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籍：曲折的阶梯

关于人类文明史的定义中，文字与书写永远在最耀眼的位置上，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所有的记忆都只能通过口口相传传承，文字诞生以后人类文明史才真正起步，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书写的历史。从尖笔刻写的泥板、尼罗河畔的纸莎草、龟裂的牛肩胛骨、昂贵的羊皮纸、玛雅人的树皮和蔡伦改良的纸浆，到唐代出现的雕版印刷以及十五世纪中叶的古滕堡印刷术的发明，文化载体的进化让人类文明不断的变换出新的形式。关于人类社会到底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还是其实只不过是形式变化基础上的原地踏步，这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认知，但是书写本身的不断进步使得人类文化朝着更丰富、更多元、更广阔的方向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人都知道毕昇的活字印刷和蔡伦的造纸术，不过相比于造纸术在唐代经由阿拉伯人传遍世界的史学公认来说，中国的活字印刷还存在争议。其原因在于关于活字印刷的记载大多来自于沈括的《梦溪笔谈》，而且历史也上没有关于毕昇的印刷术大量使用的记载。也就是说，虽然毕昇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活字印刷概念并付诸实施的人，但是仅此而已。所以对欧洲人来说，就算这种印刷术是中国人的首创，但是改变欧洲历史进程的是金匠古滕堡重新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即使有着“剽窃”恶名的韩国人，其历史上发明金属活字印刷也的确是实事。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某某技术某某文化是我们的首创，但问题是即便是我们的首创，却也是往往在我们手中湮灭，而真正发扬光大进而影响世界的，却是别人的二次发明。就像足球，中国的蹴鞠运动起源很早，但是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却是世界公认的。

历史上最早关于书商的记载来自于埃及古典时期法老墓葬中的楔形文字碑文，其中提到一位从业者向一个悲伤的家庭推销他本人编辑的《死者之书》——一种阴曹地府的导游手册。而现存最早的书商形象则出现在《清明上河图》中，图中的商店业主站在柜台后面，将几册图书摊放在柜台上供两名女性顾客选择，他的身后的书架上摆放着待售的书籍。早期的书籍是奢侈品，公元六世纪中国发明雕版印刷之前，世界上所有的书都是手工誊抄的，费工费时，成本不菲，好在那个时候识字的人也不多。书摊就是书店的前身，在古罗马、中国、日本、阿拉伯或者中世纪的欧洲，摊贩在集市上将商品摆满地毯或者小推车，有些摊贩就以医书、历书、宗教读物、儿童读物以及永远畅销的色情话本为主要业务。这些书籍多数都是由摊贩本人抄写的，所以在书业早期，一个书商最大的财富是一手漂亮的书法。

文化是人类的一种必然需要，公元五世纪之前，罗马是欧洲最大的国际性都市，城市繁华，基础设施齐备，大量的公共浴室，公共厕所，广场，斗兽场等应有尽有，除此之外还设有许多图书馆。城市里的公共聚会场所会定期张贴报纸供公民阅读，那时候的富裕家庭经常会雇佣缮写员将报纸内容抄写回来供自己阅读。罗马的书商行业也很发达，书商兼做出版业，雇佣大量缮写员，这些缮写员中很多是识字的奴隶。古罗马历史学家西塞罗的密友阿提库斯就是当时著名的书商，他雇佣的众多抄写员可以在一天内抄完一本厚厚的书，因为产量高所以所以价格很便宜，普通人只要五个蒂纳尔就可以买一本书。城里的富户将拥有私人图书馆视为一种时尚。而当时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5万至10万种书籍——这在当时已经是个天文数字，因为试想以下，几乎所有书籍都是手工誊写的纸莎草手卷。埃及托勒密王室不遗余力帮助图书馆增加藏书，据说所有到达亚历山大港的船只都必须进行检查，发现书籍即可没收，由图书馆誊抄后将抄本还给原主人，原件留存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不是我们限制意义上的图书馆，它只对特定的人士开放，但是这反而成了书商们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他们贿赂馆员，偷偷誊录馆藏典籍，然后高价对外行销，当时的学者怒斥这些盗版书商“肆无忌惮”“厚颜无耻”。但是当后来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千万典籍被付之一炬后，唯有当年的盗版书籍得已流传后世，这实在不知该说是一种幸运还是讽刺。

古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始终没能再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权，随之而来的中世纪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一样，图书的文化传播被斩断，欧洲的经济倒退回自给自足的大庄园式经济，贸易停滞，罗马大道荒废，出版业、图书业和读者群几近消失。天主教会担起了社区建设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这个时候的知识操纵在基督教会手中，修道院是书籍的主要藏处，这是因为苦修的修士们除了必要的劳作与祷告有的是时间，他们能够大量誊抄宗教典籍，以便保存传承。所谓图书基本指《圣经》、宗教典籍和一些专供高层教职人员阅读的古典典籍。廉价的图书消失了，变成了覆盖着厚重山毛榉木质封面的，装饰着金叶、象牙、宝石的艺术品，这种华丽的泥金装饰手抄本开本很大，非常沉重，有时候还会用铁链锁在告解讲台上。

公元九世纪，中国的造纸术通过阿拉伯逐渐往欧洲传播，纸张的使用使书籍的成本大幅降低，而且轻薄的纸张让书籍能够记录更多的内容也更便于携带，于是书籍越来越多。到了公元十世纪，中世纪的黑暗逐渐散去，欧洲大学诞生，对图书的需求变大了，于是书商越来越多。当时的书商都有一套必备的行头，一个放置墨水瓶和蘸水笔的箱子，每一个书商既是书籍的抄写员，又是书籍的推销员，还是专业的缮写员。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业务就是承揽法律、商业、情书、信笺之类的业务，所以一个简易的书店也是一家缮写店。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古滕堡印刷术的发明。

古滕堡的印刷术与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运动可说是相生相伴，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马丁路德之所以没有变成罗马鲜花广场上的又一具焦尸，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刷术的发明，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古腾堡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十年间传遍整个欧洲大陆，却也正是得益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将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在威登堡教堂大门上，后来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宗教改革运动的起始点。其实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并没有号召大家起来革命，他只是以一个大学教师的身份，按照惯例，将辩论提纲张贴到教堂大门上，这个举动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九十五条论纲》的原名是《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其思想是对教会滥用赎罪券的反对，这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但是仅仅两周后《九十五条论纲》就传遍德意志，四周后各种译文传遍欧洲。六个月后路德本人在致教皇利奥十世的信中对《九十五条论纲》的冲击力也感到迷惑不解，他说：“我的‘论纲'为何比我的其他著作和其他教授的著作流传到如此之多的地方，这个问题。。。。。。”首次感受到印刷机的巨大舆论影响力的路德并没有意识到，实事上他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畅销书”作家，在1518到1525年间，他的作品占了所有出版的德文书籍的三分之一多。威力巨大的印刷机成就了马丁路德，也成就了宗教改革运动，可以说没有古滕堡印刷术就没有欧洲的宗教改革，就没有新教。

书籍的巨大影响力也造成从书籍诞生那一天起，磨难也同时伴随着它。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众所周知，那是秦皇暴政最臭名昭彰的证据，但是比这更大的文化浩劫在历史上简直罄竹难书。642年穆斯林哈里发焚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康乾盛世中著名的“文字狱”，以及梵蒂冈直到1966年才废止的《禁书索引》其本质都是“人心争夺战”的组成部分。其中也有例外，一千五百多年前，湖北省荆州上演了一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浩劫，南朝梁元帝萧绎在江陵城破之前，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这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史称“江陵焚书”。这场浩劫远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数量上来说，他焚毁了传世典籍的一半，后来直到盛唐时期，虽经官方皇室倾力收集，也只积累了七万多卷。从质量上来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的精华，他焚毁的是两汉以来，数代世纪积累的华夏大地上仅存的古典典籍。城破被俘虏后问及焚书原因梁元帝只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中国历史上的“书殇”多数是因为战乱，王莽之乱、董卓乱政、西晋八王之乱、黄巢起义、安史之乱、靖康之难、绍兴之难、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没有一次不是毁书无数，但是像梁元帝萧绎如此大规模的，官方性质的”焚书“，在整个世界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人们对书籍的赞美从来就不吝辞藻，很少有一件事像阅读一样几乎完全不存在争议，不管是实用主义的——视读书为充实谋生手段的必由之路，还是浪漫主义的——将阅读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有书籍就有书店，一些世界知名书店本身几乎成了那个城市的名片，例如日本的茑屋书店和台湾的诚品书店。还有一些书店，借着多元化的经营方式、时尚别致的风格设计、口口相传的病毒式营销成为知名网红，例如钟书阁、言几又和西西弗。而另一些书店则完全有赖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读书人的圣地，这其中的翘楚应该是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和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查令十字街84号因为海莲汉芙的小说《查令十字街84号》而走红，故事以书信体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汉芙和伦敦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经理弗兰克·德尔跨越了20多年的传奇书缘。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的故事背景正是查令十字街84号。而相比之下莎士比亚书店则更具有传奇色彩，这个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小小书店被誉为“文艺青年的乌托邦”，50年代这里曾是“垮派”作家的聚点，光是曾经流连于此的那一长串令人眩目的名字——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劳伦斯、庞德、拉赫博、纪德、格特鲁特·斯坦因等等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