，而是节录。《西域传》末班固赞谓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可知此诏书的语气，应当是非常“哀痛”的。在今存诏书文本中，有“曩者，朕之不明”、“今朕不忍闻”这样的语句，可以见出其哀痛之情。然今本诏书首句“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其下并无哀痛“老弱孤独”之言。且其第二节述及轮台屯田始末，甚为详悉，由此反推，其所言“益民赋”之事，亦当略言民赋重困之情，以明其拒绝益赋之意。而今本诏书仅此一句，盖因在《西域传》中录用此诏，故于益赋之事仅节用一句。又《汉书·食货志》说：
《食货志》所引“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与《西域传》所引“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之句，显然是同一诏书文本的不同节录。那么，此一诏书的内容，或者当包括以赵过取代桑弘羊为搜粟都尉（桑弘羊当即于此时转任御史大夫）。而《西域传》在节录此诏书之后，续云：“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结合上引《食货志》，封丞相田千秋（即车千秋）为富民侯，也可能包括在此诏书之内。 如果上述揣测不误，那么，此一诏书的内容，大抵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针对有司“增加民赋三十，以助边用”的奏请，给出的答复。此前有司的奏言，今已不得见。所谓“益民赋三十”，即每口增加口算钱三十。汉代的口算钱，就是人头税。《汉书·高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这是汉王四年（前203）的定制，一直没有改。征收的算钱，主要用于“治库兵车马”，即军费开支。除算钱外，还有口赋钱。《汉书·昭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说：“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有司所奏增收民赋三十，可能主要是在算钱上加的，未包括口赋钱。据上引诏书，武帝没有同意这个要求。但实际上，武帝时百姓的口算赋是有所增加的。《汉书·萧望之传》载宣帝时京兆尹张敞之言，谓：“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所言并不确实。《汉书·贡禹传》记元帝时说：“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则知武帝时曾将口赋钱的起征年龄从七岁提前到三岁。上引《汉仪注》所说口钱从二十钱加到二十三钱，也是武帝时的事。更为重要的是，武帝诏书中说有司“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反对的，只是给老弱孤独加赋。我怀疑“有司”的“益民赋”奏中，除了人均算钱增加三十钱，可能还有延长口算钱纳赋年龄的打算，比如将口赋钱的纳赋年龄从七岁提前到三岁，将算钱的纳赋年龄也相应地向前、向后延伸之类，所以，武帝诏书中才会特别强调这样做是“重困老弱孤独”。否则，只是人均增加算钱三十钱，又哪里说得上是给“老弱”以重困？诏书下文说要“止擅赋”，也只是要禁止官员擅自加赋，并非说不加赋。 总之，轮台诏中关于“益民赋”的内容，只有一句话，残缺较甚，不能落实其具体内容。但由文义及前后背景揣测，我认为诏书原文可能是对此前有司提出的“益民赋”主张作出回应，肯定了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加了赋，口赋钱加三钱，可能就是在此时），对其中涉及“老弱孤独”的部分则作了调整，但并没有完全否决“益民赋”的主张。 二是拒绝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等人的奏请，屯田轮台（以东之渠犁），并修筑亭障。这是今本诏书的核心内容。诏书先述刚刚结束的车师之役的艰难困苦与损失惨重，然后追述此役之缘起。军候弘之上书颇奇怪。军候，是军队的中下级军官，比六百石，掌一曲之众。《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秦人，是汉时匈奴对“中国之人”的称谓。军候弘上书说，匈奴人把马的前后腿都捆住，送到长城之下，跑过来大声说：“秦人，我送给你们一匹马。”匈奴自动送马前来，大概被看作为吉祥之事吧。但这样的事情很不寻常，不可能是真实的，很可能是在当时普遍制造“祥瑞”的气氛中，好事者制造出来的一件“祥瑞”，意在引发战争。这个小伎俩，武帝应当是很易于觉察的，但他竟然没有，所以说是“朕之不明”。“汉使者久留不还”，当是指苏武等出使匈奴的使者长期为匈奴所留，不能回返。“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师古注曰：“谓共卿大夫谋事，尚不专决，犹杂问蓍、龟也。蓍，筮也。龟，卜也。”蓍是一种草，蒿属，青色，据说有灵异。当时朝野意见曾一致认为应当进讨：成忠、赵破奴等认为匈奴自缚其马，是兵败之兆；有的人认为匈奴这样做是虚张声势，意在掩饰其兵马不足的实情；方士、太史观察星空、气势，又占卜问卦，结果都是大吉，以为匈奴必破，机不可失。决定出兵之后，即以卜卦的方式择将，选定贰师将军李广利为统帅。鬴山，当为五原塞外的山，可能就是《匈奴传》所见的夫羊句山。这是北出五原的一路大军，是此次汉军的主力，有七万人。诏书称“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其进军路线与方略当是由武帝亲自制定的。“今计谋卦兆皆反缪”，这是“朕之不明”的第二个方面。至于马通、商丘成之败，则是李广利军败之后引发的连锁反应，所谓“失一狼，走千羊”，所以不能责怪二将。总之，军败之责任，在于“朕之不明”，不能明察缚马书之伪，也不能明于任将。如今，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所以，目前不能再“远田轮台”，“起亭隧”，进一步扰劳天下了。 这一段叙述相当详尽，絮絮叨叨的，完全是一个老年人的口气，很可能就出自武帝的口述，而且没有经过较大的润饰，其中所反映的悔过与痛心之情，也是真实的。但武帝的痛悔，仅及于征和三年之役，并未包括数十年来的征伐；其所否决的，也仅是屯田轮台、起亭隧之议，并没有说要中止对外的征伐。 三是拒绝大鸿胪等议请，募囚徒以送匈奴使者。大鸿胪的奏请，今亦未见。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其时任大鸿胪的是田广明。汉代大鸿胪，为秦代典客之改称。《续汉书·百官志》记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郊庙行礼，赞导，请行事，既可，以命群司。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所以，迎送匈奴使者，属于大鸿胪的职掌范围。诏书没有明言大鸿胪此议的具体内含，但从下文“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来看，大鸿胪的请求，很可能是要招募囚徒敢死之士，扮作卫送匈奴使者的士兵，前往匈奴，寻机刺杀匈奴单于以“报忿”，以报复汉军失败的怨愤，所以武帝才会说，“即便是春秋时代的五霸，也不会这样做”，何况我大汉呢？而且匈奴防范甚严，此举事实上也不可能成功。“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颜师古注曰：“言边塞有阑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长吏利于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猎兽，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劳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于所上文书。”上集，即上计。汉时郡国每岁皆遣使者至京师，报告当地户口、赋税等各方面情况。这里是说朝廷实际上并不完全掌握边塞的真实情况。“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颜师古注曰：“既不上书，所以当时不知，至有降者来，及捕生口，或虏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这两句中间当有脱文，此句并非紧接上句所言，中间省略的部分，当是说匈奴的情况。 所以，这段诏文也当是节录而来，并非原文。其意旨是否决大鸿胪招募囚徒敢死之士随匈奴使者前往匈奴，寻机刺杀单于的动议，并分析当时边境地带汉军与匈奴的态势，认为汉军并不占优势，所以不宜挑衅生事，而应保持边境安定。 四是关于“当今之务”。诏书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同样的话，亦见于《盐铁论》卷四《地广》篇“文学”所引，作：“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所以诏书原文一定有类似的话。所谓“禁苛暴”，是禁止官吏严苛暴政，不能以严刑酷法对待百姓；“止擅赋”，是禁止官员擅自加赋；“力本农”，即鼓励百姓专心务农，发展农业经济。但这几句话，其实都比较空洞，在任何时候说出来，都是正确的主张，似乎并没有确切的政策内涵。仅仅根据这样的抽象表达，就认为这意味着武帝的大政方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把国家政治的重心，从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来，从对外扩张转移到对内安定、发展经济上来，似乎很难服人。实际上，这段话的核心，乃在后面的几句：“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马复令，即养马得免徭役之令；“以补缺”，或有缺文，应是指补充上文提及的边塞障候各种逃亡缺失的士卒以及相关武备设施。同时，沿边各郡国的守、相（二千石官）都应当条陈畜养军马、筹划边防、补充武备的方略，让上计吏带到京师来。这三件事情（修马复令、补缺武备、郡国二千石上呈边防方略）都非常具体，与上文的“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样抽象而宏大的方针完全接不上，二者之间要么有大段的缺文，要么所谓“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云云，只是抽象的幌子，并没有打算实际落实。 五是相应的人事调整，包括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任赵过为搜粟都尉等。田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以一言悦上意，遂得拜丞相、封侯，时人轻之。《汉书·车千秋传》说：
这里所录武帝致田千秋的“报”（回答），似可以看作轮台诏书的一个补充。我们看武帝对自己“不德”行为的反省，主要包括刘屈氂与李广利的阴谋逆乱，巫蛊之祸之流及士大夫，以及丞相御史等百官之未能履行职责。“朕日一食者累月”，并无任何可乐之事，应当是实情；“痛士大夫常在心”，也不完全是虚话，虽然更“痛在心”的可能是太子与皇后之死。“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意思是说：“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惭愧无地，后悔不及，活那么长做什么呢？”如此痛悔之言，针对的都是巫蛊之祸、刘李之谋等，而与“远征伐”、“伤害百姓”并无多少关联。因此，田千秋做丞相，揣测武帝之意，努力奉行宽仁之政，劝武帝施恩惠，缓刑罚，改变以前大事诛罚的做法，使朝廷的政治气氛有所缓和，臣僚们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战战兢兢，而“国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实”。但桑弘羊改任御史大夫，也可能就在此时或稍后，说明武帝并非要彻底改变国家大政方针，其任用田千秋，不过是用来缓和太过紧张的政治局势而已。 （三）“晚而改过” 关于汉武帝的这一诏书，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曾有详论，甚为详析。他指出：“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百年之久。”田先生此文，最初发表于1984年，其撰写，正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可能受时政变化之启发，田先生所强调者在于武帝晚年的“改弦易辙”，其着眼点主要是汉政权的延续，以及政治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所以，他特别强调：
田先生没有明说，但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不管其主观动因如何，至少在客观上，它是一个政治手段，是一场政治“秀”，其目的，是以罪己的方式，收拾分崩离析的残局，挽救已处于崩溃边缘的汉王朝。武帝的罪己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达到了其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成功的政治经验。 陈苏镇先生的看法与田先生有所不同。他认为：武帝虽然以诏书形式公开否定了益民赋、增田卒、筑亭障等主张，希望停止远征及与远征相关的一切扰民劳民之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使国家得以恢复元气，但在总体上说，轮台诏“并未全盘否定武帝数十年的开边事业，更未否定其全部事业”；轮台诏也不意味着武帝改变了原来的主张，“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使百姓得以喘息，使国力得以恢复，使对外战争引起的社会矛盾得以缓解”。而且，陈先生还认为，以霍光为核心推行的“昭宣之治”，实际上是武帝事业的继续，并没有“改弦易辙”，改变国家的大政方针。劳榦先生的看法，和陈先生比较相近。他说：“汉武帝轮台之诏，也只是认清楚了当时的客观情势，为了国家一定要做一番休息，决不允许再做新的进取。但在武帝的志愿里面，并未完全放弃进取。这就是武帝指定顾命大臣之中，桑弘羊还要占一席地的原因。” 我倾向于认同陈苏镇先生的看法。还可以略作补充的是：在我看来，巫蛊之祸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武帝考虑的重心一直放在重立太子、并为太子准备辅政班底方面。征和三年（前90）六月，试图与李广利一起拥护李夫人之子昌邑王髆为太子的丞相刘屈氂被杀，李广利在前线投降匈奴，李氏家族夷灭。后元元年（前88）初，昌邑王髆死，死因不明。至此，昌邑王这个潜在的太子集团彻底覆灭。其时齐王闳已死，燕王旦、广陵王胥皆有过失，不能立，武帝乃不得不设法扶立幼子弗陵（钩弋夫人赵氏所生）为太子。《资治通鉴》综叙其事，谓：
欲立弗陵为太子，先杀其母，以去除母后干政之危险；复宠霍光，托以后事，甚乃以周公相期，皆为非常之举。而武帝布置甫毕，于后元二年（前87）二月乙丑立弗陵为太子；隔了一天，武帝即死于五柞宫。所以，武帝晚年，即使曾有改弦易辙、全面调整政策的想法，但实际上其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安排继位者，并为继位者准备辅政班底方面，也不太可能全面考虑并真正实施其政策调整。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试图进一步理清轮台诏颁发之前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武帝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所表示出来的追悔之情，尽可能复原轮台诏的本来面貌，然后去弄清轮台诏的真正意旨及其目的。换言之，我试图把轮台诏还原到武帝晚年政治与个人心境的特定背景之下去考察，更着意于看一个身居至高无上之高位的落寞老人，在丰功伟业的盛宴之后，面对着杯盘狼藉的残席，如何去反省自己，“复原”这场盛宴的准备、开宴以及走向残席的过程，找出某些让自己追悔的关节，去追问自己何以会如此。因此，我更关注从这个诏书中可以见出的武帝发自内心的痛悔之情，以及基本出自个人动因的、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纠正。换言之，我相信武帝的痛悔和改正错误的决心基本上是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表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受到武帝的人格力量是超乎寻常的，因为以帝王的威权与强大的国家资源，去成就丰功伟业，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难的却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否定自己的丰功伟绩，这种否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远远大于创建丰功伟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 如所周知，武帝的功业，大约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如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建封禅、礼百神等文化事业；二是“外攘夷狄，开疆拓土”，包括收两越、击匈奴、通西域、开西南夷等对外军事外交活动；三是“内修法度，立法建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政治军事措施，以及统一货币、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算缗钱等经济制度的改革。从以上的分析可以见出，武帝的痛悔，主要涉及信用方士、巫蛊事件之处理以及征和三年之役三个方面，并未涉及武帝朝政治的核心方面，而且提出的措施，也主要是策略性调整与局部政策性调整，并非国家大政方针的改变。尽管如此，轮台诏的颁布，仍然充分显示出武帝非凡的政治智慧和他自己的省察，这种省察，是痛定思痛之后的反省和觉悟，能达致这种觉悟，非有大智慧与大勇气者所不能为。朱熹说：“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志向远大，有所作为，这对于帝王来说，并不难；难在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而且公开地说出来。朱熹所说的“天资高”，也包括有足够的能力与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的“天资”，是最难能可贵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末，对武帝的一生作出了一个总概性的评价，说：
司马光所否定的部分，大多属于为政与事功；而其肯定的部分，则主要是武帝的个人品格，“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显然，在“晚而改过”这个问题上，武帝的个人品格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所出觚上书，一般认为是武帝遗诏的抄写本，据说是一个戍卒手抄的。抄本不全，文字舛误颇多，然其意仍大致可通解。抄本诏书文字云：
这当然不是遗诏的全文，文字也不会是原文，但从其语气看，仍可信是出自武帝之口，特别是“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终不复起”，“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以及“人固当死，慎毋敢佞”三句，显然出自垂死之人，而不会是代拟遗诏的大臣之手。 这份遗诏抄本，主要包括两个内容。其一，“谨视皇天之嗣，加增朕在。”这是给顾命大臣的，要求他们恭谨地看视、维护嗣君，“比我在世的时候还要用心”。其二，“善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圯，灭名绝祀。审察朕言，终身毋已。”这是给嗣君的，希望他善待百姓，赋役征科按照规矩；要选用贤士，亲近圣人之教（当指儒家），这样，天下的贤才士大夫就会为你所用；你只要尊崇圣教，敬奉祖先，就符合做天子的标准了。秦二世而亡，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前车之鉴。这份遗诏里也提出亡秦的问题，但显然是汉初以来君臣频频以秦亡作为鉴戒的惯常表达，在这里提出来，而且特别提到胡亥，不过是为了让幼年的嗣君更加悚惕而已。陈苏镇先生说：“从武帝为身后之事所做的精心安排来看，遗诏的基本思想，应当是要求昭帝及霍光等人继承他的事业，并继续执行他晚年定下的政策。” 我更注意的却是这篇遗诏里所透露出来的武帝个人对生的留恋。“我的病越来越重，现在要死了。我将要回到大地的怀抱，再也不能站起来。”“谁也不能永远活在苍天之下，永远在大地上行走。我的事业到此结束了。”这样感性的语句，写在遗诏里，大约也非武帝莫能为。“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一般理解为“告后世及其子孙”的内容，然细绎其意，更像是武帝的自言自语：“战战兢兢，非常害怕要去见地下故里的祖先了；回顾一生，并未有负天地的托付，所以不用愧对天地。死、生又有什么区别呢（更亡更在，或者可理解为‘死’与‘生’可以互相变换位置）？也许，在那个世界上，我也会如同生活在自己家里一样，就像仍然活在世上那样感到温暖舒适。人固有一死，又何必留恋这个世界呢？”佞，《说文》释作“巧调高材”，也就是花言巧语、假装的意思。“人固当死，慎毋敢佞”，意思应当是：每个人都要死的，就不用再花言巧语地想留在这个世界上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是，通篇遗诏里，流露出来的却都是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恐惧。“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人生如朝露，去日苦多，古今同慨。在死亡面前，帝王与庶民罪隶同归于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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