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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从记录内容上看，包罗万象，从从桑农劳作到边怨闺愁，从土人风俗到军政王史。上至三皇，下至西周，春秋诸侯。那个时期还没有专职的诗歌创造者，所以属于群体创造，是群体智慧的结晶。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及幽厉之缺。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所谓无邪，就是雅正的意思，其感情的表达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非常符合儒家中庸的思想，喜怒衰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见，《诗经》确实经过了孔子及其弟子的重新筛选编订。这种典雅，中正，把握尺度，避免极端的审美也直接影响了后世诗歌中讲究含蓄蕴藉的风格。 关于《诗经》的来源，主要有采诗和献诗两种说法，个人认为这两种方法应该都有。《左传》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查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询于路。官师相规，工艺执事以谏。”可以说，《诗经》中有来自各个阶层的声音，反应了民间的心声，因为高度来源于生活，所以《诗经》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也是后来诗歌现实主义流派的源头。 孔子把《诗》《书》《易》《礼》《乐》《春秋》统称为六艺去传授弟子。当时孔子杏坛授业，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有七十二人。其中，孔子对《诗》的讲授更注重其政教功能，把《诗》当做外交理政，修身治国的本领。《论语.季氏》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说不学诗，外交辞令就匮乏。《论语.子路》也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说明了学会《诗经》是当时为官从政的基本素养。 当然孔子还提出了著名的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也是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兴者，起着引譬连类的作用，也启发人的意志。观是观察社会风俗之盛衰，也就是了解国情，民情。群就是多和人相互交流，多切磋学问。怨就是怨刺上政，对不合理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种兴，观，群，怨说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影响了后世文学审美观，后来韩愈的“文以载道”，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都可以看做这样思想的延续。 《诗经》中独特的风，雅，颂，体裁，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也引领和启发了后人的诗歌类创作。《文心雕龙.宗经》中说：“赋诵歌赞，则《诗》立其本”。叶夑在《原诗》中的源流说也认为《诗经》是诗词的源头，他说：“诗有源必有本，有本必有末。”可见《诗经》流响千古，泽润万代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荣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刘勰阐明了风和雅主要是反映并规刺民间风俗的，而颂是写给神明的，多写政绩伟业。 《文心雕龙.比兴》中关于“比兴”这样论述道：“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也。观夫兴亡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诗人比兴，触物圆览也。”他说明了比兴手法的应用能够形象说明事物的特点。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关于赋，在中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 《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也就是说赋的特点就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赋的这种风格在汉朝大赋中发展到了极致，汉大赋铺张扬厉，以铺张描写为能事，结构宏大，文辞富丽。此外，赋，也是后来的叙事诗的起源。 最早《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应该是最早的言志说。《毛诗序》中提出了诗歌中志与情的关系，丰富了其内涵。书中说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志和情的论述，奠定了诗歌的抒情特性。后来的陆机在《文赋》中也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此后的发展，诗歌成了人们感发志意，抒写情怀的最好载体。 一部《诗经》，不仅记载着先民淳朴的爱恋和记忆，也展现了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同时为后世诗词的创作提供了范本，奠定了抒情基调和写作手法。其魅力千载留香，滋养着一脉悠悠不尽的诗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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